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国前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文化缺陷
由于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推进，也由于在这一社会大变动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竭力提倡和推动，中国近代科学经历了不断发展的演进历程。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可以把这一历程大略地概括为以下三个重要阶段：一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引进时期；二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倡扬时期；三是科学研究及科学中国化探索时期。(121)近代科学在中国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了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及取得的历史成果。
然而，纵观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历史局限，反过来又限制了中国近代科学的真正发展。
（1）缺乏统一的中央政府的领导，社会动荡，使其发展呈现分散性、民间性和盲目性特点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外发型现代化，也即中国社会内部缺乏自身走向现代化的内在条件，而是需要外力推动自上而下地开展。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科学化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化以及科学的发展，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是其必要条件。因为正如一些西方现代化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所有先发展的国家所取得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成就，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一步地取得的，更多地表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而后来者则不能按部就班地获得这样的进展，各方面的进程必须同时进行，而更多的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进。因此，这种同时进行的任务很难由民间的私人单位来承担，而要由政府来介入这些行动。(122)所以，现代化的统一的中央领导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全面推进科学化以致现代化的基本的前提条件。(123)
但是，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被西方用坚船利炮强行纳入近代科技体系之后，虽然一批又一批先进人士认识到引进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晚清政府却对外来的冲击反应迟钝，麻木不仁，未能成为科学化和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化政府，以致失去了发展近代科学以致现代化的良好机遇。而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由于建立了脱离中国国情的资产阶级共和体制而昙花一现，进而进入军阀混战时期。此后的国民党政府又实行封建的法西斯体制，搞内战，又无法承担其推动中国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分散性、民间性和盲目性状态。正如一些科学家后来所认识的一样：“中国科学界为旧的社会条件所限制，只能着重在自身个人的科学修养，问不到，也不去问，自身的社会效用的问题。”(124)竺可桢在1950年反思旧中国科学发展问题时也说：“过去中国科学界贡献之不能更为美满”，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把科学作为装饰品，使经费仅足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科学研究，徒有虚名，”加上社会不稳定，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的实行侵略，使大学与研究中心，迁移跋涉不能安居，甚至轰炸焚毁，宝贵的仪器书籍，因之散失；”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又导致科学不能真正为社会服务，“科学界中本位主义的存在，甚为普遍。”(125)缺乏统一的中央政府的领导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致使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出现分散性、民间性、盲目性，极大地限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这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文化缺陷。
（2）科技发展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现象严重
与缺乏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相联系，中国科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不明，目标方向不明确，由此科学发展不可能与社会实际尤其是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相结合，而社会对科学的重要性也就认识不足，对科学的要求也不强烈。因此，科学发展与社会相脱节的状况非常严重，这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又一文化缺陷。科学发展与社会之需求本是紧密相连的，科学发展必须要有社会需求作为动力；而科学又必须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近代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对科学认识不足，也就缺乏对科学发展的推动力量；而科学界又未能主动为社会服务并创造社会需求。这种普遍而又长期存在的脱节，自然严重约束了科技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3）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孰轻孰重的矛盾争论未能得到正确处理
由于科学与社会的脱节，又导致了科学自身发展上的困境。30年代前后中国科学得到了近代以来的一次重要发展，但是，在科学发展的方向问题上，特别是在关于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之间地位谁轻谁重问题上却发生了严重矛盾，也成了当时中国科学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在近代中国，人们对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科学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认识有着严重分歧。对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这一在西方科学发展中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近代中国一再被提起，不仅反映了中国科学发展中的救国特色，而且也反映了中国科学发展道路探索的艰难历程。
（4）近代中国科学本土化远未完成
科学与实际相脱节，科学发展的目标不明，为中国社会实际服务的方向未能确定，进而又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本身的本土化严重不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前，倡导者们极力引进西方科学，通常被称为中西科学间的融通，而实际上这种融通并不存在，准确地说只是西方科学的移译和介绍。20年代以后，科学本土化的努力虽已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远未完成。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科学仍然主要属于翻译和介绍的科学，远不是本土化的科学。
（5）社会民众科学素养低下，科技意识仍然极其薄弱
由于科学发展与实际相脱节，科学不能为社会服务，科学本土化严重不足，科学社会化远未完成，因此，社会民众的科学素养极其低下，社会科学意识极为薄弱。
第六，思想界唯科学主义发展反过来又限制着科学的健康发展。
与社会民众科学意识低下状况相反，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思想家那里，科学却又成了在“打倒孔家店”之后的新偶像，“赛先生”成了“赛菩萨”。这又反过来限制着科学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即尽管中国科学的组织和制度还并不健全，科学研究的成就还很有限；也尽管中国近代还有数亿文盲对科学一无所知，但“科学”这个抽象笼统的“词”，在思想家那里却已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出现了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很复杂，在早期由于唯科学主义迅速地提高了科学的社会声望，有助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成长。然而，唯科学主义对中国科学事业又有着消极影响，中国科学家们后来未能及时与唯科学主义运动相分离，而唯科学主义对科学又抱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的期望，中国科学家大多极其信奉“科学救国论”。尽管科学家们有的也在追求“学术的独立”，而且认为中国的学术也在“慢慢的趋向独立”。(126)但由于唯科学主义的功利主义影响，中国科学在近代很难真正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必要的自主性，很难抵御来自社会的干扰；同时还导致了“学”与“术”相脱节的现象，重“术”不重“学”，以致理论科学不发达。这一切都限制了科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所存在的以上诸多文化缺陷，预示着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在旧的形势下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中国科学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历史对中国提出了新的发问，需要新中国做出新的探索和回答。新中国的科学及其文化发展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
【注释】
(1)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1935年。
(2)《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报》第4号，第25页。
(3)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1935年。
(4)任鸿隽：《科学与教育》见《科学通讯》中国科学社出版，1934年1月。
(5)王季梁：《发刊辞》载《科学画报》第1卷第1期，1933年版，第1页。
(6)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第58页。
(7)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第58页。
(8)顾毓琇：《工程教育与中国》见顾毓琇著：《中国科学化问题》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1936年。
(9)《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载《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1日。
(10)《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载《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1日。
(11)《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第二期工作计划大纲》，见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中国科学化问题》第258页1936年1月。
(12)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中国科学化问题》第249～258页1936年1月。
(13)陈有丰：《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进行方向和途径》载《科学的中国》第2卷第5期第4页。
(14)《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见《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第1页。
(15)顾毓瑔：《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动向》载《科学的中国》第6卷第2期，第3页。
(16)王季梁：《科学画报发刊辞》载《科学画报》第1卷第1期1933年8月1日。
(17)林语堂：《科学与小孩》载《科学画报》第1卷第3期。
(18)陈贻尘：《什么叫科学化》见陈贻尘《科学化小言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出版1936年版。
(19)陈贻尘：《生活怎样科学化？》见《科学化小言论》。
(20)孟广照：《社会科学化》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报》第2号第1页。
(21)1938年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刊迁至湖北汉口发行《科学的中国——战时半月刊》，“纯本科学立场，阐明战时的一切科学现象”，“籍以灌输国人十万火急的战时科学知识，希望达到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行特刊？》载《科学的中国》战时特刊第1期第2页1938年1月），战时特刊从1938年元旦出版至1938年5月停刊，共出九期。同时，前面十期会刊还包括有国防专号，体育专号、自卫专号及手工业专号各一期。
(22)转引自彭光华：《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创建、活动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
(23)《枙科学世界枛投稿简则》见《科学世界》第3卷第2期，1934年封二；《枙科学的中国枛投稿规约》见《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封三。
(24)沈其益：《十九年来的枙科学世界枛》载《自然科学》第1卷第1期1951年版，第10页。
(25)王季梁：《发刊辞》载《科学画报》第1卷第1期1933年版，第1页。
(26)季梁：《本报一年来之回顾》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1期1934年。
(27)《科学今后之动向》载《科学》月刊第19卷第1期1935年。
(28)《科学与中国序》见《科学与中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1936年5月。
(29)转引自彭光华：《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创建、活动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
(30)转引自彭光华：《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创建、活动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
(31)罗霞天：《科学化玩具展览会的意义》载《科学的中国》第5卷第6期。
(32)张永康：《中学生之理科成绩》载《科学的中国》第3卷第11期。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第4～7页。
(3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第82～97页。
(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第113～120页。
(37)顾毓瑔：《中国工业的发展与科学化运动》载《科学的中国》第2卷第3期1933年。
(38)吴承洛：《标准化运动之过程及其对于工业革命经济统制与科学化运动之影响》载《科学的中国》第2卷第10期。
(39)梁潜翰：《中国工业内在的症结》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1934年。
(40)分别见《福建省建设报告》（矿务）、《福建省建设报告》（农林、测候）、《福建省建设报告》（水稻试验）1935年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7辑 （台）文海出版社出版。
(41)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载《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
(42)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
(43)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载《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
(44)胡刚复：《科学研究与建设》载《科学》第19卷第11期1935年。
(45)任鸿隽：《科学概论》上篇中国科学社丛书之三。
(46)有关孟禄的意见详见袁希涛：《庚子赔款退还之实际与希望》见《庚款兴学问题》上海教育编译馆1935年4月第1～34页。
(47)转引自杨翠华等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出版1991年第312页。
(48)转引自杨翠华等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第312页。
(49)杨永昭：《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载《科学画报》第1卷第18期1934年。
(50)杨永昭：《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载《科学画报》第1卷第18期1934年。
(51)戴安邦：《今后中国科学教育应注意之数点及问题》载《科学教育》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
(52)阳江、梁心著：《科学救国与专才救国》日新舆地学社出版1932年。
(53)吴稚晖：《科工救国》载《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第1卷第2号1934年。
(54)李佩珊：《评价一本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学史》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
(55)赵曾珏：《科学与技术》“自序”中华书局1938年。
(56)赵曾珏：《科学与技术》中华书局1938年第192～193页。
(57)顾毓琇：《科学可以救国吗？》见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中国科学化问题》1936年版，第48页。
(58)顾毓琇：《中国科学化问题》第15页。
(59)顾毓琇：《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载《独立评论》第33号1933年1月1日。
(60)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号1935年。
(61)该文发表于《独立评论》第38号上。转见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号1935年。
(62)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
(63)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
(64)卢于道：《科学与社会》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5期1934年。
(65)卢于道：《科学与社会》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5期1934年。
(66)心君：《科学应用的流弊》载《科学画报》第7卷第4期1934年10月1日。
(67)心君：《科学应用的流弊》载《科学画报》第7卷第4期1934年10月1日。
(68)1934年修改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章程》之“修改章程弁言”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
(69)胡先骕：《论社会宜积极扶助科学研究事业》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2期。
(70)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71)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72)《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73)《厂务月报》第2卷第2期，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74)胡先骕：《论社会宜积极扶助科学研究事业》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2期，1934年。
(75)胡先骕：《论社会宜积极扶助科学研究事业》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2期，1934年。
(76)卢于道：《科学与社会》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5期1934年。
(77)卢于道：《科学与社会》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5期1934年。
(78)秉志：《吾国科学发展之障碍》载《科学画报》第2卷第7期1934年。
(79)张洪沅：《研究经费与工商业》载《科学画报》第3卷第19期1934年。
(80)张洪沅：《研究经费与工商业》载《科学画报》第3卷第19期1934年。
(81)张洪沅：《研究经费与工商业》载《科学画报》第3卷第19期1934年。
(82)余光烺：《枙科学教育枛发刊词》载《科学教育》第1卷第1期金陵大学理学院出版1934年3月。
(83)周厚枢：《介绍科学教育季刊》载《科学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
(84)周厚枢：《介绍科学教育季刊》载《科学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
(85)魏学仁：《认清科学教育目标》载《科学教育》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金陵大学理学院出版。
(86)施谦：《浙江中等学校学生在学时兴趣、毕业后出路、与服务时生活状况之调查及其意义》浙江省教育厅出版，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87)戴安邦：《今后中国科学教育应注意之数点及问题》载《科学教育》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
(88)魏学仁：《认清科学教育目标》载《科学教育》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
(89)胡宓生：《我国中等学校理科学程一部之商榷》载《科学的中国》第4卷第1期1934年7月。
(90)胡宓生：《我国中等学校理科学程一部之商榷》载《科学的中国》第4卷第1期1934年7月。
(91)卢于道：《中国之科学化运动》载《科学画报》第3卷第24期1934年7月。
(92)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部分，“表”，第2～3页，表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表上所列年份从1928—1934年；与中国和土耳其相比，美国（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1万人有大学生9人。
(93)卢于道：《中国之科学化运动》载《科学画报》第3卷第24期1934年7月。
(94)张国维：《普及科学教育应先扩大科学宣传及训练》载《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7期1933年。
(95)简贯三编著：《科学运动与反读书思潮》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27页。
(96)简贯三编著：《科学运动与反读书思潮》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27页。
(97)简贯三编著：《科学运动与反读书思潮》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25页。
(98)20—30年代中国科学家大多是年轻一代，这是当时所特有的现象。如果我们对此与其后的一些科学家群体作一对比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有研究者对1949年以后的总计877名科学家的年龄分布进行了统计：
(99)有些关于科学家的区域分布现象此后一直延伸下来都是如此。如有研究者曾对1955—1980年的468位学部委员进行出生地的统计，发现在468位学部委员中，共有259位分布在苏、浙、粤、闽四省区，约占统计总数的55.3%，其次是上海28人，河北27人，山东21人等，而河北省则主要是地学部委员较多，河北省的27位学部委员中，地学部委员有14位，占其总数的51%左右。（参见：李福堂《中国现代科学家出生地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6期）。
(100)李福堂：《中国现代科学家出生地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6期。
(101)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1—1863年）.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208页。
(102)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请奖片》光绪十年一月初五日见《清末海军史资料》第394～395页。
(10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55～157页。
(104)何伯言：《人事行政之理论与实际》中正书局1948年版，第85页。
(105)赖善卿：《蝉声琐墨》福建松溪印刷厂1994年版（内部发行）第73页。
(106)江西萍乡县政府统计室：《萍乡统计》（1946年）第52页。
(107)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108)王大明：《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
(109)Who摧s Who in China.1918—1950，with an Index compiled by Jerome Caranaugh，chinese materials center，Hong Kong，1982.
(110)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111)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112)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格致汇编》，1876年版，第10页。
(113)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湖南传忠书局，清同治光绪年间，第170页。
(114)（清）沈毓桂：《韦廉臣先生传·匏隐庐文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
(115)中国科学社最初的社章就规定，每一股东以购三股为限，任一股东的入股与转股均须经科学社认可，“这就预防了有力而又别有用心者的霸道横行，从中捣乱。”（张孟闻：《中国科学社史略》载《文史资料选编》第92辑）。科学社总章还规定，赞助社员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见《中国科学社总章》载《科学》第2卷第1期1916年）。因为赞助社员是仅仅从物质和金钱上给予较多赞助，经一定程序入选的社员，多为军阀官僚或社会富豪，并不一定有意于科学。社章这种规定，用意可见一斑。
(116)《科学》发刊例言称：“本杂志专述科学，归以实效。玄谈虽佳不录，而科学原理之作必取，工械之小亦载，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发刊例言》载《科学》第1卷第1号1915年）。
(117)中国科学社创立时没有经费，广大参加者毫不吝惜地捐献了公费，仅筹集到400美元作为创建总社的基金，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也没有改观，研究员没有薪给。社本部迁到国内后，任鸿隽等为筹集五万元活动基金而“沿门托钵”。《科学》杂志发刊没有经费，全靠穷学生节衣缩食，凑钱集股。又如1922年秉志等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创建生物研究所，草创经费仅240元。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科学家采集标本，购置图书，添置仪器。在极其困难中从不停止对科学的探索，为促进科学事业发展，锲而不舍，“研精覃思”，废尽心智的事迹比比皆是。
(118)丁文江曾极力鼓吹“少数人”从政和他自己恋恋不舍政治也许正说明了这一点。丁文江在听朋友说一件科学工作计划因受了政治影响而遭夭折的事后，曾慨然地说：“你们老问我为什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见李济：《怀丁再君》载《独立评论》第188号）。
(119)约瑟夫·本：《科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赵佳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20)郭正昭：《“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1914—1935）》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2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9页。
(121)关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有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毓琇就把从洋务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发达史”分为坚甲利兵、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4个时期（顾毓琇：《中国科学化问题》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1936年1月第40～47页）；40年代后期，卢于道曾把五四时期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的进展”分为译述、研究和反省3个时代（卢于道：《三十年来我国科学的发展》《民主与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45年第12～15页）；董光璧区分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两重含义，把1582年至1991年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启蒙、形成和发展3个时期（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0～12页）；杨振宁着眼于中西比较，把1400—2000年中国的科学发展分为科学落后于西方、抗拒引入西方思想、急速引进现代科学、开始加入科技竞争4个时期（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科学》第47卷第1期1995年版，第11～17页）；海外学者詹姆斯·里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提出1840—1895年的科学与自强、1895—1927年的中央政权空白、1927—1937年的南京十年、1937—1945年的战争4个时期，从化学入手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变化。（James Reardon-Anderson，The Study of Change：Chemistry in China，1840—1949，Cambridge/New York/Port Chester/Melbourne/Sydn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这些都展示了审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不同角度。
(122)M·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749～752页。
(123)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122页。
(124)《科学通讯》（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1949年7月11日第1期。
(125)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科学通报》（中国科学院）1950年第1卷第2期。
(126)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工作》见《科学与中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1936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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