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革命的争论

一、关于科学革命的争论

关于有无科学革命，一直以来，并没有一致的观点，主要存在着三种意见：

（1）科学渐进论。归纳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绝对真命题的积累，随着经验观察的深入，科学知识呈现出量的积累，没有革命、中断和质的飞跃。如1960年美国内格尔（Ernest Neagle）在《科学的结构》中提出，科学发展表现为“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者归化到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内格尔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归化：①同质归化。在这种归化中，一条定律被归并到并利用出现在该定律中、实质上相同的概念的一个理论中去，如伽利略落体定律被归并到牛顿力学中；②异质归化。异质归化是“一条定律通过演绎包容在一个缺乏表达该定律所用的一些概念的理论内”，如经典热力学→统计力学。

（2）科学革命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科学是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而进步的。按照这种模型，比通常增长量大很多的科学发展，例如牛顿、拉瓦锡（An‐toine‐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法国）、达尔文、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英国）或爱因斯坦等人的科学活动，可以说构成了一场革命；革命的发生，是一个又一个本身很小的进步累积而成的。然而，如此重要的科学领域中的重组活动，即使有人认为它们的确发生过，其发生也会被认为是极为罕见的。库恩、科恩则是科学革命论的代表人物。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开创科学革命论的标志性著作。可以说，库恩和科恩的努力使“科学革命论”成为主流和时髦，好像现在不讲科学革命，则成为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落伍者。

（3）科学进化论。我国学者赵豫蒙认为，科恩鉴别科学革命发生与否的四个判据带有明显的主观因素，判据之间界限模糊，并非鉴别科学革命的充分必要条件，在广泛适用性和普遍性上存在着可推敲之处。由此，赵豫蒙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知识生态圈”理论，新旧科学理论的更替正如自然界中的新陈代谢，是知识生态圈的进化现象，用科学进化更能表现科学理论发展的实质。^[26]其实，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早就系统地提出过科学知识进化论。此外，美国学者雅·布伦诺斯基（Jacob Bronowski，1908—1974）很早也专门写作过一本《科学进化史》。^[27]

在以上三种主要的观点中，我们还是倾向于主流和时髦的观点——科学革命论，但并不赞同将科学中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划归为科学革命。正如江晓原指出的，“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将历史上科学进步视为一系列‘革命’的结果，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界非常时髦的潮流。其实这只不过是观察角度或表达方式的转换。这种转换当然不无益处，但将每一个科学进展都描述成一场革命，最终只能消解‘科学革命’本身”。^[28]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从思维方式的变革来看科学中的革命，这样才能做到不滥用“科学革命”的概念。

关于科学中的革命在科技史上发生过几次，科技史学界也没有达成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等都可以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科学革命的代表。

也有些学者将科学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

（1）16—18世纪，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标志，牛顿的经典力学为核心，称为第一次科学革命，笼统地说这次科学革命是机械力学的思维方式。

（2）19世纪，以经典电磁理论为核心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可以将其思维方式概括为波场式的思维方式。

（3）20世纪以来，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标志、系统理论科学为核心称为第三次科学革命。这次科学革命，促使了系统科学和系统思维方式的产生。

我们也倾向于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科学中的革命，但并不苟同将科学中的革命划分为三次，而更倾向将其划分为二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只发生过一次，即以还原论为思想的第一次科学革命；而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以系统思想为指导的，同时也是还未完成的科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