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众的科学素养问题

3.社会民众的科学素养问题

一般认为，民众科学素养是指社会民众对科学技术的最基本的理解水平。基本科学素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科学知识的基本理解；

（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的基本理解；

（3）对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基本理解。达到了这三个基本标准就可以被认为具备了基本科学素养的水平。其理论依据是，国民如不理解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了解传播媒体中的科学技术信息和知识；如果国民不了解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就会受到迷信和伪科学的欺骗，导致整个民族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而不知道科学对自己生活、工作和社会的影响，那么在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就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参与其中。可以说，科学素养是一个综合的指标，除了科学知识以外，还包括对科学报道的感兴趣程度和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和渠道、对科学家的看法等。

关于20—30年代中国社会民众的科学素养，因限于笔者的学识和史料，再加上无法如同现实问题那样进行实际调查，对各项指标进行计量研究。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某些相关因素作一些初步的把握和分析。

首先，在科学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民众科学素养已有很大进步。这从当时科学教育的发展以及科学刊物等的发行等方面，得到证明。卢于道在1934年曾撰文讲到，由于科学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事业在文化界已成很普遍的事情，社会上的科学意识也比以前有了显著的进步。各种书籍和刊物的发行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儿童科学读物，就有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少年科学》杂志，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儿童文库》内关于科学的小书；中学生读物有商务发行的《中学自然研究丛书》；其他关于最近各国出版的通俗科学书籍，如Jeans的《神秘的宇宙》、《宇宙之大》、《科学的新背景》等，以及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等均已由商务、开明等书局译成中文出版，可供大学生及普通民众阅览。关于通俗的科学杂志也有很多办得很好的，甚至普通的日报，如《大公报》也有《科学副刊》出版。据此，卢于道认为，民众的科学素养已经是今非昔比，科学化运动已经达到一定的目的，“我们既引为同志，亦引为庆幸，盖如此继续进步，国内科学在不久之将来，不难普及于大多数民众了。”⁽⁹¹⁾

其次，民众科学素养总体上依然极其落后。我们还是引用卢于道的文章。他说就民众的科学素养状况，可以从文字的和非文字的两方面来看。就文字的方面而言，虽然各种通俗的科学读物如书报之类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以我国识字人数而言，大约占全国人口的20%，也即应当有8000万人可以读这些出版物。但就他估计，当时中国任何通俗科学读物都未能销至8万份，即使以8万份而言，也只有全国识字人数的千分之一。再从非文字方面看，以我国人口有80%不识字情形，这种非文字工作较文字方面为更重要，它包括演讲、电影、展览会等，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博物馆，当时中国的博物馆数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连中央稍具规模的博物馆，还处在筹备之中，全国的缺非文字的通俗教育状况也就可见一斑了。

民众接受教育的状况是考察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当时中国民众接受教育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所发表的《民国统计提要》所载，全国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1932年度约有4万人，也即每1万人中有一人受过高等教育，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7311名，1934年为7552名。在教育部1935年编制的26个国家高等教育对比一览表中，中国排在最后，1934年每万人中只有0.88名大学程度的学生，正在中国前面排在第25位的是土耳其，该国在1928年（凯末尔政权的第5年）每万人中有3名大学生。⁽⁹²⁾《民国统计提要》还表明，曾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大约有65万人，约700人中有1人。全国人口即以4.5亿计，则有4.4亿多未曾受过中等教育及中等以上的教育。而只受过小学教育者，恐怕连许多通俗科学读物也不能了解，而那些未能受过教育及不识字的人就更不用说了。⁽⁹³⁾由此可见，科学普化工作的状况和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民众科学素养的水平。

再次，当时人们的读书风气和时尚仍未彻底走出重文轻理的局面。时人分析说：“今之一般学者，与进习专门学科时，常群趋于文、哲、艺术、政治、法律方面，而视科学为畏途。其原因固非尽出于升官发财之想，乃自幼缺乏科学观念，少受科学训练，固不明个中真象，咸认科学皆极艰深难晓，为避难就易，恶劳喜逸之念所驱使，遂不假思索，毅然走入文、哲、政、法之途（此话谅为大多数人所公认）。”⁽⁹⁴⁾这其中指出了当时的读书风气，并指出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旧观念影响下畏惧科学的倾向。

时人揭示的另外一个现象是自五四以来仍存在严重的重文轻理的时尚。学者简贯三指出：

五四时代，时髦的学者教授们，多半闭口哲学，开口文学，红楼梦忽走红运，易仆生立地成佛，杜威哲学成为家常便饭，哲学新著的三部曲（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古老的文化城大出风头。当时虽说有人高呼“拥护赛先生”，但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赛先生只得呼一声“倒霉”而去。“文哲”为什么像热包子刚刚出笼受人欢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为什么像一副鬼脸子受人冷视？简单的原因，提倡新文化的公子哥儿们，多钟情与文学、哲学，而文学、哲学又似乎比自然科学容易恋爱，所以面目冷酷、专讲定理的自然科学在当时没有和文学、哲学争风的资格。即使偶尔想变变口味去照顾一下科学，不过是名义上借用科学方法，而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故纸篓里的东西，所谓自然现象还是孤零零地没人问津。你看：“花儿、月儿”的新诗。“蔚蓝的天空”一类的小说，似乎美不胜收；可是“自然科学的创作”就寥若晨星。⁽⁹⁵⁾

简贯三由此得出“五四以来的读书趋向重文哲，轻科学”，这无疑大大影响了社会民众的科学素养的形成。而到日本全面侵华以后，科学素养在社会民众当中就更无法形成了。简贯三接着说：“近几年来，日帝侵略，局势变化，青年学子心内充满着民族解放的活力，全身淌着奔走国是的热汗”，这就更“无闲情逸致的好好读书与研究科学，于是读书与科学又在这样局势下，大受顿挫。”⁽⁹⁶⁾在这种读书趋向和时尚的影响下，科学素养自然很难真正形成。据统计，1938年的招生考试，数理化三科的成绩，每科分数均在40分以上的竟不到十分之一。⁽⁹⁷⁾试想，直到1938年，全国的青年学子自然科学的程度如此，那么，30年代中国整个社会的科学程度和素养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