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物保护与生态文化

三、动植物保护与生态文化

保护动植物、善待大自然，有利于我国生态文化的建设。生态文化，就是环境意识和环境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态文明观。生态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进，能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它以崇尚自然、保护环境、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基本特征。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就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保护动植物、遵守生物在大自然中生长规律的道德观念。古代帝王打猎有“三驱”之说，“乃三面驱禽，即网开三面，以示仁德”。^［16］“（商）汤出，见野张网四面……乃去其三面。”^［17］

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以“仁爱”思想为出发点，“爱物惜物，取以时度”，是传统环境道德的基本规范，如要求不火烧新生草木、不猎杀小兽、不取禽鸟之蛋、不杀怀胎的动物、不摧折幼小动物、不捣毁鸟兽之巢穴等。汉代董仲舒明确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宋代张载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这里的“仁”显然不仅包含了人际道德，还包括生态道德。唐代思想家陆贽，提出在“取以时度”上，国家要按照爱物惜物、节用有度的基本要求，使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尽量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又能使各种生物的种类和数量相对稳定，使生态系统得到最大的保护，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达到生生不息、协同进化。

唐代中叶，安乐公主用珍禽羽毛作毛裙，“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18］公元713年，唐玄宗即位，他接受了宰相姚崇、宋璟禁奢靡的意见，于公元714年下了《禁珠玉锦绣敕》，“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令付有司，另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珠玉之货，无益于时，并焚于殿前，用绝竞争……”^［19］公元714年7月，颁布《禁奢侈服用敕》，规定“不得采取珠玉，制作锦绣珠绳，织成帖二色绮绫罗作龙凤禽兽……违者决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20］“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21］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颁布了禁止以国家保护动物为菜肴的禁约。“十二月，上封者言，京城多杀禽鸟水族以供食馔，有伤生理。帝谓近臣如闻内庭宗室市此物者尤重，可令约束，庶自内形外，使民知禁”^［22］。公元1036年，宋仁宗颁布《禁鹿胎诏》，规定“一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及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捕鹿胎并制造冠子。如有违犯，并许诸色人陈告，其本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捕鹿胎人，支赏钱二十贯文。陈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支赏钱五十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23］。公元1107年，有大臣奏乞“今后中外并罢翡翠装饰”。皇帝批示：“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皆在所治，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可令有司立法，间奏”^［24］。公元1128年，有大臣奏“……望今后不得用龟筒、玳瑁为器，用鹿胎为冠，所有与贩制造者乞依翠毛条禁。（皇帝）从之”^［25］。龟筒、玳瑁、鹿胎冠、翠毛都是由于民风不好而捕杀野生动物的产物。可见，唐宋时期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滥用野生动物资源的问题，拯救了濒危的野生动物，使社会活动朝着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也就是说，动植物保护与生态文化建设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我国当前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滥砍、滥伐林木资源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现代人类应积极弘扬我国优秀的环境道德与文化，普及生态知识，发展生态产业，将生态教育纳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树立起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建立起符合生态要求的先进文化体系。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