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物保护与物种多样性

一、动植物保护与物种多样性

物种的多样性，通常可以理解为众多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它们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种多样性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维护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回顾我国动植物物种保护的历史，表现为十分注意物种的繁衍与保存，保证物种数量不断扩大。

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动植物名称。《诗经》中曾列“植物143种，动物109种”。战国时期汇集起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第一次把植物分为草和木两大类，把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类以下又分种。反映了早期人类对动植物物种及其范围的关注。在《逸周书·大聚篇》中，有夏禹时的一些规定：“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到了周朝，还特别注意保护雌性、怀孕的鸟兽，明文规定不许捣毁鸟巢、禁止杀害幼兽和胎兽与雏鸟，不许捕捉幼兽和捡取鸟卵。《礼记·月令》载：“毋覆巢，毋杀孩虫、毋胎夭、飞鸟，毋幼，毋卵。”《礼记·王制》中，也见到了相关内容。在先秦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还开始植树造林，对植物物种的保护产生了很大影响。《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叙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这里的草木，已非单一植物物种。《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明确指出：“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意思是在辨别十二种土壤的基础上，种植相适宜的谷类与树木。

《古代环境保护》一书中，对物种的传播与增加作了相关研究。该书作者认为，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谷类、蔬菜、果树的品种，并按作物的特征、品质、性能进行科学分类。例如，粟共有86种，又被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早熟、耐旱、不惹虫；第二类24种，有芒，不怕风，鸟不伤害；第三类38种为中熟大谷；第四类10种，晚熟，不怕潦，但一有虫灾则完全受损。以《齐民要术》所记载的物种种类与汉代《四民月令》相比，仅在北方地区就增加了10多种，并逐渐推广。^［5］

隋唐以后，“由于外来动植物大量传入，南北农作物相互移植，原有野生动植物经过人工驯化而成为栽培、饲养之物，进一步扩大了动植物品种与数量。”^［6］当时广泛引进各国、各部族的优良马种，如青海骢、毛锦青黛、突厥马等。元朝时，蒙古马匹、南番马匹通过河西走廊进入陕甘地区，北方的公驴与母马交配为马产骡，北方公马与母驴交配为驴产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将珍稀动植物视为祥瑞，在《唐六典》中，祥瑞被分为四等。“大瑞”中包括“龙马、泽马、白马赤髦、白马朱骏之类、周匝、獬豸、比肩兽、六足兽，比为大瑞。上瑞，谓三角兽、白狼、赤罴、狡、赤兔，九尾狐……骇鸡犀之类，皆为上瑞。中瑞，谓白鸠、白鸟、苍鸟、白泽、白雄、翠鸟、黄鹄、小鸟生大鸟、朱雁、五色雁、白雀、赤狐、黄墨、青燕、云貉、赤豹、白兔、九真奇兽……草木生之类，为中瑞。下瑞，谓矩、嘉禾、芒草……人参、竹浦、椒桂合生、木连理、戴角鹿、鹿、神雀、黑雉之类，为下瑞。”对于以上所列的动植物，所涉及的物种范围已相当广，并相应采取了非常有意义的保护措施。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法令：“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不可送者，所在官司察验非虚，具图书上。”^［7］祥瑞中所列的鸟兽如果被生擒，将按照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放其回归大自然。对于植物也采取了原生地保护的方法，不再送至京师，只需画图呈上即可，客观上保护了这些植物。

清代对于珍贵植物人参也采取了保护措施。《清会典·刑律》载，在山场中私采人参的人将受到“轻则杖责，重则充军”，发配给戍边士卒为奴，以至斩首的处罚。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轮番隔年采集的办法，以免人参绝迹。

我们看到，①中国古代对于动植物物种范围的认识非常广泛。在动植物物种保护方面，不仅十分重视对珍稀物种的维护，而且特别关注对普通物种的维护。作为普通物种的鸟、鱼、犬、马，甚至包括田鸡在内，虽不算珍贵和稀少，但都能够被纳入动植物保护的范围（汉代有保护鸟类的法令，宋代也有保护田鸡的法令）。这使我们联想到，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从保护物种多样性的角度出发，扩大其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保护对象，国家制定相应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而根据我国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统计，列入名录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种类中，处于濒危状态的一类保护种类1962年为27种，到1989年则增加到101种，最近为93种，珍贵、濒危物种总体上呈增加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片面认识，警示我们必须全面保护那些看似普通、数量众多的物种，否则它也会在某一天会成为珍贵、濒危物种。因为，我们常常很难客观地认定，究竟哪些动植物物种是有害的、哪些又是无害的，只能按照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法则，认定现存各物种都是生态链的重要组成环节。②物种多样性具有经济价值，它是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古代人类对动植物物种特点、属性的不断认识，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这也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工业社会，物种多样性也支撑着各行各业，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界的需求。也就是说，保护物种多样性符合人类自身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作为全球第一个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公约，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中国也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该公约，1993年12月29日，公约对中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