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攻坚取决于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反贫困攻坚取决于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扶贫尤其是在科技扶贫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特别是1986年以来在我国大别山贫困地区实施科技扶贫，走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扶贫开发之路，促进了贫困山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我国科技扶贫的实践探索表明，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贫困者之所以陷于贫困境地，固然与其生存环境、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有关，但文化落后尤其是人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往往是导致贫困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和深层次原因。诸如在贫困地区常见的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听天由命、重农轻商、易于满足等愚昧、保守及落后的文化心态，扭曲了人们对生存的客观环境以及自我价值的认识，也束缚了人们改变贫困处境的思想创造、志向和抱负。事实上，贫困者并非生来智商和素质就低且难以塑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接受教育和接受知识的机会，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缺乏与现实社会的信息沟通，无法充分利用现代文明和科技进步的成果。可以说，导致贫困的内因或称之为关键性制约因素、深层次原因，是贫困者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由此衍生了其他表象问题。从我国扶贫攻坚、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看，要取得反贫困行动的最后胜利，最大的困难无疑是如何尽快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这也是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当然，这也说明为什么我国贫困人口越来越少，但扶贫攻坚的难度却越来越大，我们只有付出数倍于以往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才能取得相等的扶贫效果；这也说明为什么我国贫困人口脱贫以后又重新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贫困人口脱贫后都在较长时期不能致富。

对我国贫困地区的调研表明，现有的许多有碍于脱贫致富的现象，归根结底都与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有关，与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有关。首先是生存与发展观念与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有关。从我国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看，观念落后比“穷山恶水”更为可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贫困与懒惰相连，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些贫困人口养成了无所作为的惰性思想和“等、靠，要”的习惯，不愿意在脱贫致富上动脑动手，而躺在丰饶的资源上捧着金碗银盘讨饭吃。因循守旧的观念使一些贫困人口安于土生土长的环境，固守落后的生产方式，甚至排斥现代科技的推广应用，不想在农业、农村、山区以外寻求发展空间。陈旧的婚姻生育观念，在一些贫困地区出现“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傻越生，越生越傻”的恶性循环，遗传性疾病、智商低下以及地方病发病率居高不下。其次是生产经营方式与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有关。从我国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仍然存在许多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元的现象，许多贫困人口长期从事着“小而全”的传统经营方式，生产的产品自给率高，而商品率却较低。这种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环境中所形成的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远谈不上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以及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使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并且抑制了消费欲望，强化了“温饱即安”的心态，扼杀了人们的进取心。再次是人力资源开发与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有关。从我国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看，贫困人口众多只是潜在的人力资源，不经教育培训开发则不可能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然而，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教育培训这种科技文化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越难以获得应有的成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越低；越是科技文化素质低的贫困人口也就越不重视教育培训投资的重要作用。用科学规范的术语来表述，就是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影响到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此外，贫困地区的经济封闭性、商品化程度低、文化落后等，与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无关联。

我国在长期的反贫困行动中，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科技扶贫的要旨就是治穷与治愚紧密结合，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与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并举。如我国为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相继实施了“万村书库工程”、“科学素质工程”等，并积极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还开展了“星火带头人”和“科技致富带头人”等农村骨干的培训活动，这些活动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总体上提高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然而，不论是从社会群体还是从个体的认识看，对人力资源开发和科技文化素质的看法都不尽一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解甚至有偏差，这些都是我国在反贫困的进一步行动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西屋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并不是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资源。舒尔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及构成有较为完整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医疗保健费用。这种投资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耐力和精力等方面，既有数量要求又有质量要求，其结构必然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二是在职人员培训费用。这种投资相当可观，通过培训可以大幅度提高未来的收益或大幅度减低未来的支出。三是学校教育费用。这种投资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成本，既包括学生直接支付的教育费用（直接成本），也包括学生上学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机会成本）。四是成人学习费用。这种投资主要是指企业以外的组织为成年人提供的学习项目，诸如农业推广等。五是迁移费用。这种投资是指个人和家庭为发展而迁移所发生的费用，如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过程。概括而言，人力资本投资是人获得知识、能力和素质所必须付出的各项货币形态的开支，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投资收益，而且其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投资。显而易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人的科技文化素质及其能力的提高。

从我国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看，总体上对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日渐重视，但主要表现为对教育、培训投资较为重视，而对医疗保健、择业迁移投资重视不够。从前面的叙述可知，我国贫困地区往往是遗传病、痴呆傻症及地方病多发区，医疗保健直接关系到贫困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基础，关系到其后天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样，我国贫困地区往往是生存环境容量有限、发展空间有限的地方，贫困人口或多或少要通过离乡离土的迁移，在农业和农村以外寻求发展空间。因此，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人力资本投资，既要充分重视对教育、培训的投资，也要尽可能重视对医疗保健、择业迁移的投资。这种完整全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对于我国反贫困攻坚可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需要。从我国扶贫攻坚的主体看，反贫困是一种天生的政府行为，但全社会也都有义务、有责任支援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因此，政府对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人力资源投资，要在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医疗保健投资及择业迁移投资等方面形成合理结构，尽可能实现相对均衡。在政府投入的示范下，引导社会乃至个人进行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及生存发展能力，最终夺取我国反贫困决战的胜利，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夺取反贫困的最后胜利，必须大力开发贫困的人力资源，尽可能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及面向未来生存与发展能力。因此，必须拓宽思路，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1.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无疑是提高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的最重要途径，但目前贫困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尽快提高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需求不相适应，学校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种朴实无华的口号反映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心声，更需要政府以节衣缩食的精神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引导和激励社会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的支持。同时，通过教育改革提高贫困地区学校教育的效益，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历史性转变，并努力构建终生教育体系，尤其注意根据现代教育发展的国际趋势，增加学校教育的科技含量。

2.大力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学校教育是提高我国贫困地区人口科技文化素质的最重要途径，而科学技术普及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的作用非常明显。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历来都是最重要的，在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尤其如此。英国哲学家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为世人所知，但他也特别强调，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我国在扶贫攻坚中要积极倡导科技应用与科技文化普及同步，切实加强科技文化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普及，使贫困人口能够掌握和应用有关知识，不断改变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最终实现脱贫致富。

3.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国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不是简单经济意义上的脱贫致富，而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脱贫致富。这种超越过去、面向未来的脱贫致富，不仅关注解决贫困人口的温泡问题，而且充分考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诸如减少贫困人口中的吸烟者，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同时也相当于每年多增收几百元（减少不必要的支出相当于增收）。通过改变传统的、不科学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放地减少遗传性疾病以及地方性疾病，这实际上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对健康保健的投资。这无疑能改变贫困地区遗传性疾病和地方病多发的状况，提高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并彻底摆脱“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傻越生，越生越傻”的阴影。

4.加强科技教育的对口支援。我国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不仅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而且是整个社会应该参与的事业。贫困经济学研究表明，贫困经济学对于贫困，尤其是对于绝对贫困而言，是一种“外力经济学”，即它要研究“外力”以什么模式、途径、机制和力度等去解决贫困的问题。这表明，没有外部的支持援助，贫困地区在短时间内脱贫致富几乎根本不可能。政府是国民财富的配置中心，政府也具有调配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扶持贫困应是政府天生的职能。为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政府必须通过组织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地区科技教育的对口支持，使全社会都履行对贫困地区的义务。我国反贫困行动的多年实践表明，科技教育方面的对口支援是行之有效的。

5.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近年来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电网的改造，对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意义十分深远。我国的贫困人口用得上电、用得起电，对提高其科技文化素质十分重要。他们从广播电视能接受科技文化知识，能够接受远程教育，能够感受现代文明。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独特作用，必须在贫困地区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与外部的信息不平衡分布，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融入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我国贫困地区的一次技术跨越，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技术本身，对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至关重要。

6.积极争取海外扶贫支持。在国际事务中，帮助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人口脱贫，是发达国家应尽的义务之一。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关系到世界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以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国际性组织，对我国的扶贫攻坚予以了资助和支持。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对我国贫困地区的资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提供扶贫款数千万美元，并确立了扶贫的几项原则：一是坚持扶贫到户，重点放在最贫困人口身上；二是坚持依靠贫困人口自身的积极性，不搞统一规划；三是广泛开展贫困人口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四是培养一支科技扶贫的骨干队伍；五是有效组织各类扶贫项目的实施。福特基金会扶贫项目官认为，中国的脱贫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有相当大的人文因素，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问题。为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能力建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实施了“中国科技扶贫模式示范推广能力建设”项目。我国在扶贫攻坚的决战中，应该积极争取海外扶贫支持，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7.加强科技文化扶贫基地的建设。我国扶贫攻坚的贫困地区，主要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贫困人口居住分散。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加强深入贫困地区的科技文化扶贫基地建设，其主要功能是宣传国家有关政策、传递有关信息、培训实用技术、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及培养科技扶贫带头人和骨干。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最终要靠当地人完成，外部力量无法永远代替。政府及社会对贫困地区的扶持，通过科技文化扶贫基地具体化、本地化，能够有效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我国反贫困的整体效益。事实上，科技文化扶贫基地是贫困地区科技扶贫的示范基地，也是我国贫困地区面向未来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不仅具有脱贫的重要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发展致富的深远意义。

8.积极支持扶贫攻坚的公众参与。我国的扶贫攻坚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需要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投入。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扶贫攻坚的公众参与显得十分重要，公众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扶贫攻坚的进程以及反贫困决战的成败。因此，要完善公众（团体和个人）参与扶贫攻坚的机制、渠道和方式，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履行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义务和责任。在公众参与中，要注意发挥扶贫志愿者的作用，鼓励科技人员、教师以及其他人员志愿为贫困地区服务，尤其是鼓励大学生、研究生志愿者参与扶贫攻坚，并与大学生农村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对于海外扶贫志愿者，应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花甲协会会员、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员等，已经为我国贫困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我国的扶贫攻坚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进行反贫困行动的多目标决策。如果说，我国的反贫困行动从以往对贫困地区的“输血”，过渡到目前促进贫困地区形成“造血”机能，那么反贫困行动不可逆转的取向是促使贫困地区形成一代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的新人。从“输血”、“造血”到“树人”，反映了我国反贫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反映了对贫困本质认识的深化，这也是我国取得扶贫攻坚战胜利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我国的扶贫攻坚决战应该紧紧围绕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展开，最终让贫困地区远离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李光.国民科技文化的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9（5）．

［4］李光.依靠科技进步加快长江流域贫困地区脱贫致富［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增刊）．

原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