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发展的模式与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

四、近代科学发展的模式与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

虽然说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产生自己独特科学体系的可能，我们不能主观论断其优劣。但是，伽利略─牛顿模式在历史上与逻辑上成为了近代科学发展唯一可能的模式。席文在致何兆武的一封信中认为“如果您要问近代科学是不是‘不诉之于牛顿体系’，也有可能走得通；那么我要说它是不可能的。牛顿科学始终是近代科学的核心部分，亦即必须处理日常经验的那部分，而非处理过分微小、过分迅速或过分多样而不使用特殊的工具就无从加以观察的那部分。我们在计算发射向月球的一个卫星轨道，产生某种结果所需要的功当量或对运动的磨擦效应时，我们就是在做着牛顿的物理学。”^［13］而这样一种模式，也就是李约瑟所称的“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SCC第一卷）是与古希腊科学传统一脉相承的。汤川秀树认为，标志着近代科学诞生的牛顿力学体系就是“在欧几里得几何和原子论的延长线上”建立起来的，欧几里得几何与原子论为古希腊科学所仅有，而中国古代文化缺乏这二者，所以“从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向我们所知道的近代科学或精密科学转化，不能不产生很大的困难”。^［14］

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古希腊科学关系密切。无论在科学思想还是科学方法上，近代科学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古希腊科学传统的影响。例如，近代科学注重数学分析的特点来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传统，“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们满脑子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精神”^［15］，而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这些近代天文学和力学的杰出贡献者都是毕达哥拉斯传统的信徒，数的简单性与数的和谐性思想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探索与理论构建。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可追溯至希腊化时期阿基米德的影响深远的实验传统，从达·芬奇到伽利略都对阿基米德怀有崇仰之情，并将实验方法直接运用到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而古希腊注重逻辑分析的特征更为近代牛顿、笛卡儿等所仿效，也成为诸多近代科学成就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基础。爱因斯坦曾说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是古希腊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时期，很多学科已经奠定了它们的基本模式，规定了今后的走向。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在此时已经形成，而此后的各种社会条件一直都在保持甚至强化着这种特点。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具有这种明显的特征，没有发生任何突破性的变化。所以，虽然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能够适应于古代社会的要求，而它却不能发展出符合近代科学要求的模式。

也就是说，古希腊科学的种子不断孕育，到了近代合适的环境中开始茁壮成长，成为“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SCC第一卷）的近代科学；而中国古代科学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种子。由此就不难回答“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