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3.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新中国科学机构的建立，科技人才的团结，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但是，新中国科学技术究竟如何发展，走什么道路？这是科学发展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开始了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艰辛探索。

（1）党中央重视科技发展道路的探索

早在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指示具体阐述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项基本任务：

（一）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1）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结合，纠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2）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3）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和集体性，建立并加强各学科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研究人才：（1）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俾能把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2）与各大学及其他专门人才训练机构保持经常的联系，互相协助，统筹专才的训练。（3）调查全国科学人才，予以有计划的分配和补充。（4）号召并协助留学国外的科学研究人员返回祖国，为祖国服务。

（三）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1）暂以自然科学为重点，先就原有的基础，把过去彼此独立的性质相同的研究机构合并起来，并逐步加以充实。（2）广泛征求财经工作部门的意见，并与其建立密切的联系，一遍按照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选定研究重点，建立地方工作站，集中力量解决实际问题。（3）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并发展目前尚无基础而为国家建设所急切需要的各学科的研究工作。⁽²⁹⁾

这一指示是新中国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对中国科学发展道路的最初把握。其突出特点就是科学研究必须为人民服务，要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结合；要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形势，吸收国外科技进步的成果，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同时要调整和充实研究机构，培养并合理分配科技研究人才。

1951年3月5日，政务院又作出了《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以便计划与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该“指示”规定：“各部门所举行的各种专业会议，凡与科学研究有关者，应邀请科学院派专人参加，并将会议主要内容尽早通知科学院，使有时间加以研究并在会上提出意见。”“各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构，在制定研究计划时应与科学院取得联系，并定期将研究情况报告副本送至科学院，以便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事业获有全面了解。科学院应尽量给予各部门研究机构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与协助。”“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宣传中国和外国科学研究的成果，并建议各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采择应用，或建议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对于这些成果的进一步研究。”“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调查各生产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力求使自己的和全国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计划适应这些需要。”⁽³⁰⁾这进一步强调了科学院要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中，又强调各级经济领导部门和各厂矿单位，应“大胆地，大量地从有生产经验、有工作能力、有发展前途而在政治上又忠实可靠的先进技术工人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提拔干部。”同时强调“必须大力培养、训练新的技术工人和新的技术专家。”认为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决定》要求在五年之内，除了现有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之外，在工业、运输、地质、建筑等方面，还需增加大约三十万新的各级技术人员和一百一十万新的技术工人。为了及时满足国家建设的这一日益增长的需要，全国现有的工业、运输、地质、建筑等方面的高等院校、设有工科的高等院校及中等技术学校，必须有计划的予以扩充和加强，并应视条件的可能，举办更多的中等技术学校，大量招收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及抽调一批在职干部入学，加以系统的培养和训练。《决定》强调：“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来训练大量的工业建设干部，不积极从工人队伍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我们就将不能前进。”⁽³¹⁾这无疑是建国初科技人才发展方面的宣言，是科学发展的号角。

1953年，中共中央要求各部门党组向中央做一总结过去工作、制定今后任务的报告。11月19日，中科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当前科学工作的方针、任务和重点。《报告》提出，科学院将组织力量支援国家工业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有重点地进行自然条件和资源的调查研究；相应发展基础科学以使之成为支援国家建设和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力保证，尽快充实那些生产上或学术上迫切需要的薄弱或空白学科；设法加强社会科学方面的力量。并从多方面提出了实施意见。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于1954年3月8日作了长篇批示。并将《报告》和《批示》同时在党内转发。《批示》阐明了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大力培养新生的科研力量，扩大科研工作队伍，是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环节；首次提出了包括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及产业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进行分工合作的科研工作体系，初步勾勒出了由政府通过计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国家科技体制的蓝图。可以说，这个《报告》和《批示》是中国科学院后来若干年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也是中共中央在科技方针政策上，在中国科技发展道路探索上的一份奠基性文件。

（2）向苏联学习，加强中苏科技交流与合作，是中国科技发展道路探索中的重要方面

中国科技基础薄弱，经验缺乏，因此，学习外国尤其是学习苏联科技及其发展经验，是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初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就要求科学院要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但当时国际形势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只能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先进者学习。而苏联比中国早30多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科学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向苏联学习，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条“最平直、最接近、最宽阔的大道”（郭沫若语）。1953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强调：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³²⁾

为了学习苏联，从1951年8月起，各高等院校和中科院就开始向苏联选派留学生，尤其是1953年以后开始大规模的选派留苏学生。到1953年，我们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700多名。为了向苏联学习，中国科技界还形成了学习俄语的热潮。当时，仅中国科学院就有93.2%的人学习俄文，有73.5%的人能够阅读俄文科学文献，有26.8%的人能够进行翻译，各研究单位共翻译了1500万字的俄文科学文献资料。而且学习苏联科学的热情一年比一年高涨。据统计，1954年1月到4月，中国科学院俄文书刊借阅总数，为1953年同一时期的5倍，为1952年同一时期的50倍，东北各研究所俄文书刊出借阅读的一般都占出借图书总数的60%上下。许多经常到野外工作的研究人员，也都用各种方法克服困难，进行苏联文献和俄文的学习。⁽³³⁾一时间，生物学中的米邱林学说、李森科学说；土壤学中的威廉斯学说、心理学中的巴甫洛夫学说等等科学理论，成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谈论与学习的重要理论，并且开始运用于实际的研究。

1953年3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由19个学科的26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由钱三强为团长的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他们访问了苏联78个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11所大学，以及许多工矿、农庄、博物馆、天文台，听取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特别为中国代表团组织的7个全面性的报告，广泛接触了苏联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了解了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学习了苏联组织和领导科学的经验，就中苏两国科技合作问题交流了意见。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对于我国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全面引进苏联科技管理的经验和模式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中科院学部的建立以及我国第一个科技长远发展规划的制定起了直接的作用。

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苏双方互相提供科学技术资料、互相聘请技术专家、互相接受实习生与留学生和互相接待技术专家考察专家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1955年4月到6月，苏联派出以科学院院长、著名冶金专家巴尔金院士为团长的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参观访问，在全国各地做了多次学术报告和科普讲演，参加了多次座谈会，还向我国科学院及有关机构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这一切都对我国科学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苏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不仅中国派出大量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先后派出1000多科技界考察专家赴苏联考察学习，而且苏联分期分批派出专家数千人次到中国指导科学技术工作，累计向中国提供资料8400多项。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政府援建我国156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填补了中国重工业的空白，改善了工业的部门结构，完善了中国的科技布局。

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时虽然提出向苏联学习，但并不排斥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提法错误的指示》。《指示》强调社会上“流行颇广的”“技术一边倒”口号“是不恰当的”。因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我们提倡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广大范围内已经达到世界上最高水平，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的应用能够充分顾及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经济的全面利益和工人的安全，同时也因为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才能无私地给我们以技术上的帮助。”《指示》进而明确指出：“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³⁴⁾当然，尽管如此，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还是出现照搬苏联模式和排斥西方科学的倾向，照搬苏联科学的体制甚至苏联的科学思想，这为后来中国科技的发展出现曲折留下了后遗症。

（3）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技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为国家建设服务，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这是新中国科技政策的总方针之一，也是建国之初对中国科技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成果。

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指出“过去我国科学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上虽然也有若干的贡献，但是由于反动政权和反动思想所加于科学的束缚，由于种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以及科学工作者主观上的弱点，我国科学始终没有发挥为人民服务的功能。”因此，新中国的科学院必须“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结合，纠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³⁵⁾为了推进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实际的结合，1950年，政务院先后通过并颁布了《关于奖励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以及《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1951年3月，政务院进一步发布了要求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指示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调查各生产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要求，并且力求使自己的和全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计划适应这些需要。”⁽³⁶⁾1954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所做的批示中，更是明确具体地指出：“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则视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负责审查科学院、生产部门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的计划，以便解决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分工与配合问题。”⁽³⁷⁾紧接着，政务院又下达了《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造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以此“鼓励一切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及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以及一切从事有关生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³⁸⁾可见，使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一贯方针。

新中国的科技界也以极大的热情，从原来狭隘的个人主义小圈子中走出来，转变观念，瞄准新方向，积极投身到与社会实际结合的前沿阵地。早在1950年，中国科学院刚成立不久，“为了纠正过去科学研究脱离实际的弊病，在研究工作上特别强调联系实际的方针，尤其注重发展与国防、工业、农业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如，关于国家自然条件的研究调查方面，地质研究所配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的东北矿产探勘工作，进行的北满地质调查；地球物理研究所物理探矿组专门为东北训练了工作人员，还对金属矿产的物理探测，发现了铁、铅、锌、煤、萤石、耐火材料、硫化铁矿区十余处；地理研究所筹备处大地测量组为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了潼关和托克托两地精密经纬度，并组织了黄泛区考察队等；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阐明了棉蚜的生活过程，提供了防除棉蚜的方法；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浙江吴兴菱湖对湖鱼的鱼瘟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预防鱼瘟的计划；植物分类研究所参加了永定河上游水土保持勘察团，并提出了造林及水土保持办法。在应用自然科学方面，应用物理研究所在晶体压电现象方面解决了电讯工作对于“水晶振荡片”的初步需要，并拟大量制造；有机化学研究所在制菌剂盤尼西林的制造上取得成功；物理化学研究所对于电器工业所提出的用作电灯丝及电阻线制造的胶质石墨研究也取得成果；生理生化研究所在营养化学方面应松、沪警备部队之邀，研究该部队战士之营养缺乏症，发现病源是缺少“核黄素”，获得良好结果。另外，在关于联系实际需要的其他方面，各研究所也有相当的成果。⁽³⁹⁾这一切都是以前想也没有想到过的，反映了新中国科学发展与国家建设实际结合的良好趋势。

此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科学研究与实际结合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大大的加强。1953和1954年两年的科学研究题目中约有60%是由政府各部和生产部门提出来的。⁽⁴⁰⁾1955年6月，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曾欣喜地阐述了“研究成果在国家建设中已经发生了重要作用。”比如，地质矿产的调查和研究，提高了对铁、铜锰等重要金属矿藏的已知储量，并发现了新的矿苗。冶金的研究对新的钢铁工业提供了设计数据；球墨铸铁和锰钼合金钢的研究对机械工业提供了良好的金属材料。天气预报的研究，提高了预报的准确度，对于国防、交通、农业、水利等有了重要贡献。选育并推广了优良作物品种，找出了对螟虫、蝗虫和几种主要棉虫的防治方法，提高了棉粮的产量。对人民的保健事业有重要关系的抗生素的综合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此外，关于土壤、植物、水产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华南和黄河的综合考察，科学家们都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同样有着前所未有的成就。⁽⁴¹⁾郭沫若在总结此前科学研究与国家建设实际结合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科学院在“一五”计划期间必须完成的关系国家建设的10项重点工作，包括原子能和平利用、配合新钢铁基地建设的研究、液体燃料问题、重要工业地区地震问题、配合流域规划与开发的研究、华南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研究、抗生素研究、中国过渡时期国家建设中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等。

总之，在配合我国工业基地建立、动力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巨大工程的兴建等方面，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钢铁工业、化工工业、机械工业、矿山和交通运输工程的设计等组成工业科技体系的建立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农业科技的发明、农业技术的改造和防治病虫害研究等方面，以及在医药卫生的研究和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切都反映了与国家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科技发展道路探索及其政策，在建国初期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