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家谱一些早期的希腊哲学家

进化家谱

一些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就有过生物进化的思想。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1—前547年)曾提出生命是由原生流体所自然产生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相信，一个完善的原理会继续操作，使生物世界有所改变。但这些创新的思想并没有发展到可以被广泛承认的程度。

到了19世纪初期，地质学非常普遍的理论是灾变说(catastrophism)，该理论认为地球已经过了许多巨大的灾难，而最近的一次就是挪亚洪水。据说，每次灾变都摧毁了大多数的生物，而它们的尸体被埋藏于灾变所形成的沉积层中。灾变之后上帝又另造新物种。博物学家居维叶(Georgeo Cuvier)对脊椎动物的研究堪称不朽。在1801年，他用化石重新建构23种当时已经绝种的动物，当中包括庞大的乳齿象。他相信这些动物是上帝在世界的大变动中创造的。

灾变说颇符合19世纪对神迹的观念:在过去不同的阶段，上帝介入自然界的正常进程中。从上帝那接二连三的作为来看，此与《创世记》第一章所描述的相似，因此，灾变说的科学理论被认为有着基督教的正统地位。如今“鸿沟之神”^[1](God of the gaps)找到要作的工作，不过那是短暂的，正如牛顿是以上帝的干预来调整太阳系的异常现象。

不过，灾变说的超然地位很快就受到了新科学观的挑战。1788年，地质学家赫顿(James Hutton)发表了《地球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他指出地球的历史应当根据目前所知的过程来解释。均变说(uniformitarianism)的原理进而成为解开过去之秘的钥匙。莱尔(Charles Lyell)提出大量证据来证明，现今的过程是长期“在现行自然秩序”之下产生作用的，其准确度足可解释过去的种种变化。他的三卷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0－1833)标志着现代地质学的诞生。莱尔根据地球无生物的历史中所具有的连续性和均匀性，便作出结论指出，新物种的起源必然也是一个“自然的，而非奇迹的过程”^[2]。他对这个漫长而自然的过程的描述，对达尔文思想的形成构成了一种助力。

正当地质学要在科学领域内争一席之地时，莱尔的书统一了专业的领域，并为日趋一致的地质方法提供熟练巧妙的描述。莱尔为了界定和维护地质学的专门知识，曾修改地质学历史。“好像这门科学的每条探索途径都屡次被挪亚方舟所阻挡;每条归纳的线索都惯常被上帝创造的规条所打断。”^[3]他以这段论述(《地质学原理》一书的序言)驳斥教授地质学的人;特别是那些在这方面不太胜任的“圣经地质学家”。

均变说原理本身并没有被视为是反对宗教的。在莱尔之前，赫顿认识到上帝在自然界中的计划而引发出这个方法。新地质学并未改变当时生物学家对物种稳定不变的假设。18世纪中叶，植物学家林尼厄斯(Carolus Linnaeus)制成了首部为动植物分类的综合双名法体系。林尼厄斯的分类法很有用，使物种间差异永存的信念持续下去。法国的两位博物学家布丰(Buffon)和拉马克(Lamarck)提出了自然变异性和物种变化的观点，起初只有少数人支持。然而，这些思想却准备了土壤和气候，让达尔文最终播下种子:变化中的一个有效机制。

在西方思想里，相信生物形态稳定不变的信念已长久占着优势，这是出于两个基本原因。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存在的个体都是永恒样式(不变本质)的体现。一个有机物的结构，其基要解释可以从目的因(其目的或目标)中寻到，然而，对动力因(它如何活动)的解释则被认为比较不重要。第二，《创世记》第一章一向被解释为:上帝创造的物种都是它们现在的形态。

在达尔文之前，现代地质学之兴起，并未在科学和宗教的自然观之间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创世记》第一章的六日可解释为比喻说法或地质世代，基本上圣经所肯定的并未受到挑战，只要人类是上帝独特的创作，人类的独特性都备受保护。地质学并未削弱上帝计划的论据，它仍是非常普遍流行。^[4]在那个时期，有不少著述都探索生物为达到它们的目的，从上帝所得的帮助和适应。培利(William Paley)的著作《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1802)一书流传极广，书里有很多例子。培利指出，当方法与目的互相契合时，便可作为上帝计划的证据。较低级生命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人类所用;它们这种造福人的特性在生命的等级里建立起来，成为一个万古不变的“生命之链”。不过，当进化论一出现，这种自然神学便不能自圆其说了。

钱伯斯(Robert Chambers)于1844年所著的《宇宙自然史拾遗》(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1844)中，提出新物种起源模型的概念。他提出，要理解生物世界，关键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适应上和进化上的一些改变会带来新物种:“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形态……产生较高一级的形态，又再产生更高一级的形态，如此类推。”虽然钱伯斯对这种发展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但他在生物界里提出一个基本的、综合的自然规律，正如非生物界的引力定律一样。因预计会触及神学的范畴，所以钱伯斯写道:“一个全能创造者的概念越发变得无可抗拒;因为创造的法则是为了一系列无可胜数的现象，……是没有他可想象的根源。”^[5]《宇宙自然史拾遗》是匿名发表的，立时引起一阵巨大的回响，不单大众甚为激动，甚至有从科学家和神学家而来的反对。其中，赫胥黎(Thomas H．Huxley)和莱尔这两位科学家都起来攻击该书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