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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中心形成的几点原因分析

时间:2023-02-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独立战争之前,美国的科学发展和英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科学机制在美洲大陆的重置。独立使美国科学遭到了挫折,与英国的科学交流在战争期间差不多完全断绝,仪器也几乎不可能获得。美国现代科学体制的建立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美国科学中心形成的几点原因分析_科学历史文化

二、美国科学中心形成的几点原因分析

1.实用主义价值观及冒险创新精神提供了有益的文化氛围

(1)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产生于美国,活动中心也一直在美国。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为实用主义在美国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人们对美洲一无所知。美洲大陆的发现,激起了欧洲潮水般的移民运动。一批批背井离乡的移民,在原始荒原上经过二三百年的奋斗建成的一个都市化、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强国,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二千年发展的程度。在美国独特的发展历史中,美国人普遍形成了独立、自由、机会均等、竞争、务实、实干、效用至上等思想观念,并且形成与之相联系的不迷信权威、不固守抽象原则和书本知识,不拘泥于旧传统习俗,崇尚科学,富于创新进取的精神,为实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而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基辛格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1976年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全美哲学讨论会上,突出反映了这种观点。

(2)美国科学发展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实用主义哲学价值观渗透并改变了美国科学发展的历程。独立战争之前,美国的科学发展和英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科学机制在美洲大陆的重置。然而,一切都随独立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独立使美国科学遭到了挫折,与英国的科学交流在战争期间差不多完全断绝,仪器也几乎不可能获得。

在独立后的美国,实用主义成为某种偶像。认为只有富豪名门才有权从事像纯科学这种爱好的精英主义观念,已声名狼藉。有才之士都可以从事有用的工作这种信念以往从未如此盛行。独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面临着一系列急于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自然哲学家们很快发现他们无法成功地把他们的注意力平分给天文和农业,美国农民非常需要专职农学家的帮助。在这一压力下,着眼于实际目标的学会开始出现。而立国者们也十分重视知识,认为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进步。他们在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中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为了鼓励发明创造,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专利法,1836年成立专利局,到1860年内战前美国登记在案的发明专利就超过3万多件。偏重于实用的方面,构成了19世纪美国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美国人信奉的实用主义在科学事业的发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强势发展相比较,19世纪美国基础研究发展非常缓慢。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的科学巨人寥若晨星,著名的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因为美国当时的学术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地发表他的成果,而把发现电磁感应的优先权拱手让给了法拉第。

2.科学的体制化为美国成为科学中心奠定了基础

早期学术团体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美国科学的发展,但是,直到18世纪末,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规模仍然是很小的,实验手段也是相当有限和相当落后的,科学研究基本上是科学家个人所从事的一种自由活动。而且,科学研究从社会生产活动中得到的推动仍然很小,科学研究的成果一般也还仅仅是为科学家所了解,并不能在生产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美国现代科学体制的建立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德国已经完成科学体制化基础上,结合世界科学技术的新进展,从美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科学体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具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1812年的美英战争强化了美国的举国团结,开始致力发展美国本土的文化和教育事业。19世纪初,美国的高等院校从殖民时代兴起的几所学院增加到20多所,同时,一些高等学校开始引进了某些学科,主要的高等学校开始设置科学方面的教授职位,一些科学和技术性刊物开始相继出现,更多的民间学术团体也相继建立。到了19世纪后半期,由于政府的支持和鼓励(1862年颁布了《莫里尔法》,同时鼓励私人大力举办学校),使美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快速增长,仅在南北战争前的10年里,美国已经创建了大约100所主要从事科学和工程教育的院校。1880年美国大学约有450所院校开设了科学和工程学的课程。19世纪末,美国全国的高等教育网络已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美国吸收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对大学进行了美国式的改革——在大学中建立系级组织,设置研究生院。系级组织的建立使美国克服了德国大学中以教授教席划分学科的弊端,体现了更多的平等与合作精神,也使学生能获得所属学科的全面训练;研究生院的设立则凸现了美国对培养能从事科学研究的高级科研人才的重视。改革后的美国大学,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科学家活动的主要舞台,成为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和生命力的重要基础之一,有效地保证了科研活动的持续性,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科学的发展。

(2)工业实验室的建立。最早的工业实验室出现于德国,但其大规模创建和发展却完成于美国。19世纪末叶,随着科学技术人才的增加和科学技术活动更加广泛的开展,美国工业生产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工业生产又提出了日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在此情况下,仍然主要依靠以前那种科学家个人自由研究的方式来解决大多数的科学技术问题已变得不可能,这催生着基于一定目的而把科学研究人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研究机构的出现,工业实验室应运而生。在美国,第一个工业实验室是爱迪生于1876年在新泽西州门罗公园建立的,它后来成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所。其他大公司纷纷模仿爱迪生的做法,从而开创了工业研究的新时代——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新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夕,较重要的工业实验室已经发展到365个,这些实验室从高等院校中吸收了近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企业已有3400多个实验室,雇用了700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约半数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用于研究的经费每年约3亿美元。

工业实验室的出现,表明科学家的活动有了更广阔的天地,科学与技术、生产的双向互动关系更为密切。综观20世纪,美国的工业研究机构不但把人力物力投向技术研究与开发,同时投向应用科学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这一趋势至今方兴未艾。工业界对科学的持久投入和迫切需求,使科学技术活动有了不竭的动力支持和充分的财力保证,促进了美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实力的快速增强,终于从19世纪的科学弱国跃升为20世纪的科学强国。

(3)国家机构中的科学实验室的建立。政府直接干预和管理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美国科技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1862年,美国农业部成立,同时宣布了《莫里尔法》,各州依据此法,相继创办农业专门院校,所需土地由政府授予,故又称“授地大学”。它们很快成为农业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心,为后来美国农业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孵化清案》,要求各州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到1893年,全美已建立起56个实验站,实现了美国农业与科技的结合,使美国农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据资料统计,到20世纪初,美国政府机构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部、局和委建立了科学研究组织,尤其是医药、卫生、国防等部门,更是与科学和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所属的实验室,多为一些巨型研究中心,承担着有关国家安全和公共事业服务相关联的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任务,为美国的国防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着长期的动力支持。如1958年建立的国家航天和空间局,有5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这些人的活动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科技王国,创造出了一桩又一桩征服宇宙的奇迹。

美国在改革德国科技体制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美国式科技体制,大学、工业、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三足鼎立,为美国实现科学的赶超,由科学弱国变为世界第一科学技术强国及科技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证。

3.“大科学”体制的形成及其与“小科学”的有机结合使美国在20世纪独占鳌头

19世纪末,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的工农业产值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跃居世界首位。但是,从美国在这一阶段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来分析,美国19世纪末工业化的完成,仍然不得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从欧洲引进的先进的科学技术。20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在美国更加被看作是工业发展的基础,联邦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集中化的组织措施,对科学加强了干预,美国的科学发展开始由“小科学”的发展史(即私人资助的自由研究的历史)向“大科学”过渡。

“大科学”就是组织起来的科学,或者说是国家资助的规模巨大的科研项目,而大科学体制则是以大科学项目为主导,以众多小科学项目为基础的现代科研体制。美国的大科学体制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战时大科学体制的改造,而国家科学基金会(1950年)的成立,则标志着美国战时的大科学体制在小科学体制内的和平长入,标志着美国大科学体制的确立。从此,国家资助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取代了由私人企业和基金会资助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主体地位。

“大科学”体制的形成和确立对美国科学发展有以下方面影响:

(1)开创了联邦政府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并以社会建制的方式确立下来,为科学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美国联邦政府所提供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实际上并不只是拨给本身所属的实验室开展研究与发展工作,而是将其中2/3以上的经费以不同形式,主要是以研究合同和研究资助的方式,拨给政府之外的研究单位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而只将不到1/3的经费拨给联邦政府所属的研究单位。美国政府的上述做法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研究机构的臃肿及由于所关注的研究与开发优先发展领域的更换而使部分政府雇用的科技人员失业,给全国的科技劳动力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同时,可以提高效率,并提高非政府研究机构研究与发展活动的能力和适应性,从而有助于提高美国全国的研究能力和灵活性。

(2)科学日益和国家目标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的自然资源调查、30年代罗斯福提出“科学研究是国家资源”,以及40年代的《曼哈顿计划》、60年代的登月计划等,无不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利益联系在一起。美国“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21世纪美国的科学目标应包括两方面:第一,美国应该在所有的主要科学领域内处于领先行列。实现这一目标,将保证美国能够很快地应用和推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的科学新进展。第二,美国应该在一些主要的科学领域内保持明显的领导地位。选择领导领域的决策应该以国家目标和研究领域外的其他准则为基础。

大科学体制的建立加强了联邦政府对科学发展的宏观管理,由政府出面组织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科学研究,并通过联邦政府广泛的资助激励小科学领域的发展,对促进20世纪美国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4.历史的机遇及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为科学持续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美国是世界上外来移民最多的国家,移民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很大。就科学发展而言,美国科学是和移民对新大陆的开拓同步发展的,殖民地上的科学活动和母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独立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意识到必须大力发展本土的科学事业。

然而,科学事业的发展最终是人才的培养和利用,积极引进、利用外来人才成了美国国家管理者们一贯、长期的做法。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根据美国需要,修改调整移民法规,吸引美国需要的人才。把吸引外来人才的原则纳入政府法律始于20世纪初。19世纪末,美国的自由土地不复存在,劳动力供求日趋平衡,就业竞争日益加剧。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各种对抗性矛盾空前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移民限制法,包括1882年的《排华法案》、1907年限制日本移民的“君子协议”和1924年颁布的旨在彻底禁止亚洲移民、限制东南欧移民的移民限额法。值得注意的是,法案规定优先吸收美国公民的外籍亲属和精于农业耕作技术的移民及其配偶和子女。这标志着把吸引外来人才的原则纳入政府法律的开始,从此,吸引外来人才就成为20世纪美国移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移民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1952年、1965年和1990年的移民法。1952年法案在保留1924年移民法条款的基础上,将每年的总限额略增到15.6万,其中的50%用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突出才能和技术专长的移民。1965年,美国政府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颁布了新的移民法。新法案将移民限额提高到29万,技术移民限额略有调整,为20%,同时新法案废除了种族歧视等条款,有色种族的移民可以在与白人相同的条件下入境。这一法案实施后,不仅入境移民逐年锐增,而且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成了美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80年代的低速增长,美国的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和高科技也受到了日本和西欧的挑战。然而,由于美国政府认识到外来移民对经济和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1990年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将每年的移民额增至70万,并对“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作了较具体的规定。就“技术移民”而言,法案除了保留1952年移民法的条款外,对“突出才能”的移民做了明确规定:即在科技、贸易、教育、体育和艺术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并享有国际声誉的外籍人均属突出才能的移民,他们入境时必须出示相关的学历或奖励证书等,否则不得入境。显然,美国国会希望用这些条款吸引更多的外籍英才入境,并利用他们的技术、智慧和资本来加快美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从而保持其在国际中的领先地位。

此外,美国还利用允许外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教授和专业技术人员永久居留美国等方法吸引外来人才。

美国的重大科学成果数量在20世纪40年代迅速增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对科学家的轻视,致使大批科学家被赶出德国,即使是爱因斯坦等知名科学家也未能幸免于难。在1933至1938年间,1880位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从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流亡国外。这些被赶离家园的科学家大部分去了英国和美国,其中1236名科学家去了美国。历史上,再没有像这次的移民如此高素质、影响力如此之强的了。有了他们,英美的历史永远地被改变,希特勒的损失实在是英美的伟大收获。对此,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也指出:“爱因斯坦、弗·哈伯等卓有成效的犹太科学家以非纯德国人的罪名被大量驱逐出境。德国科学的衰落和美国科学的繁荣都是这一事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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