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动因

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动因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偏安海外孤岛，一直承受着大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台湾当局首要任务就是与大陆抗衡，把“反共复国”奉为“基本国策”，自视为正统的中国政府，而把共产党建立的共和国贬为非法窃据的叛逆政权。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国民党制定了不断变动的大陆政策，以适应40年来激烈变化的局势。

大陆政策对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强烈的影响和制约，也与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变迁相互关联，牵动着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局演化，是实现统一大业面临的严重难题。自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伊始，直到目前，国共两党关系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后，两党关系的互动其实是历史冲突在新时期的延续，而双方对策则是指导和影响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对未来的和平统一事业至关重大。本文试图就国民党方面的对策展开纵向历史考察，探究其演变历程，并对促成变异的动因加以剖析，进而揭示演变的主体规律与程式。由于资料收集困难，课题且无成例可循，笔者学识浅陋，只能抛砖引玉，请教于海内外学术同行。

蒋介石是一位旧式的军阀政治家。他一生迷信“武力统一”，至死沉陷“光复大陆”的怪圈，图谋复辟失去的王朝。但是，时势变易，力不从心，不得不屡作调适和变计。直至逝世，他未能实现骨归故土的心愿，构成终生遗恨。(www.guayunfan.com)蒋介石是台湾独裁者，也是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设计师。生前，一直牢固主宰台湾政局，大陆政策则因此带有蒋介石时代僵固和保守的底色。他是一位旧式的军阀政治家，虽然口喊革命和三民主义，实质上与传统的封建帝王没有根本区别。此人崇尚儒学的“四维八德”，自奉正统天命，用武力荡平群雄，建立以他为领袖的国民党政权。可是，唯有共产党未能“剿灭”，遂一再“围剿”，意欲一统天下。内战招至外祸，日寇大举入侵，把蒋氏驱赶到西南山区。靠着国共两党合作，坚持抗战八年，总算“还都南京”，进而劫收全国。但蒋氏并不满足，再度挑起全面内战，妄图三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底定天下。结果兵败流亡，被中国人唾弃。据台初期，国际环境也空前险恶，美国竟决定抛弃这位不争气的反共伙伴，“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2]更使他恐惧的是，解放军声势席卷大陆，蒋军则以台湾为巢穴，把海南岛和金门、马祖作为两翼，依恃海空军优势，企图构筑新的防线，保住流亡政权。

蒋介石把这次流亡与抗战时逃避重庆相提并论，选择了武力挣扎和抗衡的道路。政治目标是“反共抗战，复国建国”。他的如意算盘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抄袭抗日战争的老谱。[3]是时，残余蒋军还在西南省区挣扎，与东南沿海防线遥相呼应，“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大陆匪区发动攻击”，以“雪耻复仇”，“建立千秋万世不朽的基业”。[4]

蒋介石又一次打错了算盘。1920年夏，解放军乘木船登陆，一举直下海南岛，蒋军海空优势的神话被拆穿，西南各省蒋军也次第被歼，广大国土被解放。国民党还没有反攻就输掉了血本，台湾陷入空前混乱，达官权贵惊恐万状，担心海南岛覆辙再度出现，蒋经国承认，这是“一段最暗淡的时期”。[5]台湾尚且难保，反攻实属高调虚声，连蒋介石也感到需要降低调门了。

使蒋介石摆脱厄运的机会是192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亮相示威，阻吓中共解放台湾。这表明，杜鲁门政府改变了原来等着瞧的消极对策，转而以武力保护台湾安全。蒋介石等人惊魂始定后，遂把朝鲜战争看作恢复基业的良机。台湾驻汉城“大使”邵毓麟居然公开声称：此战“只有百利而无一弊”，不仅给台湾带来“一线生机”，而且还能“演成美俄世界大战”，结果会导致蒋军“由鸭绿江而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6]蒋介石则照会美国，要求派33 000名蒋军赴朝参战。及至10月22日，中国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导致美国对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并且使美国政府确信，它的远东政策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遏制”。“使得台湾和美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由于美国公开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国民党政权得以偏安孤岛，稳定和巩固了一党专制的统治秩序。

美国与蒋介石对反攻大陆持有歧见。杜鲁门只想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打一场局部战争，不欲在海峡开辟新战场，也没有发动世界大战的意图。因此，美国拒绝蒋军赴朝参战，蒋介石反攻图谋遭到冷遇，蒋军又根本没有力量单干。于是，反攻热开始降温，转向“巩固台湾，反攻大陆”。蒋介石对此辩解说：

建设台湾，是反共抗俄的根本工作……我们不怕不能光复大陆，扫除匪伪极权主义的暴力；我们是怕不能脚踏实地，在台湾树立收复大陆以后的楷模。[8]

建设台湾与反攻大陆孰先孰后，蒋介石的回答是明白的：建设台湾优先，反攻需要“强固的基地”，光复更要这个“三民主义模范省”作为“典范”和“模型”。[9]建设模范省当然不是短时间可以竣工蒇事的，反攻就得有待将来。

蒋介石必须看美国眼色行事。及至1923年，共和党执政，对华转取更加强硬政策。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再度为反攻大陆升温加热，提出“军事第一，反攻第一”的口号。艾森豪威尔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立即解除台湾中立化，恢复蒋军对大陆行动自由。对此，蒋介石大加赞誉，称之“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之举”，[10]并有些跃跃欲试的意向。岂知美国“对中共是开弓不放箭的威胁架势”，并不想动真格，其真实意图“仍然是以确保台湾基地安全为度”。[11]为了防止蒋军蠢动，美国在当年8月要台湾当局在采取任何“反攻大陆”行动前，先要咨询美国意见。这样，蒋介石默认了主子的否决权，刚升高的温度又降了下来。之后，历届美国政府从未表态支持“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而离开美国支持参与，蒋介石“反攻”只能是痴人说梦。

为了控制国民党当局动向，确保台湾军事基地安全，美蒋于1924年12月2日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确定了互助同盟关系。美国承担义务，“保证台湾安全和澎湖列岛免遭外来攻击；维护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还要维护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际地位”。其根本战略目标仍是遏制与孤立中国。[12]

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多次扬言要“反攻大陆”，还提出自己单干，声称“毋需美国军队参与，只需要军械与装备，并保证这不会引起世界大战”。[13]但美国对此或者不予置理，或者给以警告，终使蒋介石泄气甘休，回到“重建民国基地”的故套。

1924—1928年，大陆对蒋军发动两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行动：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炮击金门、马祖蒋军阵地，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喧嚷给以武力惩戒。蒋军在整顿和重新武装后，仍然不是解放军的对手，连年丧师失地。台湾的军事评论承认：“国军打得不甚理想，中共则初试锋芒。”[14]蒋介石也心有余悸地说：

全面反攻的力量，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如果一旦反攻战幕揭开以后，可能停顿于局限的战区之内，而不能全面发展，获得一举成功。

当初他许愿“五年成功”，如今限期已到，“反攻”还停留在嘴上。蒋介石再次担保，“反共复国”使命，“多则七年，少则五年”，即可实现。[15]及至1928年8月炮战，海峡局势空前紧张，美国担心燃起战火，由杜勒斯赴台与蒋介石会谈，10月23日，双方发表会谈公告，指出：

达成（统一中国）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

面临中共强大武装力量，美国不愿为蒋介石挑衅行动承担风险，而是迫蒋就范，收起武力反攻大陆的口号，改取政治解决途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亦由此发轫。

1929年蒋介石在《元旦文告》正式提出“政治光复”口号，取代只说不行的“反攻大陆”滥调。他宣布“反攻复国的战略”——

始终是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支战场。

从“军事第一，反共第一”高调，降阶为“政治为主，军事为从”，这是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一大转变。对此，蒋介石诠释说：

反共抗俄的斗争，乃是从思想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武力的全面斗争，我们不能单凭军事的力量，亦不能专恃国际的声援……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战场上战胜敌人，才能在军事战场上达成最后的胜利。[16]

是时，正是大陆刮起共产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中苏论战由隐转显，蒋介石以为时机可乘，提出“光复大陆”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七分敌后，三分敌前”。期待大陆会因内外交困出现动乱，即可乘乱取事。1962年，蒋军组织特工分遣队，多次扰犯大陆沿海地域，旋即遭到歼灭，大陆根本没有出现蒋介石所预期的动乱。迨至1963年，中苏论战激化，蒋介石向记者表示“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苏俄与中共的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良机不可坐失”，但“需要（美国）道义、精神和若干物资上的支持”。[17]台湾海陆军展开联合登陆的“嵩山演习”，并继续小股窜扰大陆沿海，但美国冷眼相向，反攻又成画饼。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蒋介石渴望的大陆动乱终于到来，立即作出反攻决策，把1967年视为“光复大陆的决定年”，三军频频举行联合演习，摆出跃跃欲试的挑战姿态，但“决定年”最终仍无行动。1969年，台湾发布动员令，准备“反攻大陆”，又是一次打雷不下雨的虚张声势。世界与海峡两岸都听惯了蒋介石“反攻”的嘘声，这位军阀政治家心里也清楚“反攻”无异以卵击石，但不能不挂在嘴上。其一是对大陆“一定要解放台湾”口号的回应；其二是加剧岛内政治紧张氛围，便于继续实行“动员戡乱”、“戒严”和军事管制，摧残民主运动；其三是多捞点美国军援。

其实，蒋介石的政策重心仍然放在“政治光复”上，几次军事反攻的鼓噪不过是乘大陆之危。就在1969年军事动员时，《中央日报》还发表社论，指出：“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总能达到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社论揭露了“反攻”口号的底蕴，其真正时机并非当前，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需要等到大陆人民起来“反毛抗暴”，台湾蒋军、海外侨胞从外部支援，“唯有三种力量互相策应，里应外合，终会……收拾大局”。[18]蒋介石和他的反共元老们是看不到这一天了，当初“二年反攻，五年成功”的美梦苏醒了，反攻时间被无限推迟到——“只有上帝决定为何时”。[19]

反共复辟的幻梦不能不屈服于无情的现实，蒋介石事实上放弃了“反攻”行动，带来的却是台湾的发展和进步。他终未能骨归故土，算是一大遗恨，但以建设台湾取代反攻大陆不失为一项务实的正确选择，这是我们应予肯定的政治举措。

蒋经国是一位坚韧和现实的政治家，风格、气度与乃父颇多差异。他一生屡濒逆境，执政之初，风云突变，险象环生，遂力倡“革新保台”，终至走出险境。面临统一大业，他步履艰难，却在临终前小步趋进。

早在蒋经国上台之前，国际情势开始逆转，台湾流年不利。1969年11月，自称“反共斗土”的尼克松竟然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新姿态，国民党朝野大为震惊。1971年7月12日，又是这位美国总统宣布，将要访问北京。这无异在台湾上空响起晴天霹雳。最大的冲击波则是三个月以后，台湾当局被驱出联合国，中国政府获得合法席位，国民党谋求长期盘踞中国代表席位的努力遭到惨重失败。蒋介石哀叹：这是“黎明前最黑暗之一刻”。[20]接着，1972年2月，尼克松如期访华，与周恩来签署《上海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新格局。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肯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他还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但已经把一个中国的合法政府暗暗移到北京。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关头，蒋经国临危受命，于2月20日出任“行政院长”，宣告“蒋经国时代”的来临。

蒋经国一生屡濒逆境，历经政治风浪，久受艰巨考验。在其父扶持下，羽翼丰满，控制军队、情治、党务、行政、经济五大系统，成为台湾第二号人物。他在大陆时代即以革新清廉在朝野颇有清望，在台湾，他以坚韧务实、敢于任事著称。他青少年时期，在苏联学习、流放12年，深悉共产党组织、动员群众的方式和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风。尽管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但却模仿它的风格。因此，有的学者把蒋经国奉为“动员群众型的领袖”。他上台后，揭举“革新保台”的大旗，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发和建设现代化台湾这一大政上。比起乃父，蒋经国时代显出了这位政治家的风格和特色。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邱垂亮经过一番考察，归纳出四条：

第一，他父亲时代的“反攻大陆”慢慢地不再被强调，建设台湾、发展台湾变成主要国策；第二，为了建设台湾，他开始走入群众，发挥亲民（popu1ist）能力，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第三，在领导层上采取‘一中一台’，慢慢吸收培养台湾省籍干部；第四，在经济上提出了十大建设。[21]

邱先生说得比较客观，“革新保台”的要旨就在稳定和发展岛内局面，力图熬过岛外难关。国民党学者魏镛在1973年2月道出了蒋经国大陆政策的潜台词，他说：

一个中国，但不立即实现，同时，夜长梦多，鹿死谁手尚未定之数，说不定中共政权会在内忧外患下产生严重的内部斗争，甚至激烈的内战，到时候国民政府军队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自会大增。[22]

可见，这是一项消极等待大陆变乱、以便从中取事的对策，它比蒋介石的“政治反攻”更退却一步。蒋经国头脑清醒而现实，他担心的不是中共解放台湾，而是台湾同胞驱赶国民党人，现时，外部风云变幻，压力日重，台湾人心浮动，必须迅速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革新事业，才能保全蒋氏父子和国民党统治。

但蒋经国不放过机会向中共搞政治出击。当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后，他蛊惑人心地声称：这次事件“乃是大陆群众反抗情绪的总爆发。天安门的火头即将烧遍整个大陆，烧毁毛共伪敌政权”。他梦想诱骗大陆人民，“在精神上向三民主义加盟，在行动上向反共复国归队”，还向大陆推销国民党的“精神党员”。条件是——要求自由生活，不要奴役恐怖；要讲民主法治，不要专政独裁；要求平等待遇，不要划分阶级；要有安全保障，不要仇恨斗争。大陆人民只要自认为具有以上任何一项心愿，就可以成为国民党的“精神党员”。[23]看来，蒋经国比乃父更有自知之明，放弃了“反攻大陆”这一恶化两岸气氛的不实口号，即使在大陆动乱最剧烈的年头，他也只空喊一些自欺欺人的政治宣传话语，而不搞军事动作。

“革新保台”大致有三层内容：加速推进现代化经济建设；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吸收台籍才俊进入政府，增选“国大代表”、“立委”等“中央民意机构代表”，抓好地方县、市长民选工作；检讨“外交”得失，推行“实质外交”，增强弹性和活力，走出“外交”低谷。

变化最醒目的是“外交”层次。

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台湾“外交政策”忽视了现实因素，缺乏弹性与灵活性，导致逐出联合国的恶果，否则，它还能呆在联合国内。1972年，“外长”周书楷表示，今后将转取“弹性外交”，寻求出路。他主张，凡是对台湾“无敌意的国家，均愿与之加强联系，同时以经济、财政、贸易、教育、文化等配合外交的推展”。[24]当年9月，日本承认大陆为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湾断交。蒋经国决定，台湾官员留在日本，以民间机构“亚东关系协会”名义维持“实质关系”。日本则在台湾设立“交流协会”，以为对等交易。无疑，这一决定是困境中的痛苦选择，但也是台湾当局合理的灵活对策，比自我封闭和孤立的僵化政策显然更切合现实形势，也更富效益——使台湾继续保持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沟通，有利于外向型经济的拓展。之后，“实质外交”模式相继在西德、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南美、非洲部分国家先后推开。直到1979年1月，中美建交，蒋经国亦如法炮制，在美国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取代原来“使馆”职能。美国也相应报答，国会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美台关系的新格局。

随着台湾经济蓬勃发展，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蒋经国又缓慢地改革政治，向开明专制演进，因此，岛内政局比较稳定。这样，台湾居民多数成为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他们支持蒋经国继续执政，推行“革新保台”政策，加速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推进政治民主化。看来，外部局势的恶化反而刺激了蒋经国和国民党的危机与忧患意识，台湾民众也受到强烈影响，终于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生路。实践表明，“革新保台”是一项正确有效的选择，给岛内带来了繁荣和富裕，也增强了住民对蒋经国和国民党的向心力。同时，“实质外交”的推行，缓和了纷至沓来的“断交冲击”，部分消弭和挽回了失败后果，淡化了台湾民众的恐惧不安心理。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和平统一祖国列为本世纪内两件大事之一。为此，对台湾采取新的和解政策，以消除对立和隔阂，促进统一大业。1979年元旦，正是中美建交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主张海峡两岸商谈，结束“对峙状态”，相互通商、通航、通邮（“三通”），开放探亲和文化交流。同日，解放军宣布停止炮击金、马蒋军。从“解放台湾”到和平谈判解决统一问题，是中共对台政策转变的核心。这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10天后，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承认“和平统一，确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25]7月，他又在“国家建设研究会”上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一个。”与中共一个中国的立场完全一致。1980年7月，这位“院长”强调“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将灭亡”，把统一看作台湾唯一的光明前途。[26]

但是，台湾当局对中共的主张有意回避，特别是和平谈判更是缄口不提。

症结在于蒋经国早在1978年2月的一番表态。他在答复美国记者问题时，关闭了和谈大门。他说“与中共谈判无异自杀”，“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再和中共谈判。这是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27]既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主张和平统一，却又拒绝与大陆谈判，以寻求结束分裂的合理方案。台湾当局宣称的统一高调和维持分离现状的行动呈现强烈的反差，招致海内外爱国人士的不满。於梨华等26位海外华裔学者在1978年底公开致函蒋经国，吁请这位政治家：

为了终止兄弟阋墙而为外人所乘的危机，接受中共的邀请，推心置腹，进行谈判，以和平方式早日达成中国统一。

同时，建议批准两岸人民通航通邮通商。[28]

中共坚持继续努力，叶剑英于1981年9月30日发表谈话，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具体方针政策，作为谈判的初步方案，借以进一步打开海峡两岸关系的坚冰。其中，关键是第一条：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共以民族利益为大局，主动捐弃前嫌，超脱党派对立，主张两党平等协商，解决统一课题。这使台湾当局陷入被动，不得不谋求新的对策。

1982年6月，国民党举办第十一届中美大陆问题研讨会，孙运璇闭口不提谈判问题，而在统一条件和时机上大作文章。他说：“中国的统一应以自由意愿为基础。”“只要在大陆上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与自由中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障碍自然就会减少了。”台湾官办舆论对孙氏找到遁词大加吹嘘，宣称这是处理中国统一问题的因应之道，孙树立了明快、坚定、果决、弹性与面对现实的崭新形象。[29]

及至1984年9月，中共以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香港问题。10月12日，邓小平正式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构想。这些事件对台湾当局构成新的政治挑战，“比中共的大军压境更厉害”。岛内出现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危机”。蒋经国深感，在统一的历史大趋势之前，必须采取现实与变通的对策。当他就任第七任“总统”时，提出大陆政策的构想是：“有所变，有所不变；有所为，有所不为。”变、为都是抽象空疏的字眼，只有蒋经国本人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看来，不变者“反共”国策，三不（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政策都属于“不为”的范围。可变、可为者则随机应变，审时度势，临事决定实施。这样，台湾当局不愿像中共倡议那样，走大步，迅速走到谈判桌边，解决统一课题；而是在各种压力下，走小步，甚至盘桓摇摆，把统一推向渺茫的未来。因此，表面上仍然严峻的大陆政策有所松动：民间交往不加过问；派员与中国民航谈判处理华航货机事件；允许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同时，国民党解除了“党禁”、“报禁”、“戒严令”，岛内出现多党政治的民主化势头。

可见，蒋经国对统一信心不足，他并未超越“革新保台”的窠臼。按照他的新说法则是，“植根台湾，放眼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直到临终，他始终未能抛弃沉重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负荷，迈开结束分离、走向统一的时代步伐，实在令人遗憾与惋惜。但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政治家们的共同心理，半个多世纪的仇怨、对立和冲突构成的心理障碍，两岸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严重差异，都一时难以化解，必须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交流、沟通和理解的过程。蒋经国在1987年告诉台湾民众：“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必须以前瞻性的眼光，求进步的做法，并以向国家负责，向历史交待的态度，往前迈进。”[30]他表示：

统一中国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愿望。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繁荣的生活方式，也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目标。[31]

蒋经国承认，中国人渴望统一和现代化，这与中共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同时他又鼓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仍在追求国民党统治大陆的陈旧目标，却又给第一个目标设置障碍，陷入徘徊不前的怪圈，一直未能超脱。相比之下，中共的“一国两制”，不失为统一上策，两岸保持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和平统一在祖国大家庭中，相互交流和竞争，向现代化中国迈进。

李登辉主政，暂时并未改变蒋经国生前的大陆政策，但对“三不政策”作了新的解释。他声称：

大陆政策应有其前瞻性，但不是浪漫的憧憬；应有其开放性，但不可撤除一切安全防线，并须把握：中共与中国分别界分，大陆同胞与中共政权分别对待，政府三不政策立场与海峡两岸民间事务分别处理之三项原则。[32]

在国民党的十三大上，李提出“立足台湾，放眼大陆，胸怀全中国”的口号，其具体内涵可归结为三点：第一，“三不政策”只是大陆政策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第二，在坚持“三不政策”同时，国民党将善于运用自身的人力资源与经济力量，随时展开政治反攻；第三，台湾幅员狭小，发展有限，未来发展前途在大陆。[33]说穿了，“三不政策”是眼下具体对策，战略目标还是“政治反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李登辉们幻想，向大陆推出“台湾模式”，使大陆民众服膺“三民主义成果”，劝导中共取消“四个坚持”，走台湾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两岸差距缩小，中国将最终在“三民主义”旗号下统一。不用说，须由国民党统一。看来，40年来，国民党权贵们的迷梦还未最后清醒，如果把幻影作为大陆政策终极目标，对政冶家本身，是十分可悲的，而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只能带来继续分离的命运。我们期待，李登辉们审察时势，冷静思索，改取切合实际情势的正确政策。而且，李登辉在具体做法上，也沿袭蒋经国走小步的故套，小心扩大交流渠道，持续缓和两岸局势，并取缔“台独”行径，维护中国统一的正确立场。但是，这种小步是很难实现统一目标的。现在纽约大学任教的国民党智囊熊玠托出李登辉们的底蕴：统一是应该的，但不是现在。其依据是：

（一）中国的统一问题同香港问题不一样，要求采取“三条腿板凳”的态度。就是说，不只象北京领导人声明的那样，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还必须考虑台湾人民的意愿。（二）鉴于大陆制度同台湾制度相去甚远，格格不入，以及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台湾这个事实，目前多数台湾人完全反对统一。所以，必须先弥合两者的差距，然后总可能出现统一的前景。（三）严格地从中国人民的观点出发，台湾海峡保持现状是有好处的。[34]

这就是在保持现状前提下的小步走对策的主要缘由。民进党创党骨干谢长廷也持类似观点。他反对国共现在和谈，担心“会牺牲台湾人民的利益”。因此，先在民间交流和开放，民间交流多了，敌意、对立的意识降低了，以后再来谈统一就比较容易了。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取决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衡。这些因素的变异与互动，构成了大陆政策演变的主要动因。

我们看到，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两代设计师蒋氏父子力图把他们顽固的反共意识和自命正统的独裁心理深深注入这一政策，从而构成它的两大痼疾。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规定着大陆政策的内容和演变方向，把分离强加给海峡两岸人民，至今不得摆脱。从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到蒋经国“有所变，有所不变”，以至李登辉的“知所变，知所不变”，我们都看到“反共”与正统观念始终缠住了这群国民党权贵，严重阻碍了祖国统一事业的推进。

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国民党在制定大陆政策时，还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是：

第一，台湾的稳定和发展程度，岛内上层人士及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承受能力。蒋介石时代，由于严厉的高压政策，这一因素并没有明显在大陆政策上得到反应。但蒋介石心里清楚，台湾的局势对小朝廷安危至关重大。除了强化控制之外，他提出巩固和建设台湾，取得了成效，从而在这块战略基地上推行分离方针。蒋经国更进一步，把“革新保台”作为大陆政策的核心，终于使台湾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大陆10年动乱使国民党捞到大笔政治油水，增强了与大陆抗衡的地位，致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的出台。蒋氏父子宸躬独断，民众及知识界人士对大陆政策并无发言权，稍有犯禁，即受惩处。自从中共提出和平统一方针后，岛内外人士开始议论国民党大陆政策得失，企图影响决策，但没有大的效应。“党禁”开放后，言论自由增多，对当局大陆政策批评激烈，反对党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向国民党挑战，但支持统一的人士并不多见，各党首领们提出，台湾前途由岛内住民决定，前任民进党主席江鹏坚甚至散布“台独”言论。他们对国共谈判解决统一问题持消极或反对态度，致使国民党大陆政策不能不受到严重牵制。再说，蒋经国去世，铁腕人物不复再现，国民党内革保两派对大陆政策构想持有歧异，李登辉很难整合。今后，大陆政策看来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岛内、党内的复杂政治因素将越来越对国民党的决策产生更多的影响。

第二，岛外环境，主要是美台关系是国民党大陆政策制定的又一重要依据。众所周知，如果不是美国武装干涉台海事务，台湾政权的生存早就成了问题，正是美国出面保护，蒋氏父子才得以偏安孤岛。但美国也不愿直接与大陆交手，遂限制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冒险行径。这使蒋介石最终老死台湾，未遂还乡迷梦。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逐步抛弃台湾，迫使蒋经国“革新保台”，以求自主自保。随着台湾迅速发展，对美国依赖不断减小，外部因素对大陆政策影响也因此有所减弱。

第三，大陆的发展和稳定，以及对台政策的变化，直接关系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取向。1949年建国后，中共坚持“一定要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35]至1926年，中共提出两种方式——战争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争取用和平的方式”。[36]1928年8月炮战前，彭德怀提出：“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37]但目标仍然是消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因此，蒋氏父子未予置理，以“反共复国”抗衡“一定要解放台湾”。遂致两岸视为敌国，相互武装对峙，严禁一切往来。这一时期大陆政策祸及两岸人民，以武力隔绝任何民间联系，造成数十万同胞30年骨肉分离的悲剧。

1979年后，中共率先主动改变政策，呼吁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开展各项交流，举行和平谈判，解决统一课题，海外侨胞、台湾同胞也起而响应，民间交流日趋发展。台湾当局乃被迫逐渐松动严厉的大陆政策，直到最近出台了官民分开的“新三不政策”。看来，如果中共坚持和平协商、促进交流和一国两制的原则立场，加快大陆四化建设步伐，就能加强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祖国是两岸人民一致追求的伟大目标，是一小股“台独”分子无法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两岸执政党尽管有复杂尖锐的政治和意识分歧，但和平统一则是他们一致认同的统一途径。坐而论道，等待时机，不如起而行动，立即商谈，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次上，全面开放两岸各项交流，推动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强化两岸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进而在一国两制的基点上实现统一大业。这样，对台湾人民、国民党政权的利益都没有任何现实的损害，相反，会带来多方面的现实利益，并为祖国的未来发展和繁荣昌盛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正是行动的最好时机，一切具有民族责任感、有远见、有胆识的政治家应该牢牢抓住它，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应该努力推进两岸和平交流，为统一创造健康和平的氛围，促成政治家捐弃政治、意识歧见，展开和平谈判，逐步解决统一课题。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注释】

[1]*本文完成于1989年。

[2]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青年战士报》，1978年，第14页。

[3]《蒋总统集》第2册，台湾“国防研究院”，1969年，第1934页。

[4]《蒋总统集》第2册，第1710页。

[5]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第136页。

[6]邵毓麟：《汉城撤退前的漫长两昼夜》，《传记文学》1978年第193期。

[7]Ralph N.Clough，Island China，Harvard Univertsity Press，1978，p.8.

[8]《蒋总统集》第2册，第1123页。

[9]《蒋总统集》第2册，第2279页。

[10]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中央”日报社，1981年，第69页。

[11]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69页。

[12]Jerome Alum Cohen，Taiwan and American Policy：The Dilemmain U.S-China Relations，Praeger Publishers，1971，p.24.

[13]陈布雷等编：《蒋介石生平年表》，传记文学杂志社，1978年，第63页。

[14]狄纵横：《透视台海战史》，风云论坛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15]《蒋总统集》第2册，第1934页。

[16]《蒋总统集》第2册，第2342—2346页。

[17]《蒋总统集》第2册，第2244页。

[18]《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中央”日报社，1982年，第126页。

[19]《蒋总统集》第2册，第2213页。

[20]《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第162页。

[21]邱垂亮：《亚洲的政治文化》，香港臻善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147页。

[22]邱垂亮：《亚洲的政治文化》，第329页。

[23]《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第287—289页。

[24]周任、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25]《透视台湾战史》，第21页。

[26]周任、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第104页。

[27]《蒋总统经国言论选集》第1辑，“中央”日报社，1980年，第464页。

[28]邱垂亮：《亚洲的政治文化》，第327页。

[29]参见王应杰《迈向参与之路》（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一书中的相关章节。

[30]《大学杂志》1987年第202期。

[31]《大学杂志》1987年第202期。

[32]《中央日报》1988年6月7日。

[33]《中央日报》1988年6月8日。

[34]《联合报》1984年9月1日。

[35]《人民日报》1924年12月9日。

[36]《人民日报》1926年6月28日。

[37]《人民日报》196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