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是同根生：科学与人文
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在我们的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我们可以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内心的自由和安宁。
——爱因斯坦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初唐诗人王勃（字子安，650—676）的千古名句，是诗情画意的美，更是人生境界的美。科学与人文，就是人类思想诗画的“落霞”与“孤鹜”，更是人类精神境界的“秋水”共“长天”，原本是水乳交融、一体不二的。科学与人文，是一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关乎人类命运的永恒课题。“至大”在于当今科技几乎无边界地渗透到寰宇万物，人文关怀的视野则关涉人类何以生存的宏旨；“至小”在于科技日益化作人们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必需，人文关怀的触角则深入人类精神的寻常幽微。
科学与人文，同根同源，却在人类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经历了疏离与陌路。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之间虽然有冲突和龃龉，但是二者在本质上如太极之两仪隔而不绝，着根于人类思维与价值认识的幽微之处。
回溯科学（Science）的源头，拉丁文“科学”（Scientia）内涵广泛，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古希腊人文教育的基础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与论辩术，哲学、数学与修辞学被视为通向真理与智慧的科学根基，科学传统的蓝本——希腊哲学是热爱智慧、探求科学知识与实践、自由理想的总和。可见，古希腊的科学与人文（Humanities）、自由（Liberty）无疑具有天然融通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与整体性。[1]即使在中世纪“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的时代，注重逻辑与演绎推理的思想方法仍不失为经院哲学联通科学的内在精髓。
人类最早的科学学派——古希腊的米利都（Miletus）学派就被称为“自然哲学学派”；甚至，到了1687年，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还将其力学巨著起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看，“科学”、“力学”被冠以“自然哲学”之名，足见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密切。岂止于此，人类关于自然的探索何尝能离开人文的关照？不然，何来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William C．Dampier，1867—1952）的名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反过来，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又何尝排斥过科学的帮助？不然，何来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J．D．Bernal，1901—1971）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呢？
马克思主义，以人文思想为指导，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历史及其未来命运进行了严肃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凝结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代表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与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从人的观点来考察科学和工业发展，总是在人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内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总是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上、从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上来考察资本主义进程中技术和工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已经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首先表现为科技与人的对立，从而指出消除科技异化的一个方向，即把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着眼点从对获取利润与财富的专注转向关注人与社会本身，关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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