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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中的筑波大学

时间:2023-02-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971年6月11日中央教育审议会《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全面扩充、整顿的基本措施》的咨询报告,是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正式宣言。教育综合化是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措施。在中央教育审议会提交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蓝本后,文部省立即在1971年7月1日成立促进教育改革本部,以该省次官为首。日本教师联合会为反对筑波大学法案,于7月8日发动全国罢课。
日本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中的筑波大学_科技促进发展

日本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中的筑波大学

在闻名遐迩的筑波科学城,筑波大学(University of Tsukubo)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筑波科学城的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而且是日本为适应未来知识社会发展所建立的据点。筑波大学作为日本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典型,旨在“培养具有更高思想水平的21世纪的科学人才”,其创建标志着政府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重大改革的首次尝试。[1][2]

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是对战后教育体制改革的“再改革”。1971年6月11日中央教育审议会《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全面扩充、整顿的基本措施》的咨询报告,是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正式宣言。这份报告是1967年文部大臣提出咨询要求,中央教育审议会经过长达4年的调研最终提出的。大学改革是这份报告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其“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设想”部分,将大学分为综合领域型、专门体系型和目的专修型。教育综合化是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措施。

日本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的实施和成功,垄断资本迫切要求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改革教育,要求教育适应其产业结构调整、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以维护其政治上的阶级统治,确保经济稳定、持久的发展。当然,以1965年庆应大学等为先声的学潮,也把日本教育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据日本警察厅1969年2月13日的公布,当时发生纠纷的国立大学有47所,公立大学6所,私立大学8所。到7月1日,发生纠纷的大学已达112所。在中央教育审议会提交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蓝本后,文部省立即在1971年7月1日成立促进教育改革本部,以该省次官为首。翌年新春伊始,文部省又设置了研究与发展(R&D)室,专门研究和策划教育体制的改革。

关于创立筑波大学的最初设想,可以追溯到1963年9月6日召开的“首都圈基本问题座谈会。”这次会上提出了在茨城县筑波山麓建设研究学园都市(即科学城)的设想。1967年8月3日,政府发表了建设筑波科学城的基本计划。1969年11月21日,成立了筑波研究学园都市新大学创设准备调查会,并先后于1970年10月21日、1971年7月16日、8月16日,提出了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筑波新大学创设准备会于1971年10月22日成立。对日本政府关于筑波大学设置法案持不同意见者,多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活动。1972年12月10日,日本大学问题研究会仓辽吉等7人,发起反对创设筑波新大学的声明,到翌年10月9日共有7 635人签名。在1973年2月9日内阁会议决定筑波大学设置法案后,该会在第二天又发表了“反对筑波大学法案”的声明,到8月20日共有7 622人签名。同年4月12日,日本科学者会议(JSA)等团体的科学、教育工作者在东京示威,反对筑波大学法案。4月25日,大学问题研究会也在首都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日本教师联合会为反对筑波大学法案,于7月8日发动全国罢课。这些反对活动震动日本朝野,促使当局反复权衡利弊,直到9月28日内阁会议决定东京教育大学校长三轮知雄出任筑波大学校长,9月29日颁布《筑波大学法》,10月1日设置筑波大学。

筑波大学自1973年10月开学后,翌年即开始接受部分学生,以后逐年发展。在筑波科学城近50个国立教育、科研和机构中,筑波大学的职员最多,占地面积最大。它占地面积为245公顷,约为城区总面积的11%,约为筑波科学城教育、研究机构占地总面积的1/6,并且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筑波大学的大本营设在筑波科学城,在外地也有它的科研基地和实验设施。如,1977年4月18日设置的筑波大学管平高原实验中心,就地处长野县小县郡,用地350 072平方米。为了搞好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日本政府对筑波大学进行了重点投资[3],从1973年到1979年的经费预算情况可以看到这一点。7年中共投资124 761 209 000日元[4],经过多年的建设,筑波大学雄踞筑波科学城,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并以综合性的特色著称于世。筑波大学作为综合领域型大学的改革试点,在创建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筑波大学废除了传统大学的教学组织形式,以学群、学类和专攻领域,取代了系和专业的设置。学群只是对学生进行教学的单一机构。筑波大学分第一学群、第二学群、第三学群、医学专门学群、体育专门学群和艺术专门学群。学类隶属于学群,它是教学指导的基层组织。医学、体育和艺术专门学群不设学类,直接设专攻领域,学类的职能由各专业学群直接承担。这种学群、学类和专攻领域的组织形式,有利于教师全力倾注于教学,提高了教学质量。学群设置的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整个大学为对象编制的课程,即所谓共同课;另一部分是各学群和学类按照自己目的编制的课程。据1981年度统计,筑波大学设置课程的总数为3 783个科目,其中共同课(包括综合课)为824个科目,专业课程、基础课程和相关课程共2 790个科目。各学群分别规定各种课程的毕业学分,总学分必须达到125学分以上,其中专业课程不得少于40学分,基础课程不得少于12学分,相关课程A不得少于28学分,相关课程B不少于12学分,共同课程不少于33学分。筑波大学于1975年建立了研究生院,有硕士课程8个学科,12个专攻领域;有博士课程18个学科,38个专攻领域。为了建立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师资队伍,筑波大学还开设了教职课程88个科目。

筑波大学废除了传统大学教、研合一的组织形式,实行教学组织和科研组织的分别管理。波兰学者J.马列斯基等人将现代科学整体化的过程分为两类,即纵向整体化和横向整体化。所谓纵向整体化,就是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相接近;所谓横向整体化,就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筑波大学是纵向和横向整体化的综合体。在科学研究管理的组织形式上,教师进行研究活动的核心组织是学系。他们一方面从属于某学群或研究生院进行教学工作,一方面又从属于某学系进行研究工作。学系是教师从事专攻领域或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的集体组织,筑波大学设置了26个学系。此外,筑波大学还设有“特别规划研究组织”,这类组织颇有特色,通常进行一些跨学科或综合性更强的大型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学系组织难以完成的。1977年,筑波大学设立了核物理特别规划研究组织,1978年设立了拉丁美洲特别规划研究组织,1980年又设立了运动处方特别规划研究组织。

筑波大学以开放性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改变了传统大学办学的封闭状况。筑波大学的“建校理念”明示:“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来看,都以开放性大学作为基本特征。”该校一方面注重和加强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也另辟蹊径,积极开展大学与社会相互支持和服务的活动,实行产学合作,互惠互利。如承担财界的委托研究,承担企业界的人才培训,与产业界进行人才交流和学术交流,等等。1983年,文部省开始执行工学协作研究制度,并首先在筑波大学等13所大学和26个民间研究机构,开始进行28个项目的研究。其中,筑波大学与Kikkoman公司协作研究升压酶肾素。

筑波大学对学校管理机构也进行了改革。日本大学通常都只设校长一人,不设副校长席位。为了便于管理,筑波大学不仅设有副校长位置,而且有福田信之等5人之多,分别主管教育、研究、医疗、厚生辅导和总务工作。日本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受校长领导的大学评议会,评议会作出的决定,即使校长也无权改变。筑波大学除了设立通常都有的评议会外,还设有一个参与会,其成员包括来自财界、企业界的负责人。这种参与会一方面体现了产学合作的组织领导形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垄断资本直接参加大学管理,干预大学教育。筑波大学还将教授会降格为单纯建议性质的教师会议。

筑波大学在教育、研究设施管理方面也进行了改革。该校与筑波科学城共同利用系统网络相协调,在校内建立了第三层次的共同利用设施。一般大学内的教育、研究设施,往往为部门所有,重复设置,水平较低,且“条块分割”影响了效率和效益。筑波大学除了采取学系、学群和学类这些特殊的组织形式,还设有16个供全校共同利用的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且规模较大,设备先进,效率高。波筑大学还参加了1976年11月成立的“筑波研究学园都市研究交流推进联络会”,并按照联络会的决定,对社会开放自己的实验设施和图书资料。

筑波大学还彻底废除了学生入学考试。学生进入筑波大学学习,必须持有高中颁发的推荐书,并由招生老师亲自面试,然后择优录取。据A.安德森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废除了通常的、严厉的入学考试后,入学新生的质量并未因此而下降。筑波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约14 000名[5]。这种改革与筑波大学培养学生的教育目的是一致的,筑波大学并不着重向学生传授某种学问体系,而着重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重视学生智能的发展。

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探索,也是开拓。筑波大学十分重视改革中的调整完善,并在理论上、组织形式上进行研究和实践,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进取,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和竞争力。1976年9月4日,JSA在东京举行了首次“筑波研究学园都市问题讨论会”,翌年7月17日又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会上对筑波大学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讨论[6]。1978年,筑波大学经过调整将计算机中心改为学术情报处理中心。1979年,筑波大学又废除了1975年设立的国民体力特别规划研究组织,筑波大学在教育体制上进行的种种改革,是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是与未来知识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也是与日本发展低能耗、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高效益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相适应的。筑波大学作为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代表着日本教育发展的方向,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模式。筑波大学也是日本高等教育界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据点。自1973年创建以来,它不仅为日本(特别是筑波科学城)输送了一批批具有综合性特点的人才,而且在科学研究和基本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即使在技术发明的领域,筑波大学也是硕果累累,仅1982年3月31日至1984年初就获得日本特许13件[7]。尽管筑波大学的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要达到办学的目标,对日本的高等教育界产生重要影响,还要将改革向深度发展,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开拓。筑波大学创建前后,曾在日本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它作为日本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被人们议论是正常的,不足为奇的。但是,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不可逆转,筑波大学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是不可逆转的。筑波大学将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将怎样深刻地促进筑波科学城的发展,它对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作用,还有待于历史来回答。

笔者在《筑波科学城创业史的启示》(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区背景研究之一)一文中,比较了筑波科学城与东湖小区的异同点。筑波科学城以科研机构密集著称,东湖小区则以大专院校林立见长。筑波大学诞生于日本第三次教育体制改革初起之时,教育改革的思想贯穿在创建过程中,并在政府的重点投资下迅速发展。东湖小区的设想始于改革之年,但小区内的大专院校都已有程度不一的历史。尽管像武汉大学这样历史悠久的学府少有,但不乏已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学校,而且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开发东湖小区的需要,这些大专院校必须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切实考虑自己的特点和现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行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和有特色的改革。邓小平同志曾指出:80年代要为90年代的经济振兴做好准备,人才的准备是核心问题。毫无疑问,东湖小区的大专院校要为振兴中华准备人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而且理应为振兴地方经济准备人才,为开发东湖小区培养各类人才,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东湖小区大专院校林立,智力密集、知识密集度实属国内罕见。如果说这是东湖小区的优势所在,笔者认为这种优势目前并不明显,并不是现实的优势。确切地说,这还是有待深入发掘的潜在优势。毋庸置疑,区域、群体或部门的优势存在与否,应该用完整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而且要着重考察其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东湖小区大专院校群体的整体功能,并不是各院校实力的简单之和;各院校的实力也并非其师资、资金、设施诸方面的简单叠加。况且历来已久的部门所有、自我封闭、门户之见甚至明争暗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用和效率的发挥。东湖小区潜在优势的发掘,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也必须用改革的利器来消除。充分发挥东湖小区大专院校群体的整体功能和作用,充分发挥每所大专院校的功能和作用,将对东湖小区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是开发东湖小区的效率、效益和速度的关键所在。这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为此,笔者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四项工作:

(一)设置“东湖小区开发调研委员会”

政府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调研工作必须先行和深入,决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的肤浅认识。不弄清东湖小区的潜在优势所在,不真正找到有碍东湖小区开发的弊端症结,不提出解决问题的改革措施,终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在国内开发技术密集区的竞争中败北。应该充分利用东湖小区大专院校学科齐全、人才济济的有利条件,利用省市学会、协会的组织力量,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组成“东湖小区开发调研委员会”,下设一系列专门调研会,如东湖小区潜在优势调研会”、“东湖小区特殊政策调研会”、“东湖小区特殊法规调研会”、“东湖小区生态平衡调研会”、“东湖小区新兴产业调研会”等。专门调研会原则上由学会负责组织管理。在一定时间内,分别从宏观上、微观上调研东湖小区,为决策提供各个方面的调研报告。

(二)着手培养开发东湖小区的专用人才

在充分调研人才需求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委托东湖小区的某些大专院校,培养开发东湖小区的专用骨干队伍,进行必不可少的人才准备。专用骨干队伍包括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诸方面。这种有目的的委托培养,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特色,要引导学生立志于东湖小区的开发,并使他们在学习期间熟悉地方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直接参与东湖小区的开发工作,毕业论文可以围绕东湖小区开发中的问题来进行。东湖小区的大专院校应该将积极协作、组织强大的教师阵容,作为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三)设置“东湖小区大专院校教学、科研协调委员会”

为了彻底冲破东湖小区“条块分割”的传统羁绊,避免小区内研究、教育设施的低水平重复设置,杜绝科研项目没有必要的低水平重复,提高资金、设施和人才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的群体功能和作用,应尽快设置“东湖小区大专院校教学、科研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各参与院校的主要负责人和地方政府代表组成,下设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必须发挥其协调功能,迅速建立交流改革信息、教育信息、研究信息等信息的网络,促进人才交流和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交流;迅速建立东湖小区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用系统,决定新的共同利用设施的布点,议定共同利用设施的管理和使用法规;协调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处理各种校际关系等问题。

(四)设置“东湖小区研究交流协调委员会”

在设置“东湖小区大专院校教学、科研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建立更高层次的“东湖小区研究交流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东湖小区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地方政府代表所组成,旨在加强东湖小区研究交流的协调,发挥东湖小区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大群体的功能和作用,促进东湖小区的开发。

原载《江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注释】

[1][日]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9.

[2]日本科学者会议.科学技术政策史年表[M].大月书店,1981:134.

[3]学术月报,第36卷,通卷第467号,增刊Ⅰ:343.

[4]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厅年报23(昭和54年版):107.

[5]A.Anderson,J.ModdoK.Nature,Vol.305,29 September,1983:371.

[6]日本科学者会议.科学技术政策史年表[M].大月书店,1981:158-162.

[7]学术月报,第36卷,第11号,昭和59年2月: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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