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中的判决

判决中的判决

当乌尔班回到罗马，并与拥有最高裁判权的枢机院会商之后，便作出了决定，那时正是6月16日。他推翻了法官(多为多米尼克会修士)对伽利略所采取的处置方式，并发出命令要被告接受审问，而且要求他放弃自己的见解，接受监禁。于是耶稣会在那日便赢了科学劲敌，同时又压倒了宗教对手。

面对这些事实，人们在接纳一些解释这次审讯的传统说法时，应该十分谨慎。试举罗南(Colin Ronan)的结论为例。他写道:“伽利略的一生可作为极权制度之败坏的一个经典例证。……(他)与教会的宗教权威意见相反……只因伽利略对专制政府的见解构成威胁，而引致他的垮台。”^[20]罗南还引了一个相似的例证来作比较，那是发生在俄国的李森科(Lysenko)案:大批科学家因持有门德尔(Mendel)观点而遭受审判。

罗南的结论可谓是真谬参半。他称伽利略为专制见解的受害者，这一点颇为接近事实，但问题是，他错指了罪的源头。将当时位于意大利，由一些独立小国聚合而成的天主教会视为专制政权，实是一个时代之误，一位教皇未必有现代独裁者所有的那种权力。设若伽利略身处于驱逐耶稣会修士出境的威尼斯共和国里，他可能会安然无羔。

真正策划将伽利略弄下台的专权主义，正是统治大学教育的亚里士多德科学观。伽利略已跟这个组织激战了几十年，他们才把争论转为神学问题。即或如此，仍是那些自然哲学家在幕后策动较为优柔的教会当局，来煽动对伽利略的审讯，而终于令宗教法庭明智的解决方案无法执行。这种种活动，罗南仅以“人性”二字来作简单描述。桑蒂拉纳(Santillana)有较真确的评价:

事实上，那真是一段混乱不清，但又能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的争论，而偏见、积怨及各种特别的团体利益，成为主要的提案者。……众所周知的是，长期以来教会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站在伽利略的一方，而最明显的反对意见，则来自世俗人士那边……悲剧是由等级所造成的。不单是伽利略，连这些阶层本身的人也成了受害者;这个阴谋是由一些隐秘而又来历各异的人，莫名其妙地勾结而成。^[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