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进军桂林决策的形成与实践考论

太平军进军桂林决策的形成与实践考论

1822年4月2日晚间，“大雨倾盆，雷电交作”，太平军由永安东路突围。[1]第二天，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命令清军前堵后追。4月7日，乌兰泰、向荣在龙寮岭追及太平军后卫部队秦日纲军，迫使其在不利地形上会战，歼灭太平军将士、家属2 000余人。[2]4月8日，太平军同仇敌忾，在大峒谷地伏击清军追击部队，阵毙四总兵，歼敌约3 000人，为秦日纲部复仇。[3]9日，太平军乘胜击溃在大峒、仙回一线堵截的刘长清部，[4]

取得了战场主动权。接着，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将士，经过辗转曲折，进军广西省城桂林，开始了由单纯防御到积极运动与攻坚的战略转变。由于对太平军进军桂林决策的形成与军事实践缺乏真实史料依据，目前的论著语焉不详，若明若暗，未能正确阐述太平军战略转变的客观历史过程。本文拟以清朝军机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参证其他当事人的记载，对这一重要问题作一番考察，试图厘清历史真相，求教于学界同仁。

史学界一般认为，“太平军突围北伐，进军江南，取金陵为都，乃早有计划”。攻克永安，则是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的第一步。洪秀全等在永安经过半年多的“长期摸索和周密布置，突围工作完成以后，太平军遂整军行动”，撤出永安，“开始了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大转移”。(www.guayunfan.com)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突围，太平军迂回转战了五个战场，从时间和空间上大致划分如下：

表1　太平军初期战场情况

上述数据充分表明，太平军从金田到永安实施的是典型的单纯防御战略。这支初兴的农民军队一直在山区村圩里消极固守，很少运动，处在求生图存的低级战略阶段。这种战略指挥与“进军江南，取金陵为都”的发展宏图大相径庭，恰恰是洪秀全等尚未确定长远与固定战略方向的军事实践产物。

现在，我们根据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记载，如实考察这五个战场太平军的运动方向。

1820年11月4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当时，洪秀全、冯云山在花洲，杨秀清在金田，太平军一直没有采取任何主动的军事行动。12月20日，清军切断花洲—金田交通线。24日，杨秀清出兵袭取思旺，驱逐清军，迎洪、冯至金田。同时，太平军放弃北进永安、桂林的战略要地——花洲、思旺，全军株守金田等12个村圩。[5]

1821年1月13日，太平军击走张钊一伙，攻克浔江重镇江口圩。这一行动的目的是：（1）惩罚张钊等叛逆；（2）解决给养困难。[6]看不出任何战略发展意图。

当时，向荣未至浔州，楚、黔、滇三省兵力还未集结，太平军战略发展时机极为有利。陆路可北上永安、桂林，“水路任其所之”。[7]如果洪秀全等真的早有进军南京的战略意图，此时正是良好战机，何必要迂回曲折，在一年之后，于清军包围之中辗转北上呢？

之后，向荣督军在东、北、南三面围困太平军，切断了粮食补给线。太平军“概行食粥，以示节省”。[8]3月10日，选择清军尚未防堵的西路，转移武宣县东乡。

从1821年3月至9月，太平军经东乡、中平，又重返新墟、金田村战场，在桂平、武宣、象州交界的山村兜了一大圈，再回到起义的圣地坚守了两个月。这三个战场基本重演了江口墟的战局。战史表明，洪秀全等仍然没有任何战略发展的意图。档案和当事人的记载一概没有提到太平军进军南京的计划。相反，却有过关于太平军企图向其他方向转移的军事情报。并且，洪秀全等缺乏运动发展的战略决心，太平军的一些运动也只是局限在战术机动的范围之内，并不带有重大的战略运动性质。据此，笔者认为，从目前发现的当时作战双方的材料和太平军的军事实践出发，肯定太平军在军兴初期有任何既定战略方向的观点都是缺乏确凿可靠根据的。

一些学者认为，太平军攻取永安是洪秀全等在新圩突围前既定的战略成算，这是进军南京的第一个关键步骤。这一论断值得商榷。

钦差大臣赛尚阿对太平军从新墟到永安的转战过程有一个简要的小结，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太平军不断变动的军事意图。他说：

该逆始窜平南，既为鹏化团练所扼，又为乌兰泰尾随，从山内攻出，不得遂其回窜花洲旧巢踞守之谋。巴清德、向荣失利后，扎住离平南数里大将桥，又不得遂其径由平南浮江东下之意。因分股从山僻小径出至永安州境。[9]

奏折证明，进军永安并非洪秀全等的既定军事成算。

姚莹时任永安前线清军监军，他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向赛尚阿报告：“罗亚旺（即罗大纲）、范联得二贼，本上年平乐漏网之人，在贼中作头目。贼在藤县之大黎里，原无攻城之意。乃此二贼欲报仇，导引而来。”[10]可见，永安的攻取是敌对双方不断变动的军事态势与天地会向导而临时产生的行动计划，它与进军南京的所谓“大计划”丝毫没有联系，更不能反证太平军有这个大计划。

必须指出，太平军初克永安时，控制了濛江流域大片基地。清军在永安州城北、东、西三路皆无重兵防堵，唯有乌兰泰部在南路武装监视，向荣远在太平圩一线迁延怠战。如果洪秀全等真的有所谓北伐和进军江南的战略计划，何以不乘此大好战机向北迅速进军桂林呢？相反，他们非但没有北伐，而且全军坐守永安孤城，一呆就是半年多，毫无发展意图和作为，一味消极坐等清军重兵集结围困，重蹈以往各战场的单纯防御战局覆辙。

而且，太平军永安突围的原因亦非是为了北伐与进军江南，而是严重物质困难与清军压力的军事后果。赛尚阿分析说：

查该逆占踞州城已逾半载，自上年十二月间诸营进逼以来，奴才亲至军前督战。如正月初旬，偶不下雨，即进兵攻击，军威大振，逆贼实已穷蹙。不料天雨弥月，我兵进攻之路皆为田塍，积水所阻，兵力不能展施……间日雨势时止，而阴湿依然……该逆早因连日炮轰紧急，于雨夜全数奔出州城……查仙回一路上岩下涧，层层翻越，中只半山窄径通行，地本十分天险。逆贼被攻实在穷蹙，因而由此挺窜。[11]

钦臣夸大了清军的压力与大炮的作用。不过，当时4万余清军集结州城北、南、西三路，唯有东路比较空虚。洪秀全等决定在倾盆大雨之夜，经上岩下涧的半山窄径实施突围，虽说出敌意料，但亦倍尝艰辛，足可看出突围之迫促与危急。

李秀成也承认：

（在永安），后载[赛]中堂及乌、向大军四方围困，内外不通。后有姑苏冲一条小路而过招[昭]平……经罗大纲带领人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关，得火药十余担，方有军资，不然上[尚]不能得出此关。困在永安，并未有斤两之火药。[12]

火药枯竭，四方清军围困，威胁太平军的生存，突围是唯一出路，看不出洪秀全等有什么进军南京的北伐计划。

洪大全突围时被俘，供称：

近因四路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13]

供词与李秀成所云类似。并且他指出洪秀全等企图东进昭平，再向梧州、广东。当时艇军任文炳部正活跃在梧州一带江面，[14]洪大全所供实有根据。同样，供词也没有提供太平军进军江南的计划。

由此可见，太平军永安突围，图谋北伐，进军江南，取金陵为都的说法，缺乏第一手史料依据。这种立论难以成立。

并且，当时的材料也没有提到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时有进军桂林的军事计划。

李秀成明确指出：“自（大峒之役）杀胜之后，东王传令，不行昭平、平乐，由小路过牛角瑶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一月有余。”[15]这表明，永安突围时，洪秀全等考虑了两个运动方向，东进昭平，或者北进平乐，并未提出桂林。大峒之役后，东王传令，放弃上述两个方向，一路辗转曲折，最后抵达桂林城下。

洪大全则声称：“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16]他甚至没有提北进平乐的进军方向。

赛尚阿从一些战俘供词得到的情报是：“该逆不上窥平乐，即下驶梧州。”[17]这与李秀成的说法完全一致。

这些身份不一的当事人都证实，永安突围时，洪秀全等决定由古苏冲进至大峒、仙回一线，而后视清军部署的态势，在昭平与平乐两个方向选择一个作为进军路线。其中，下驶梧州、广东的吸引力颇大，这正是太平军最理想的目标。看来，这一设想已经向将士作了某种暗示或传达，因而李秀成、洪大全及其他人员都有些了解。据此，我们认为，断言太平军永安突围前就有进军桂林的意图，并制定了先取永安、再攻桂林的所谓两步走“战略转移”决策，也缺乏第一手史料依据。立论同样难以成立。

大峒之役后，赛尚阿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太平军于古苏冲、大峒一线的计划完全破产，清军没有力量继续追堵，太平军贏得了运动发展的主动权。根据多方面的情报判断，赛尚阿把堵截重点放到昭平、平乐二城，张敬修于4月8日驰抵昭平，王锦绣、松安增援平乐，许祥光回防黄村，以为机动。但荔浦空虚，丁守存押送洪大全，11日凌晨至该县，知县茅本惠“方髙卧，呼之起”，要他“亟备夫马”，但茅令“亦逃匿无踪”。丁守存一行仓皇就道，12日至六塘，“地方官一无所备”，清军腹地之空虚可以想见。[18]

赛尚阿连忙加强防堵兵力，4月9日，令刘长清率3 400名兵勇驰援荔浦，12日赶到；同日，又有向荣部3 000人续援，该县兵力遂增至7 000人。乌兰泰惨败后，先驻古苏冲收集残部，后转守永安赛尚阿行辕，秦定三扎营仙回，扼堵太平军东进交通线。14日，乌、秦合军约3 000余人，奉命再往荔浦追截。这样，一个星期之间，清军频繁调动，防堵重点随着太平军的运动态势不断改变，最终落到荔浦。16日，赛尚阿疏陈清军态势称：奏折表明，大峒之役后，赛尚阿调整部署，将防堵重点由昭平、平乐移至荔浦。而后，又担心太平军“闻荔浦严防，不敢来扑，径由间道北窜马岭”，近逼桂林，遂令向荣遣军扼住马岭。就是说，他终于看出了太平军有间道经马岭奔袭省会的意图，不过太平军行动使赛尚阿判断滞后。因为在清军不断变动态势的同时，洪秀全等也随即因势制宜，调整与改变进军方向和路线。进军桂林正是这种随机应变的产物，并非早就确定的战略目标。

荔城兵勇屯扎严密，复查该处间道可趋阳朔之马岭地方，仅数十里，尤恐逆贼闻荔浦严防，不敢来扑，径由间道北窜马岭，则省垣更为切近。当令向荣于所统兵勇拣派一军，由荔浦分赴马岭防守，较为捷便。并令乌兰泰亦带其兵勇三千继往荔浦，与向荣商同合力追截。其东之平乐，先经派王锦绣等带领兵勇前往驻守，南之昭平令张敬修带其兵勇前往驻守，许祥光现在驻守黄村，防贼仍由昭平富玉冲等处回窜，并令其委员带勇入山，尾贼后踪。而修仁与荔浦界连，贼在福禄村等处仍可横窜而西。奴才率经文岱一军，驻扎永安州城外，严堵壬山、茶山贼由山内窜回之路，并防该逆横窜修仁，我军可回出新圩等处截击，再图进止。至梧州，现有波山艇匪驶屯戎圩等处，恐与逆匪勾合……已饬令张国梁等兵勇前往防剿。又经饬令平乐、昭平，早将府河船只尽先撤去，非惟绝贼由平、昭东下赴梧之路，而平郡有一河之阻，现在水发，尤可凭江为固。[19]

赛尚阿的全局战略部署面临三个基本困难：

（1）兵力不足。手中只有4万兵勇，却有两大任务。一是在昭平、平乐、荔浦、修仁各城设防，分散了兵力，还不能兼顾各城之间漫长分散的交通线，甚至修仁无兵可派。清军近200里的弧形防线疏漏殊多，太平军可以自如选择运动方向。二是护卫桂林，阻扼太平军北进，荔浦遂成了清军主力集结的重心。该城处在纵横防堵的交汇点上，既可策应弧形防线的东西两翼，又能拱卫阳朔、桂林的纵深腹地。从战略布局上看，赛尚阿算是抓到了要害。这样，清军素质和战斗力能否尽如人意，则是钦臣战略部署落实程度的关键。可是，清军兵力不足，素质又差，赛尚阿深感力不从心。

（2）向荣所督集结在荔浦的万名兵勇都消极畏战。这支清军主力在大峒惨败后，不敢与太平军接仗，而且机动能力极差，尤忌夜间行军打仗。因此，不能胜任纵横防堵的战略机动，赛尚阿的部署颇有落空的危险。

（3）太平军坚持避实就虚的运动原则，没有固定的战略方向。赛尚阿无法把握其进军意图与路线，只得被动反应，频频调动，防不胜防。部队疲于运动，钦臣伤透脑筋。

再考察太平军在大峒之役后的动向。有学者根据20世纪20年代健在的八位老人的口碑立论，写道：

据说：（太平军）大队先从王村渡大坝河，出舒岭口，向昭平大广方面前进，拟溯抚河北上平乐、桂林。军行十余里，至小峒马岭脚时，“太平王军师突然传令，以后队为前队，改从大坝河北上，由六更冲出南峒，上三妹瑶”。这个行军计划的突变，至今是山区群众议论不决的问题。一说太平军由大峒出发后，临时接到探报，知抚河上游及平乐一带，有大批清军堵截，难以通过，由是临时变计，改走南峒、三妹瑶，出天平坳之路。或谓“这是太平王军师的妙计，故意弄得虚虚实实，使官军难以捉摸，大队便可以顺利前进了”。[20]

笔者觉得，在历史考证中一般应以当时的原始记载为基本依据，现在流传的口碑、传闻只能作为辅助论据。因此，必须列出当时的记载，以检验上述口碑的真实程度。

真实的历史场景是：太平军在大峒战后，进据仙回，休整一天。洪秀全等发现昭平已有张敬修驻守。4月9日，太平军前队占领大广，遂决定放弃仙回，不进昭平，部队集结于大峒、大广一线。赛尚阿无法判断动向，函告邹鸣鹤称：

贼众尚聚大广地方，并据各属先后探报，或称窜向昭平县属之大峒、龙寮；或称越至荔浦县辖之天平坳等处。岭路纷歧，莫定趋向。该逆等此时离巢图脱，踪迹靡常。随时戒严，谍报未能划一。核对所报贼窜之路，总在东北一带。亟应处处严加堵截，而平乐府最为吃紧。[21]

随后，秦定三驰驻仙回，王锦绣、松安早抵平乐设防，抚河水涨，无船渡越。4月11日，杨秀清下令，不进平乐，也不向昭平，前队由大广西折牛角瑶，进至荔浦县境，这是李秀成所说的进军路线。后队“仍在大峒，分遣贼党四出劫掠，盖食尽、火药亦尽故也”。[22]

补给之后，则由南峒，据天平坳，进入荔浦县境。李孟群原受命赴天平坳防堵，姗姗慢行，即改驰荔浦驻防。12日，荔浦已经重兵集结，准备阻截太平军。看来，杨秀清改变平乐、昭平方向的原因，主要是清军已经在二城布防，途中又有自然障碍。他见荔浦空虚，遂遣军两路进入该县。可是，清军又及时集结，进军荔浦又遇到新的困难。八位老人口碑所云，不尽史实。其一，太平军究竟是否有由平乐进军桂林的计划，目前尚无第一手史料证实。其二，太平军在大广并没有“后队为前队，改从大坝河北上，由六更冲出南峒，上三妹瑶”。而是，前队大广军西折牛角瑶，入荔浦境。后队由大峒经南峒，上三妹瑶，至天平坳，入荔浦境。荔浦看来是洪、杨临时确定的新的军事目标。

进入荔浦县境之后，洪、杨等发现荔浦已非两天前的空虚与混乱状态。李孟群、刘长清、向荣先后赶到布防，拿下县城实非易事。4月12日，太平军后队“出天平坳，已至大、小古西村及福禄村等处，距荔浦仅二十余里”。[23]13日午刻，大广太平军“前队已到黄蜂隘，现分住上素村、青龙村、岩底村，此三村离黄蜂隘相隔四、五里，离荔浦二十余里，闻土人言，贼头子尚在牛角瑶……贼之前队因闻荔浦兵勇甚多，不敢前进，仍复退回”。[24]可见，两路太平军分别抵达福禄村与黄蜂隘，进逼县城。因清军大举结集，遂顿兵不动，等候大队，另拟进军方向。

赛尚阿看到太平军陈兵荔浦城外，非常惊恐，估计太平军将由间道经马岭，进军桂林。这一判断十分正确。14日，太平军开始行动。罗大纲曾是马岭一带天地会首领，威名颇著，山川地形及交通路径莫不了若指掌，当率所部乘虚疾驰马岭。据向荣禀报：

二十五日（4月14日），逆贼由荔浦县属之新村过河，大队齐趋马岭。当派和春带兵驰赴马岭拦截，刘长清带兵随后接应，李孟群、谢继超等壮勇分投翻山横击。及李孟群壮勇赶及贼之后队，谢继超潮勇继至，擒斩各数十名，并生擒贼目周亚琪。贼之中队二三千人，见后队被击，即行回拒，我勇伤毙数人。正在吃紧，和春等官兵因逆匪前队已追不及，闻后路隔山接仗，分兵越山接应。该逆见我兵大队到来，退转岭梁对击。逾时，天色已晚。我兵去城已十余里。该逆前后队并力死拒，只得暂回。天未明，兵勇赶至马岭。该逆大伙已于半夜全数奔越。又探报，贼之头队于天明时，已到阳朔县属之高田圩。该处一路通阳朔县，一路通省城之六塘，省城甚为可虑。[25]

姚莹声称，马岭没有失守。4月11日，他派“前永安知州刘葆真带勇三百名，同本处团练防守”。[26]16日，“讵闻贼见兵勇在马岭，不敢前进，另从山路行出马岭之后，已到髙田”。[27]姚莹自以为马岭未失，是他调度防守之功，借此向巡抚邹鸣鹤邀功。

有人揭穿了姚莹的谎报，指出“马岭要地，故有兵守，撤去贼入”。[28]原来，刘葆真见罗大纲兵锋凌厉，立即逃之夭夭，太平军遂攻克这一军事要地。向荣派全军前堵后截，太平军已据守防御。只是李孟群、谢继超与太平军后队发生冲突，中路太平军回师增援，清军势危。和春、刘长清前堵不逞，赶来接应。天已昏黑，不敢再战，竟返回荔浦县城住宿。太平军则连夜撤出马岭，第二天（4月12日），攻克高田圩。刘葆真立即返回马岭，厚颜无耻地捏报姚莹：“马岭未失。”太平军由山后小道绕向高田。姚莹据此迅速禀告。但邹鸣鹤并不相信，他说：“贼众由偏僻小路翻山越岭，分赴永安、昭平、荔浦、阳朔等县各隘，肆行焚抢。二十六日（12日），窜入阳朔县马岭、高田一带。”[29]

承认马岭、髙田被太平军“窜入”。简又文对太平军由大峒至桂林的进军路线的记叙说：

太平军自经大峒大胜之后，官军不敢再追，由是得安然北上，经牛角瑶、黄蜂隘，将入荔浦。惟探知向荣等军已退兵握守是处，则又改由别路，卒由天平坳北上。沿途俱走小路，避免与官兵接触。其时，省方派有兵驻守荔浦之马岭，太平军斥堠侦知之，大队改由山路迂回而行。二十五日，出马岭之后，经阳朔之高田。二十七日，至临桂之六塘。由是一路毫无阻挡，直逼桂林城下。[30]

证之军机处档案材料，这段记叙有三处与史实不符。（1）太平军由大峒一线北上，首先进据大广，因清军布防平乐、昭平，遂改变原定进军平乐的方向，也不敢东向昭平。（2）太平军后队从大峒经南峒、三妹瑶至天平坳，进入荔浦境；太平军前队从大广西折，经牛角瑶，进入荔浦黄蜂隘。并非如简又文所云，先“经牛角瑶、黄蜂隘，将入荔浦”，而后“则又改由别路，卒由天平坳北上”。简氏将两路太平军混淆为一路，导致了进军路线的讹错。（3）4月14日，太平军由间道克马岭。次日，据高田。16日，取六塘。简又文根据姚莹谎报，误以为太平军未克马岭。

向荣见高田失守，深知“省城甚为可虑”，一旦丢失，必遭咸丰帝严惩。他急忙在12日“一面禀闻，当即带兵兼程星夜赶救省城”。[31]17日，姚莹“接据向提台来信，和镇军已驰至六塘，贼匪尚未到该地，现在彼处驻扎。俟向提军驰到商议，或驻彼处，抑或进省，再定行止”。[32]邹鸣鹤奏称，向荣、和春、刘长清“带兵壮一千名由间道疾趋，一昼夜遄行二百余里，于二十八日（17日）辰刻冒雨抵省”。[33]

《临桂县志》载，“二十五日（14日），贼出马岭，欲窥省城。向荣时退军荔浦，乃飞檄刘长清、和春，自率数骑，由间道急驰，二十八日至省城。贼以二十七日（16日）由白沙至六塘”。[34]

可见，和春、刘长清12日天未明至马岭扑空之后，奉向荣令，立即平行追击，当天即抵六塘，暂驻待命。向荣在荔浦自率数骑，由间道驰赴桂林。16日，和、刘离六塘，与向荣会合，太平军即由高田、白沙，进据六塘。17日上午向荣入桂林城。18日，太平军进逼城下。

综合上述考证分析，进军桂林的决策是4月13日在荔浦县境由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的，并非在永安或大峒形成的。4月14—18日，太平军胜利落实了决策，把进军桂林的计划变成了声势迅猛的军事实践。

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先生认为，洪秀全、洪大全、杨秀清三股势力，“鼎足三立”，在永安争论东进广东、北伐湖南和留在广西的战略问题，最后，“杨秀清终于……同意了（洪秀全的）东进计划”。但东王又搞阴谋诡计，“让萧朝贵借穷追猛打的乌兰泰来除掉洪大全，然后再改而执行洪大全的北伐计划。当时兵荒马乱，又在深山野岭中行走，坐在轿子上的洪秀全，说得夸大一点，恐到了桂林才如梦初醒吧。但到了这个地步，也无可奈何了”。[35]

这样，永安突围后的战略方向的确定被说成是上述三个人勾心斗角的产物，进军桂林决策的形成完全是杨秀清搞阴谋诡计的结果。这一论断值得商榷，需要用第一手史料来证实。我们从档案材料及当事人的记载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论断。洪大全光杆一人，根本没有资格和实力能与洪、杨“鼎足三立”。由于狂悖吹嘘，恶意攻讦，此人早已为洪、杨所厌弃，成为囚犯，很难说他在战略方向的决策上有什么发言权。黄宇和根据洪大全供词，认为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时意在东进。可是，李秀成和其他战俘供词都说，突围后太平军将在昭平、平乐两个方向上择一进军。至于永安时的洪、杨矛盾，现有的史料也没有提供任何根据。黄宇和先生的文章中也看不到有关洪、杨相互争权的具体史实，只是重复简又文的论述，以为杨秀清在金田起义前夕生病，是装病怠工，以要挟洪秀全让权，云云。这种说法很难说是史实，不过是简又文一家之言。如果以此为据，而置大量原始史料于一边，作出的结论未免失之不够缜密。

笔者认为，进军桂林决策的形成含有较多的偶然因素。这是洪、杨等根据变动中的敌军态势，在荔浦境内临时作出的。由于从荔浦到桂林的纵深腹地防御空虚，向荣在荔浦无法使腐败懦怯的清军完成堵截太平军于马岭的计划，因而使进军桂林的决策有了顺利实施的可能。尽管如此，这一决策也含有若干必然因素。洪秀全在永安两次重申上到小天堂，表明将要开辟立业基地。这一基地的中心至少是一个省会，才能与小天堂相称。于是，他们势必放弃単纯防御战略，转取运动战略，进而向大城市进军，桂林则成了第一个战略目标。开始突围时，洪秀全等考虑先据一个县域，休整补给，再图发展。因此，昭平、平乐、荔浦先后被作为进取目标。但由于军事和自然的阻力，使他们不断改变意图，最后在荔浦因清军部署的弱点，形成了进军桂林的战略决策，并迅速转化为具体的军事实践，开创了太平天国初期战争的新局面。

进军桂林标志着太平军战略指挥的重要转变，洪秀全等终于扬弃了以前的单纯防御战略，开始将运动与攻坚作为新的战略选择，攻取大城市成为太平军未来军事活动的中心环节，战略运动和攻坚则成了进攻大城市的必要过渡和准备。进军桂林是太平军第一次集中全军、旷日持久地对一座省会实施战略攻坚，对以后进军长沙、武昌、南京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

（原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注释】

[1]《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劳崇光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9，清同治四年刻本。

[7]《与杨中貺廉访》，《李文恭公文集》卷9。

[8]《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9]《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3—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姚莹：《据荔浦县报言事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1]《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4页。

[13]《洪大全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777页。

[14]《邹鸣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2页。

[16]《洪大全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77页。

[17]《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8]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314页。

[19]《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0]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29—131页。

[21]《邹鸣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7—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2]姚莹：《各路进止及城市完毁状》，《中复堂遗稿》卷4。

[23]《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4]姚莹：《二十四日溃贼多至状》，《中复堂遗稿》卷4。

[25]《赛尚阿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6]姚莹：《各路进止及城市完毁状》，《中复堂遗稿》卷4。

[27]姚莹：《陈贼必上省状》，《中复堂遗稿》卷4。

[28]《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

[29]《邹鸣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0]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364页。

[31]《赛尚阿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2]姚莹：《二十八日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

[33]《邹鸣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7—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4]《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卷18。

[35]黄宇和：《太平军初起是北上还是东进问题初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276—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