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起源区域之争

科学起源区域之争_科学与宽容

一、科学起源区域之争

关于科学的起源，有人认为源于爱奥尼亚（Ionia）式的形而上学，有人认为源于以婆罗门教—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东方，有人认为源于流行占星术的埃及与玛雅文明，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源于基督教西方的中心地带。这些观点各有依据，但却在“起点”即“什么是科学？”上各执异见，这也是出现分歧的关键所在。

在谈“什么是科学？”之前，我们必须来谈一下文化中心论，因为正是持有文化中心论才会出现对科学概念的不同解读。

文化中心这个词是ethnocentrism，虽然ehtnocentrism字面上看是“民族中心主义”，但其实却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在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的经典著作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权威主义人格研究》）中，给出本词最广泛的涵义。文化中心论，指的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态度和敌对心理。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人的特点与倾向，就是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各种各样的群体，而他本人认同其中的一个或数个群体，同时将其他的群体视为“对立认同”（contra‐identities）。正像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文化都是自我中心的，在文化接触的初期，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高于对方；只是在持久的文化冲突中，得势一方的这种观念才能保持下来。

从历史上中国华夏政权（汉以后为汉政权）对外族文化的态度，即可见文化中心论的深刻烙印。中国先秦古书多用“戎”、“狄”、“蛮”、“夷”等词称呼少数民族，说明华夏政权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鄙视，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认同。甚至，到明代也还存在“夷华之辨”：

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刘基《明实录·太祖实录》）

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王夫之《船山遗书·读通鉴论》）

直到清代，才终于出现“夷华一统”。但这里的“夷”，也仅限于大清王朝治下的少数民族，而对于非治内之夷的态度，还是有“夷华之别”的。甚至，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上，也是一副“天朝上国”的神气。这在1793年乾隆回复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的信中即可见一斑：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到近代，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逐渐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产生了怀疑。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晚清新政，无不是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西方文化的一步步认同。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冠以“封建文化”的标签而予以的彻底否定，以及同时对西方文化榜以“德先生”、“赛先生”而赋予的偏激的认同。譬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鲁迅，他对中医的极端仇视和对“吃人礼教”的声斥，难道不正是对自己母体文化的极端否定吗？

我们在此并不是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但对新文化运动中那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极端认同还是应该给予质疑的。或许，西方文化中心论是当代中国唯科学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啊！同时，也让人不禁想起钱锺书（1910—1998）先生所著《围城》中方鸿渐留学的滑稽：方学的是中文，但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了，又不访《永乐大典》，也找不到太平天国的文献……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临回国时，在父亲和丈人的威逼下，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买了“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而正是这个西方野鸡大学的博士文凭让他在三闾大学任职副教授。——可见，当时社会主流对西方文化的极端变态的认同，大有凡是和西方沾亲带故的东西都是“先进”和“时髦”的，而凡是和中国传统有渊源的东西都是“落后”和“陈腐”的。这，真是当时中国的悲哀。

回想而今，中国的英语热“高烧”不退，大学里人人见面就问：“四级过了吗？”“六级过了吗？”“托福过了吗？”“GRE过了吗？”这不禁让人疑惑，难道大学只有英语“专业”吗？难道英语成绩能说明一切吗？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过于“媚外”了？其实，日本学者中有很多人都不会讲英语，但这照样不妨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者。所幸这几年，我们的学者、媒体正在大力宣传传统文化，甚至在世界各地大建孔子学院。这，或许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崇洋媚外”流弊的一种警醒吧！本质上讲，这也是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普及性反思吧！

这，使我们对世纪智者——罗素思想的深刻、胸怀的博大，又一次生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敬意：

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同样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现在中国。^[25]

……

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宽容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26]

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近代科学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没有西方文化，近代科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行之不远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但这并不能说近代科学就没有非西方的因素与贡献，进而可以全盘否定其他文化，甚至视为落后的文化。这是极其偏激的，也被世界科学技术史证明是极其无知的。文化都是人类所创造出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发展形态的不同。

西方文化中心论者对于其文化的强烈认同，却总是忽视了其文明的继承性。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文明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形式和实体，如文明国家等。

图1‐12　尼禄

西方的文化真的都是西方人的文化成果？早期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古罗马人乃一介武夫，对于文化建设方面，除建筑和军事方面表现出骄人的才华外，其他方面都是全盘接受古希腊文明。古罗马一代暴君尼禄（Nero Claudius Ceasar，37—68，54—68年在位）从小酷爱希腊文化，据说这位热衷希腊文化的皇帝成年后甚至亲自上舞台表演话剧。公元64年他火烧罗马城，其后耗尽国库新建罗马城，整个罗马帝国的古希腊艺术品装饰着整个罗马城，足见他对古希腊文明的狂热认同。而古希腊文明则是受东方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化的滋养孕育而生的。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那里辉映了古希腊罗马的余晖而诞生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缘何自满如此呢？任何一个强势文化自诞生之始并不是独生独长的，而是在不停地与各种其他文化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交流。一个强势文化的衰落必然会有另一个新兴文化的强大。从来都不会有不死的文化。考古学告诉我们，任何文化都是历史的，既有生，那么必有死。

然而，西方文化中心论自古罗马时期就产生。古罗马人对其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如日耳曼人、汪达尔人、哥特人等的游牧文化采取一种不屑的态度，将他们称之为蛮族。1096—1291年间，西欧天主教国家发动护教的“十字军东征”，其实质是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文化为名，对地中海东岸伊斯兰文化地区发动的侵略性远征。因东侵军队的衣服上均有红十字的标记，故称为“十字军”。“十字军东征”历时近200年，大规模的侵略共8次。其何以能组织起法、意、德、英等国多次参加呢？不外是狂热的宗教迷信和极端基督教文化中心论所致。因为十字军国家认为伊斯兰世界是异教徒，是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内相敌对的异质文化，而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国家民众就处于基督教文化中心论的“光环”笼罩之下，片面认为基督教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是要统一世界的文化形式，参加十字军东征就是进行圣战，参战的基督教众死后是可以进入天堂的。此外，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意大利）于1492年发现美洲后，西班牙对中美洲的印第安文化采取了彻底毁灭的政策。凡此种种，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使然，其对历史的危害早已深深烙入世界各个古老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进入近代，近代科学和西方文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使得近代科学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两者都做大、做强。近代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个个强势和具有侵略性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这必然再次强化现代西方文化中心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它的最极端、粗劣也令人反感的形式是种族优越论；它的最温和、使人觉察不到的，也“科学化”、概念化的形式是现代化理论，譬如时下热门的“全球化”浪潮，认为西方文化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现象、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取向，具有普适的意义。正是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背景，而科学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才会产生科学的西方中心论，当然就有了科学起源于西方的说法。

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酷爱古希腊文明的人会认为科学源于爱奥尼亚的形而上学；为什么酷爱东方宗教的人会认为科学起源于婆罗门教—佛教—道教；为什么研究两河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学者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认同这两种文化的优越性；为什么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们会认为基督教对科学起源的伟大意义。看来，科学起源的不同观点是由于不同研究者对各种文化的不同认同，甚至是对同种文化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认同，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反思。

其实，对于科学起源的不同解释，还有一些是学者们的主观原因。科学研究成果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是大家公认的。即使是第一个提出错误观点的研究者，也会名载史册。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的地心说，在现代即使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我们的天文学史开篇仍不可避免地要介绍这一理论。当然，也有很多第一个首先提出独特观点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如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 Pollion，1790—1832）对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上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标志着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商博良因此成为“埃及学之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对于特洛伊（Troy）城是否真的存在，学界还有很多争论，但一提到特洛伊的挖掘，人们都会提及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

图1‐13　罗塞达石碑

图1‐14　商博良和罗塞达石碑

图1‐15　谢里曼

对于科学起源不同区域的见解，我们可以用《战国策·齐策一》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来解释。齐相邹忌为劝谏齐威王采纳群言，运用其妻、妾、友对自己容貌的不同评价，来说明不同的私利导致不客观的言论：

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

不客气地说，近代科学起源区域的研究者们普遍怀有所谓“妻”、“妾”与“客”三位一体的文化心态。他们对其母体文化的认同之私是与“妻之私臣”相对应的；他们惧怕母体文化或所崇敬的文化不为世人所认同，正好与“妾之畏臣”、“客之求臣”相呼应！

其实，科学的诞生与爱奥尼亚的形而上学、基督教经院哲学、东方的学问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直接的联系。任何一种夸大，都是出自对各自母体文化的极端认同。科学源于15世纪以后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和随后工业化的迅猛展开，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型，科学才逐渐凸显。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绝对不会催生和壮大科学的。如果科学直接源于爱奥尼亚的形而上学，那为什么爱奥尼亚的文明早在科学产生前两千多年就消失了？如果科学直接产生于经院哲学，那为什么经院哲学最后没有成为近代科学哲学呢？如果认为科学源于非西方国家，那为什么科学一开始就为西方所用呢？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当时出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一些拔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倾向。一些研究结论总是中国古代某某发现早于西方多少年云云，大有“言必称中国”之势。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张衡的浑天说中的地圆说。国内一些学者看了张衡《浑仪注》中的一段文字：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地之中也，在正南，入地三十六度。南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强半。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

图1‐16　张衡的浑天说

于是，有学者论证说：这段话告诉我们，鸡子即鸡蛋。天像鸡蛋，地像鸡蛋黄，存在于天的内部，天大而地小。这不明显是说地的形状是一个圆球吗？这里张衡明确地指出大地是个圆球，形象地说明了天与地的关系，但“天表里有水”等说法，却是一个重大的欠缺。但他已经有了明确的地球观念，这是可以肯定的。这样，我国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地球说了。

但是，如果深入剖析一下相关知识背景，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知道，地球观念的关键之处在于要认识到水是地的一部分，水面是地表面的一部分，是弯曲的。但张衡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心目中，水面是平的，地是漂浮在水上的。实际上，在古代中国，非但张衡没有认识到大范围的水面本质上是弯曲的，一直到西方地球学说的传入为止，我们的祖先也从未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也无从产生出科学的地球观念来。张衡当然也不例外。^[27]甚至，300年前清初的士大夫杨光先还在其《不得已》一书中对地圆说大加“鞭笞”，言辞激烈：

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个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

凡此种种的例子，在我国科技史研究中还有不少，无非在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这种拔高的研究也是获得当时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因为这种研究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所以，这些学者当然对中国古代技术成就有“爱”、“畏”、“求”之私。对此，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审视呢？良史在于写实而不在于写虚，古有良史董狐甘愿受死也要直笔赵盾“弑君”，因为历史是要写给后人看的，不是写给当代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