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李约瑟难题”之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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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追究万物的共同本原是一个普遍性的哲学命题，也是科学命题；它是哲学思维的起点，也是科学思想萌发的源泉。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天人合一”。实际上，取消科学认识对象就是取消科学自身。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更直言，《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进步。

试解“李约瑟难题”之反命题_科学与宽容

三、试解“李约瑟难题”之反命题

“李约瑟难题”在表述上看上去是一个命题，但它有一个反命题，即“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比近代中国‘科学’要先进？”其实，这从东西方哲学思维上的差异即可找到根源。

（一）东西方哲学在认知风格上存在的差异

在西方“古希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泰勒斯，诞生于大约公元前624年；在东方，与泰勒斯几乎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老子诞生于大约公元前571年。这两大伟人，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和科学传统的源流。尽管当时他们都已摆脱了传统的神话自然观的影响，但在建构解读世界、认识自然的哲学体系和理论框架时，由于认知世界的视角不同、知识的兴趣焦点不同以及思想的表达方式差别，使东西方各自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认知风格。

图1‐21　老子李耳

一方面，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东方的神秘主义的差异——

被誉为西方第一位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泰勒斯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西方第一位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尽管自然界千姿百态、千变万化，但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产生的，这个东西就是世界的始基或本原。它既不是精神性的理念，也不是人们想象性的产物，它存在于自然本身，于是他提出“万物的始基是水”。虽然今天看来这一说法十分幼稚，但不可否认，这一命题开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理性之路，是关于自然界理性观点的开始。

追究万物的共同本原是一个普遍性的哲学命题，也是科学命题；它是哲学思维的起点，也是科学思想萌发的源泉。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从具体、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中，找出内在的客观规律，再通过这种客观规律来解释、说明和预见更多的自然现象，而不是用主观意志或主体好恶来解释自然。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产生之前，人们总是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解说自然，自然被认为是混乱、神秘、变化莫测和充满奇迹的。从泰勒斯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古希腊的哲人们对自然采取了全新的态度，即理性、逻辑和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世界是有条理性和秩序性的，并按照定量的因果关系呈现出来，关键是人类用什么方法来揭示它。

从理论上讲，自然哲学是科学的前身，是科学产生的土壤。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古希腊那样完整的自然哲学体系，许多自然哲学火花散见于不同的哲学流派之中，缺乏逻辑上自洽与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相比，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以原理、定律、定义表现出来的理性自然知识是薄弱的。尽管如此，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曾经对自然和自然哲学表现出兴趣，提出万物的本原是先天地生的非物质的“道”。在老子那里，“道”是万物的本原和始基。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首先，老子与古希腊的先哲们一样，否定了神话的自然观，从多元论的宇宙观发展为一元论的宇宙观，力图说明世界的始基、自然的本原；其次，“道”本身同时还是世界的秩序、自然的规律以及演化的动力，“道”通过阴阳对立、相互作用和渐次转化，从而展开为宇宙万物。老子的道家学说显然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这个“道”却是神秘难测的，甚至今天人们还无法从科学意义上把握其本质。

另一方面，西方的主客两分和东方的天人合一的差异——

古希腊自然哲学作为理性主义的开端，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关注自然，把人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主体。实际上，科学理性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客二分，即要把客观世界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事物来研究，并把客观世界分为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目的是通过认识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来揭示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性；二是认识途径和方法，即要从客观世界的直观问题抽象出准确的概念，构造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解释体系，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命题，通过归纳方法来提炼客观规律，用数学手段来揭示事物的质与量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对事物作简单笼统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

与西方自然哲学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是关心社会伦理道德胜过关心自然本身，对自然缺乏探究热情、缺少研究方法，只有一些常识性的认识和思辨性的猜测，这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得原本很有生气的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最终大都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说教中迷失了探索的方向，折断了想象的翅膀。

东西方的先哲们由于关注的对象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天人合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哲学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合二为一的思想，消解了科学从哲学之母中孕育而生的可能。实际上，取消科学认识对象就是取消科学自身。尽管当代一些东西方学者非常推崇“天人合一”，认为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源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这种主客不分、简单类比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没有给中国的科学带来进步。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更直言，《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进步。

（二）东西方思维在认知方式方面存在差异

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科学传统，直接带来了特点各异的思维方式，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也就决定了科学发展的不同进路。当然，影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教育体系、经济基础等，但必须看到西方近代科学革命是在中世纪长达千年的宗教神学统治下爆发的，而中国近代科学的衰落是在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较高水平上开始的。

在探讨导致东西方近代科学两种不同走向的原因时，必须关注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特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可关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

一方面，西方的怀疑批判和东方的诠释经典——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科学进步的动力是批判，科学创新是怀疑、批判过程的副产品，这是基于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和理解。所谓“科学真理”都是相对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特定认识的反映，永远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对神话自然观的批判；近代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专门撰写《新工具》，主要就是针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一书进行的批判。培根认为，科学面前没有权威，只有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和实验，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所有理论包括方法也必须接受怀疑和批判。量子力学的产生是在批判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牛顿力学只能解释宏观低速物质运动的规律，而量子力学是分析微观高速物质运动规律的有效工具；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特别是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发展，已形成了现代系统思维的崭新方式，这也是在批判传统的以决定论为核心的线性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此可见，科学总是在怀疑中前进、在批判中发展。科学批判精神的核心不是去占有真理，而是不断去追求真理。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对真理的认识、传统的理解、权威的态度，还有对历史的评价，西方人多用怀疑的眼光和批判的态度，常摇头说“不”；而东方人则用赞许的目光和默认的态度（有时可能是违心的），常点头说“是”。国人至今仍乐意讲“在继承中发展”，而“在批判中进步”则难以启齿。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学者长期形成的“笺注经书”学术传统密切相关。“笺注经书”对承传先哲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旦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又对科学的进步、学术的繁荣是非常不利的。从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就倡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历代学人案牍劳形、皓首穷经地注解前人、诠释经典，拘泥于旧义陈言，揣摩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和经典中的精蕴奥秘，不思创新，甚至“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要求在诠释经典时，“注不破经”、“疏不破注”，致使经学取代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笺注主义替代了理论上的创新，制约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遏制了思维的个性化，造成了民族进取机能的衰竭。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历来把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视为异端邪说，把技术发明斥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新理论、新学说，只能通过表面上笺注经书而实际上融入新内涵的形式阐发出来，《水经注》就是一个典型；要么就是淡泊功名，追求国计民生之学，从而自绝于社会“潮流”和学人“价值”，宋应星就是一个显例。

另一方面，西方崇尚思维与东方倡导悟道——

科学是建立在经验与逻辑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经验是感知客体时所产生的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逻辑是用于发现个别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思维工具。作为思维内容的经验和作为思维形式的逻辑相结合，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西方崇尚思维工具的锻造，科学的思维方式通过思维工具的锻造传承。如果说泰勒斯是力图用理性的方式通过物质元素来揭示自然的本原，那么，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则力图用逻辑的方法通过抽象的“数”及其关系来描述世界的本质。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学院门口更有一句警言：“不懂数学者免进！”正是对“数”的崇拜，使西方学者不断锻造数学思维的工具。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思维的条理性、语言的严格性、体系的严密性和推理的逻辑性上都无可挑剔的数学公理的演绎系统。在近代，牛顿第一次用数学公式F＝ma揭示了力学的本质，为建立牛顿力学大厦奠定了基础，为科学如何运用数学方法提供了示范；在现代，爱因斯坦同样用简洁的数学公式E＝mc²，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在当代，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数学方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使数学工具和方法向不同的科学领域渗透。

除了数学思维工具的锻造，西方学者同样崇尚逻辑思维工具的运用与发展。自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开创了逻辑的形式化、公理化、抽象化和体系化以后，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不论是数理逻辑还是辩证逻辑，都是以形式逻辑作为基础的。作为逻辑基础的“三段论”，看上去是一个简单朴素的推理，但它孕育了科学理性的精神，锻造了科学思维的工具，对科学进步的意义是深远的。

与西方的科学不同，中国传统“格物致知”中的“物”并非指物质或万物的“物”，而是作“事”解。王阳明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所谓的“格物穷理”的“理”也不是物理的“理”，而更多的是“天理”，是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绝对智慧。“格致”的对象和范式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如何“格致”即方法上，中国古代倡导的是“用心悟道”、“心包万理”，而不是锻造思维的工具和手段。“名为格物，实为格心”、“心外无物”，这种主观内求的思维方式，把认知活动导入了道德修养。这种内省的智慧，使人很难发现书本以外的自然知识，“格物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另外，“穷理”亦只是对封建纲常穷根究底。因此，“格物穷理”转变成一种修身的方法，而非探究万物的奥秘和物质的本质。中国传统的“格致”思维方式，决定了其在科学上难以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从理论上讲，东西方科学传统和思维方式的比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使人们能透过历史反思过去，“直面未来”。中国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永远步西方的后尘；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诞生中大放异彩，也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风骚。我们既不能厚彼薄己，也不能妄自尊大，而应该理性地审视自我，发现我们科学传统中的缺陷、思维方式上的不足。唯其如此，才能在未来对人类科学文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33]

【注释】

[1]杨小明、高策：《大道无言——〈系统辩证学〉解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2]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版，第58—59页。

[3]周雁翎：《“热寂说”疑案新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1期。

[4]李树雪、杨小明：《黄宗羲与决定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3期。

[5]余章宝：《西方经济学的理智论哲学基础》，《探索》，2007年第2期。

[6]［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77页。

[7]杨小明、高策：《大道无言——〈系统辩证学〉解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9页。

[8]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WolfgangE．Pauli，1900—1958）1925年提出，对于完全确定的量子态来说，每一量子态中不可能存在多于一个的粒子。即一个原子内不能有两个电子具有相同的运动状态，即使轨道、能级相同，其自旋方向也必然相反。

[9]2009年7月，本书作者之一杨小明在台北辅仁大学参加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期间，与台湾铭传大学钮则诚教授谈及生命之意义及我们之态度时，在听到感恩、惜福之后，钮则诚教授补充以“积德”之说，并惠赠以《生命教育——学理与体验》一书，受益匪浅，在此谨致谢忱。

[10]罗昭娟：《化学教学中的情景创设初探》，《第一师范学报》，2000年第1期。

[11]［美］托马斯·库恩著，纪树立等译：《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