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需要宽容
科学的发展需要宽容,每一个新的科学体系的最初阶段都是弱小和不完善的,这就需要对这种新的体系有相当的宽容,不能一下子否定它。在科学史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宽容在科学发展中的影响,宽容是创新的源泉,是新科学体系的摇篮。
托勒密认为:地球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从地球向外,依次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它们在各自的圆轨道上绕地球运转。其中,行星的运动要比太阳、月球复杂些,行星在本轮上运动,而本轮又沿均轮绕地运行。在太阳、月球、行星之外,是镶嵌着所有恒星的天球——恒星天;再外面,是推动天体运动的原动天。地心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行星体系模型,尽管它把地球当作宇宙中心是错误的,然而它的历史功绩不应抹杀。地心说承认地球是“球形”的,不是人们原先以为的天圆地方论,并把行星从恒星中区别出来,着眼于探索和揭示行星的运动规律,这标志着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一大进步。地心说中的本轮均轮模型,毕竟是托勒密根据有限的观察资料拼凑出来的,他是通过人为地规定本轮、均轮的大小及行星运行速度,才使这个模型和实测结果取得一致。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观察仪器的不断改进,行星位置和运动的测量越来越精确,观测到的行星实际位置同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的偏差,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信奉地心说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地心说本身的错误造成的,却用增加本轮的办法来补救地心说。起初这种办法还能勉强应付,后来小本轮增加到80多个,仍不能满意地计算出行星的准确位置,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地心说的正确性了。到了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坚持“地动”观的古希腊先辈和同时代学者的基础上,终于创立了近代“地动说”,而不是“日心说”,但他的观点为开普勒的日心说奠定了基础。哥白尼的“地动说”并不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认为与太阳齐平的一个“虚空点”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绕这个“虚空点”转动。哥白尼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一颗普通行星,与太阳齐平的这个“虚空点”才是宇宙的中心,行星运动的一年周期是地球每年绕这个“虚空点”公转一周的反映。以现代科学宇宙观念看,哥白尼的地动说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就是:认为与太阳齐平的“虚空点”是宇宙的中心,实际上,这个虚空点根本不存在,它又如何是太阳系中的一个中心天体,甚至是宇宙的中心呢?哥白尼沿用了行星在圆轨道作匀速圆周运动的旧观念,实际上行星轨道是椭圆的,运动速度也不是恒定的。
那么“地动说”取代“地心说”真的是“地动说”比“地心说”在当时天文观测上更准确些吗?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答案是:否),欧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1930— ,美国)用计算机查明16世纪这些行星实际所处的位置,并把这些结果与16世纪托勒密星表的制作者所得出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他发现,火星黄经的误差为5度。但是他指出:
正如开普勒在其《鲁道夫星表》中所抱怨的那样,1625年哥白尼的火星误差已经接近5度。简而言之,哥白尼的结果在数值上并不比(假定要用它们去取代之的)托勒密的结果更为完善。[31]
既然,地动说在观测结果上并不比地心说完善,那么为什么地动说被当时许多科学家所接纳呢?因为在当时的科学界流传着“相信在自然界发现简单的算术和几何规则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将太阳视为宇宙中一切活力和力量的来源”这两条信念。因此,在地动说观测数据误差很大时,这些相信地动说的科学家宽容了这些误差,并努力修改模型,使之与观测数据吻合。我们认为宽容在科学界相当重要,如果没有宽容,新的科学体系将无法建立,我们的科学技术也不会得到发展和提高。
劳丹(Larry Laudan,1941— ,美国)指出:
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试图证明科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事业,但这些努力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失败,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像科学这样一种体系,连同它手中掌握的方法,能够保证达到“真理”,无论是一时达到真理还是永久达到真理。[32]
罗素也说过:
在思想领域,清醒的文明大体上与科学是同义语。但是,毫不掺杂其他事物的科学,是不能使人满足的;人也需要有热情、艺术与宗教。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但是不能给想象确定一个界限。[33]
事实上,科学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科学不仅不能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而且也可以给想象一双自由的翅膀。
波普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证伪”,任何科学假说都应当受到尽可能严厉的批评考查和尽可能严格的检验,任何有助于在一个假说周围建一堵保护墙的步骤都不利于批评,因而应当放弃。任何有助于使假说经受更严峻考验的步骤都受欢迎。假说一旦被证伪,它就必须被排除。[34]因此,科学不能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因为它在不断地被证伪,但证伪的过程也是科学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科学也给我们的想象插上了自由的翅膀,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哈勃天文望远镜的观测,我们就不能发现人类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多么不起眼。在这个伟大的宇宙中,是否存在着和我们一样的智能生物,他们是什么样子,和我们一样吗?他们的科技达到什么水平,是否具有侵略性?等等。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的空间,美国电影《ET外星人》就是一部很好的科幻电影,如果我们的科技没有达到当代这样的水平,我们相信人类是很难想象出这样的电影的。
波普的“证伪”里面就包含了宽容,因为科学总是被证伪的,那么一个新的学说的出现,我们就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要提出证伪的证据。“证伪”不仅是科学界的宽容,而且,我们从证伪也可引申到社会。我们不要希望政府十全十美,要允许他们犯错误,这就是公民对政府的宽容。同时,政府也要通过自由的批评,批判性的讨论,使自己尽量少犯错误,少做蠢事、坏事。当公民犯了法,做了坏事,不仅光是惩罚公民,还要更多地思考公民犯法是不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所致,要不停地思考政府自身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不断“以人为本”地为公民服务。这就是政府对公民的宽容。正如伽达默尔所说:
尽管人类思想及认识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的——不可能超出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的能力,但这种人类认识之路的神奇性却绝对不会减少。对于人来说,这种人类认识之路,像人一样总是通向光明的前途。[35]
总之,科学需要宽容,宽容促进科学的发展,宽容并成为独特的科学精神内涵。只有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下,各个学派才能弘扬宽容精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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