现代学科专业理念的确立

2.现代学科专业理念的确立

“学科”主要指知识的分门分科，它的使用在西方可谓是由来已久。沙姆韦（David R.Shum-way）和梅瑟－达维多（Ellen Messer-Davidow）曾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说：“知识分门分科是由来已久之事。例如哲学的古典划分（逻辑、伦理和物理）和中世纪的三学科（语法、修辞、辩证）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13世纪以前，此文科七艺（seven liberal arts）涵盖了知识的划分，并藉着中世纪大学的课程结构一直持续不变。”他说，这些“科目本身被涂上了神圣的光环，是学习——全部知识的高峰——的必要先修。”而真正现代学科的出现是在19世纪，其基础是17和18世纪新建制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科学学会的形成。作者认为，“学会的成立标志了知识划分史上的突破.（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法国）科学学院（Academie des Sciences）没有执于个别的经院课程知识划分，而是全心研究整个自然，不单只是旧范畴上的物理（或称自然哲学），更包括了数学。伴随新领域研究而来的也是新方法：不再是经院论争而是‘实验哲学’。”新的科学虽然继续称为“自然哲学”，“可是分清了自然知识跟其他知识的界限，也就确立了日后专门化的可能性。”这一过程直到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成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现代诸学科始正式诞生。⁽¹¹⁾

现代学科在中国形成的时间非常短暂，可以说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几个世纪的历程。而其总体的步骤与西方却是极其相似，也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基础上开始的。在古代中国，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都带有未分化的特点，诗、学、书、艺就概括了全部。特别是自汉代以后，经学不仅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构成了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科举考试也不能离经叛道，对四书五经不能越雷池一步。尽管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去考察以往学术，我们似乎也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领域，但在其传统的形态下，这些领域只是被涵盖在经学之中。即使到清代，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具体领域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梁启超所谓“附庸蔚为大国”的格局，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仍从属于经学，而未能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冲击了中国社会文化及思想的同时，对中国的学科专业的新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知识划分史上的突破性标志也是各类学会的成立。特别是在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后，各类专业性的科学学会大量出现，更是分清了自然知识和其他知识的界限，为此后学科的专门化奠定了基础。也即随着西学特别是科学东渐的凯歌行进和经学的终结，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除了自然科学学科之外，诸如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也逐渐分化出来，在20世纪，这些学科甚至开始走向成熟。

当然，从学会本身来看，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在科学活动中，学会可算是“建制化，而非专业化”。学会不仅没有垄断全国的科学活动，也即并非所有从事研究的科学家都隶属其中，而且也没有控制大学里的科学。尽管20—30年代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学会都立志以研究机构自居，并且开始发展“规范组织知识所需的技术和策略”，特别是“以出版和发行科学杂志作为认可新知识的基本途径”，但却不能以此获取所需的研究资助以支持自己的研究计划，其非正式的属性亦影响了合作研究的成绩。因此早期的学会不能算是“学科规训的组织”。

正像到了18世纪，科学院建制在法国政府官僚体系中占一席之地一样，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第二次革命性的建制。“它的标志是一般性的博物学会渐渐式微，更专门的建制兴起和各个科学学科的专业标准同时建立起来”，其对科学的控制力也与日俱增，甚至“能够裁定谁是科学家”，以前的各类学会比较开放的禀性决定了它们“永远没有这样的官式控制力。”⁽¹²⁾而自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20—30年代中国各种新兴的教育机构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由此引发的社会转变更为这些新学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研究在大学里的开展，一方面推动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另一方面还进一步以科学研究的专业组织联结起了各地分散的学者。他们支持的期刊提供了有关学科评估学科研究成果的途径，甚至能够在这些期刊发表本身就是一种肯定性的评价。

可以说，20—30年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出一个全新的现象，那就是学科专业理念在中国的首次出现，学术独立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令许多科学家感到欣喜不已。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说：“在中国的学术现况下，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科学，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么该学科可以成为独立。”那么，这种学科独立以及专门化有没有形成呢？吴有训接着说：

国内近年来在学术上的进展，有两点很可表示中国的学术是慢慢的趋向独立。第一：以前国内大学的教师，资格很是随便；只要是聘留学生，似乎都可以教，结果当然不免有些缺点。现在大学聘请教师，不但要问所学的专门学科，且须顾及已发表的研究工作及其价值。此种转变，不是偶然的结果，必须国内有了独立的工作，留学生的地位才自然的被重行估定。一个学科在国内独立的程度愈高，在国外专攻该科者所受的估定，也自然是愈加严厉。第二，以前的国内学术团体，大多具包罗万象的性质，如中国科学社、学艺社等，现在则各种专门学会均次第宣告成立，且每一学会之主要任务，为发刊相关的专门学报，以登载国内研究工作的结果。所以近年来，中国人的学术工作足资国外引证者，也慢慢地增加起来。⁽¹³⁾

至于知识生产的专门化及期刊作为有关学科评估问题，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24周年纪念日时，从学科独立角度就特别提到，比如清华大学除了发刊《清华学报》外，还有《理科报告》第一种与第二种，“《理科学报》发刊的原意在发表理工两院的研究成果，与外国相关的学术界通消息，所以发表的论文必须有点新东西，《理科报告》第一种专载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及工程的论文，第二种专载关于生物及心理的论文。”⁽¹⁴⁾

学科专业理念在中国的确立，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国的学术传统与西方的学术分科制度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学术以史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以历史叙事为主要的话语形态，不注重逻辑上的合理性。科举制度要求举子掌握的辞章义理，通达古今之变、天人之际，无所不包，的确非常综合。而西方分科制度下的学术则表现为科学叙述，强调逻辑合理性。西方学术分科制度在中国的出现，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变革作用。但是，我们又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社会变革的急剧性，使得中国当时又无法进行深入的反思，以致在学科界限划清的过程中，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学术规范，甚至有的将学术规范等同于划清学术界限，以致于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不断地产生矛盾，甚至一味地追求应用科学的发展，人为地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相割裂。其导致的结果是，某些学科固然可以很专门化，在一个专门的领域内可以按照一定的学术传统把研究做得非常深入，这虽然有必要，但代价却是使科学家变成了仅仅是这一领域内的专家、匠才，丧失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品质，或者说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致教育就是要培养分门别类的专家，缺乏一种完人教育和天才教育，这又成了其后中国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