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求成，全面大跃进形势的推动

3.现实原因：急于求成，全面大跃进形势的推动

当全社会的政治化倾向形成以后，当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发展后，全党全社会的一切工作都纳入到政治轨道上来，大跃进运动开始了，为社会主义争光，为毛主席争气的大跃进运动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

“大跃进”就是要超常规的高速度，就是要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大跃进”开始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旗帜鲜明地严厉批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毛泽东把反对反冒进正式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说，不要再提反冒进的问题了，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就不得了。后来，他甚至把冒进和反冒进与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挂上了钩。他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把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²¹⁾一旦将反冒进定性为政治事件之后，在当时政治化的中国，一切就只有执行，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因此，随着批判反冒进的深入，一场不仅席卷全国的规模盛大的，而且带有强烈政治意义和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大跃进运动就走上了历史舞台。

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是全面的大跃进，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也要大跃进；实际问题的研究要跃进，理论问题的研究也要跃进；当前生产问题的研究要跃进，长远建设问题的研究也要跃进。这不是别的，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郭沫若在《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的大跃进》一文中，就强调指出：“国家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都已经鼓动起来了，我们科学界的原子核也不能不被冲破，发生连锁反应。所以在今天来讲，科学发展的大跃进，不是应不应该跃进；也不是能不能跃进的问题”，而是必须跃进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实现大跃进的问题，是我们科学家们怎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完成任务的问题。”⁽²²⁾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指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新的革命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说明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之后，“我们的不断发展的革命，现在又需要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²³⁾因此“科学工作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极为深刻、广泛而彻底的革命，它不仅必须在经济战线上进行，而且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科学工作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便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²⁴⁾而科学大跃进正是这场两条道路斗争胜利的体现。

科学大跃进不仅以实现两条道路的政治斗争作为目的，而且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的重要体现：既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技发展也必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价值终于凌驾于科学技术自身价值和经济价值之上，以政治价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终于成为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