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发展

二、欧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中的科学技术因素

在上一节，我们主要从文化角度分析了近代科学的文化影响，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自然科学发展与新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现代社会作为近代科学发展而产生的特殊社会变迁方式，具体到一个国家或民族，涉及的是整个传统社会生活的集体变迁，它包括文化精神、经济秩序、政治体制等各个领域。而现代科学技术在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近代科学与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现在已被人们视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我们的观念中，现代化总是与社会的高度工业化、科学技术的普遍化、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理性化等图景相联系。现代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现代性”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工业化，即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着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高度专业化，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此外，现代化还表现为社会生活本身的科学化，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但这种理解还不是现代化的全部，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实现这些因素的和谐，共同发展：只有社会的健康、和谐即和谐社会才是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内在一致的，和谐社会不仅是现代化实现的目标，也是其实现的基本保障；而和谐社会的最终实现，也是以社会现代化的实现作为基础的。

在这里，我们涉及了对现代化的认识问题。简单而言，所谓现代化就是指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和转变的社会变迁过程，它更多地表现为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的理性化、科技化，即韦伯所说的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现代化涉及的是整个传统社会生活的集体变迁问题，它包括文化精神、经济秩序、政治体制等各个领域。爱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更明确地指出：“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现代社会是从各种不同类型传统的前现代社会发展而来的。”⁽⁴²⁾具体而言，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现代生产力的过程，而且也是以生产力的变化为基础的社会整体的文明发展，它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说：“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⁴³⁾

可见，社会的现代化，首先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这些“硬件”的完成。正如里西尔·布莱克所强调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迁，在“现代性”社会，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因素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事实上，我们提到当代现代化问题，一般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现代高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化，其标志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随着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微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随后出现的各种信息技术产业群，导致了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大工业社会向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迈进。以往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现代化的。依靠科技的发展和对生产力的调节，我们逐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而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分工的高度分化和精确化，这又为社会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其二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意味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在此基础上人的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中心问题，只有通过人的现代化，才能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结合起来。“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们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⁴⁴⁾人的现代化关键和中心问题是人的观念现代化，人的观念作为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客观世界和规律的反映，人类观念的现代化是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现代化是一种理性的发展过程，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而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则强调，现代化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改变。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就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总之，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

科学进步使交往方式发生变革。交往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人们通过交往来联络感情、沟通信息、增进了解、加强信任。交往的方式和程度在古今有很大的不同，以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交往的范围一般不大，再加上小国寡民思想的束缚，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是科技进步为人们提供了各种交往工具，汽车、轮船、飞机，电报、电话、电视的发明和使用使人们的交往区域一再扩大，时间与空间已经不再构成交往的障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国际计算机互联网（internet）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交流。其次，科技进步使人们对交往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前是自保一方，闭关锁国，拒绝与他人交往，现在则充分认识到了交往对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意义和价值，积极从事各种交往活动。科技的进步使交往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机构与机构、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频频进行交流与合作。例如，一些耗资巨大的科学实验装置和科学工程（如加速器、空间站）以及一些大型计划（如人类基因组、国际日地物理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都是以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的。

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的相应转变，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在科技革命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冲击下已渐趋消亡。曾有人将现代生活方式概括为方便、紧张、快捷，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它在另一方面又体现为追求个人价值和对人的生活的发现。

科技革命首先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现在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一般在40小时左右，这样人们就有余暇去做个人喜爱的事。再加上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工作岗位急剧增加，可供选择的工作范围也随之扩大，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适合自己个性的工作。人们选择工作的时候也不再把工作环境、工资收入放在第一位，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工作是否有挑战性，是否符合个人爱好等。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还在于科学进步所带来的人的素质的提高。个人素质的提高使人不再满足于生存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他们要求赋予生活更多的内容，他们更多地关心他人与社会，更多地关心历史与未来，同时他们也更注重自身的修养。可以说他们已经把科学内化为生活本身。

马克思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来生产”⁽⁴⁵⁾。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几千年间，人类主要利用人力、畜力及自然力（风力、水力）进行生产，所用的生产工具也主要是一些手工工具；产业革命以后蒸汽机代替了人力与畜力，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使生产力成倍提高。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燃机、电动机、核能发电等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动力；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被应用于农业、工业、采矿业、运输业等所有行业中；特别是20世纪电子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理论的发明与应用，生产方式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双双跨上一个新台阶。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带来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时也促进了生产管理模式的转变。生产过程中的系统论观念和控制论观念、生产管理中的最优化原则、生产规划中的统筹学等新思想无不是科学进步的直接体现。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就是对生产方式科学化的有力概括。

事实上，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与进程，见证了人类社会自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开创了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时代。现代化在现实性上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基本方面，因而，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方面，有着多样的规定性。例如政治学家将现代化理解为民主化，是由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转变；经济学家则将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基础上的市场化，是发达的市场与货币经济；文化学家则将现代化理解为多元化及文化的大众化，是多元社群的兴起与规模的扩大，是社群自治的形成，是文化的多元化及大众传媒及其工具的扩大，是公共教育的出现与知识的普及。

但这还只是现代化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表层现象，这些“硬件”在社会转型后的有机统一问题，便是现代化实现的核心内容。亨廷顿说，“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现代化中的“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这些因素“是如此地密切相连，以致人们不得不怀疑，它们是否算得上彼此独立的因素，换言之，它们所以携手并进且如此有规律，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单独实现”⁽⁴⁶⁾。

科学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里西尔·布莱克强调说，现代化主要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迁，在“现代性”社会中，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因素都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指标和产物。事实上，当代现代化问题（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现代高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化），正是依靠科技的发展和对生产力的调节，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而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分工的高度分化和精确化，这又为社会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2.技术的现代性发展和现代社会的构成

海德格尔曾列举了近代以来的几种基本现象，包括科学、现代技术、艺术、文化和弃神（Entgoetterung）。他认为近现代的最基本现象是科学，而根本的现象则是技术。技术在现代生活中起到了支配性作用，体现了近现代的本质，为此海德格尔把现代称为“技术时代”。但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前，技术与科学是并行发展的，工匠传统和学者传统互不沟通。其中，古代技术表现为工匠掌握某种技能、工艺和方法，是与工匠“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属于海德格尔所谓的“上手”状态。例如“技术”（technology）一词，我们可寻根到古希腊的“techne”，有时也可翻译成“art”，其本身除了技艺、技巧方面之外，还含有审美的意义。⁽⁴⁷⁾这种技术生活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对“耕作、风车”的分析，正是揭示了传统技术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关系，“风车的翼子的确在风中转动，它们直接地听任风的吹拂”，“耕作（bestellen）还意味着：关心和照料。农民在先前耕作田野的情形则不同，农民所作所为并非促逼耕地。在播种时，它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且守护着种子的发育”⁽⁴⁸⁾。芒福德也有相似的观点：古代的技术如农业，“是以适应人类本身生活的需要和情趣为原则的”，因此古代是具有多种价值取向的多元技术。

但现代技术不再具有古希腊的亲和意味，它成为人们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手段或能力，这就是技术的现代性过程。具体来说，技术的现代性过程，主要表现为技术与人类生活的理性化和“祛魅”，却最终导致了技术的功用主义。哈贝马斯曾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一种同传统意识相断裂的新意识，它是通过更新其与古代的关系而形成的。韦伯则认为，现代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和去神秘性（其中，形式的合理性压制住了实质的合理性，这意味着可算计性、效率和非人性因素压制了人的伦理、政治及其他方面的需要）。所以，现代性过程首先是一个世界祛魅的过程，即格里芬所说的，“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⁴⁹⁾ 。

所谓自然的“祛魅”，是指对自然“神秘性”的去除，这是技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近代科学通过实验和数学化而使自然界祛魅，人们逐渐排除了传统世界观中的一些神秘主义信念，从此，自然界在原则上已经没有什么内容是人类理性所不可认识和不能支配的了。这样一来，自然界便可为人类所操控，技术在人类社会中有可驾驭一切的力量。这种祛魅化的自然观不再是寻求外在的神性，自然界只是人类认识和征服的对象，而且人类对自然无须心存敬畏之情。随之，秩序、理性、客观性成为现代性的内在本性，而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东西被当做伪科学或形而上学而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由此，技术的传统存在意义被现代性技术取代了，即现代技术的功利性剥夺了传统技术的诗意、亲切感和“家园感”。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出现了，“现代技术的专门性根本不同于产生所有以前的技术的那种东西，而且它的确是思想本身既从技术上甚至更多地从纯（或科学地）理论上对所出现的东西加以操作的一种新方法”⁽⁵⁰⁾。

祛魅之后的现代技术由此转化成了单一的科学化的技术，这种技术“以科学知识和大量生产为基础，主要是指向经济扩张、物料充盈和军事优势”⁽⁵¹⁾。而且，“机械化工业的各种因素联合起来打破了传统的价值意识和人性目标。这种目标一向控制着经济，并使其追求权力以外的其他目标。股份主权、资本积累、管理组织、军事纪律，都是从一开始即为大规模机械化的社会性副产品。这样也就使早期的多元技术逐渐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即为以无限权力为基础的单一技术”⁽⁵²⁾。这种单一技术渗透到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之中，现代技术走向世俗化。进而现代技术造就了当代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而反过来说，现代技术恰恰是现代性的基本体现和内在要求。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现代性使人由对“在”的领悟退回到了对“在者”的占有和把持。

随着现代性过程中的自然“祛魅”，人类生活日益理性化和技术化。人们把技术视为独立于人类的一种自我设定目标的自主力量，从而将技术及其作用偶像化和绝对化，并置于社会经济根源之上，看成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现代以来的技术观认为所有技术都是“好的”，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性；而且，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难题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从长远的角度看，技术是万能的。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社会与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之间的最重要联系是技术”⁽⁵³⁾。现代性中的“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联盟，将一切价值都抽象为“交换价值”，把人和自然界都客体化为物质资料，放置在了现代社会传送带上。进一步，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盟把“经济价值”普遍化、意识形态化，技术理性成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于是，马克思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蕴涵于社会生产中，并为生产所进一步普遍化。从文明形态来看，现代社会体现的是技术理性的世俗文明，资本借助理性化、形式化和数学化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中的技术理性，将其理性力量转化为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所以对功利的追求成为工业文明本身的本质内核。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劳动的发展过程是科学技术不断产业化的过程和理性征服自然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人性异化的过程。他从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分析了技术和理性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首先，理性的发展必然使“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进一步确立，其结果就是劳动过程日益合理化和机械化，生产者由于被局限于某个方面而成为孤立的、抽象的“原子”。“随着劳动被逐渐地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过程中活动力的减少，他丧失的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严重。”⁽⁵⁴⁾其次，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在“现代化生产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不断革命的技术用一系列僵硬呆板的面孔对付着个体生产者”，它“把现实世界撕成了碎片，使世界整体的美好梦幻烟消云散”。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理性、技术产生悲剧性结果的原因。他认为“当科学的认识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就反转过来，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⁵⁵⁾。

技术现代性逐步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跨越，使得人类社会步入了工业文明的社会。所以，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工业化，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之，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逐步确定。科学技术不断产业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理性征服自然的过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

现代技术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进步与繁荣，同时又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作为现代性运动的必然结果，“技术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与自然之冲突，还透射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文化之固有矛盾。现代性对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释放主体能量的强调，使现代社会又陷入现代性本身的悖论，科技理性的成就极大地激发了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认同，然而这里也暗含了一种现代性危机。现代性自身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出来：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它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的极度扩张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社会经济生活（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货币、资本”）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生产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资源—产品—资本”单一的线性模式。简单而言，这两个角度可以描述为如下问题：现代性的极端发展，促进了科学主义的过度盛行。科学技术乐观决定论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思想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方面的功能，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异化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在这种现代思维模式的指导下，自然成了在人之外，与人对立的一架受人摆布、奴役的机器，人只有借助科技不断“拷打”、“拷问”自然，才能探究到自然的奥秘，打开通向自由、幸福之路。由于对科学技术的过度自信，导致了对自然的否定，过分夸大、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性，而无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界成了某种异己的可以随意被占有、征服的东西。由此，人类由对自然的崇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看到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传统的工业经济片面追求经济的有效性，根本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经济的持续性以及生态效益问题。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纯粹看成是人类的掠夺对象，一味索取、疯狂掠夺，造成大片森林毁灭、多种珍稀动植物物种绝灭、大片土地荒芜而沙漠化、厄尔尼诺现象频繁出现，全球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这是现代性本身所没有想到的，以至于当今时代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等问题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3.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全面影响

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产生了惊人的飞跃，科学上的每一项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无线电、电视、计算机、太空飞行、原子能利用、遗传工程、新型材料以及无数的发明创造,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赋予人们在几个世纪前连做梦都无法想到的便利条件。在一个由人工自然组成的全新的世界面前，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现代科技革命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现代科技革命不仅是一次自然科学理论意义上的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人类思维和社会的革命。由于科技革命的内涵和范围广泛性以及对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推动作用,它已突破了纯粹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范围和意义,它更深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方面。它不仅会冲击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也会冲击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更重要的是冲击和涤荡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简言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全面影响。

首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增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系统的深刻变革，并带来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各国的竞争突出表现为经济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竞争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竞争，而且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较量；同时，各国经济的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更重要的还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增加投入型（或外延式增长）和技术进步型（或内涵式增长）。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向经济领域的加速渗透，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方式也从增加投入型转向技术进步型。增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追求资本的扩张和投入，追求企业的规模，这种增长方式曾取得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但它的特点是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率低，经济效益差，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增长速度有限且难以持续，常常以通胀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牺牲长远的利益；技术进步型则追求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计产生，经过技术获取（研究、开发、引进）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应用整个过程的一系列技术经济活动的总和。技术创新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并把它引入生产体系中去。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它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占领市场，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内涵式增长不以单纯规模化经营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模式，而是重在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实体性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率，提高劳动生产效益。内涵式增长有利于企业对新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其特点是增长质量高，效益好，不以通胀为代价，可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有利于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现代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说明了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美国依靠科技发展经济，尤其是数字化信息革命——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使美国在现代科技革命中保持着经济强国的地位。信息高速公路改变了人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方式，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并促使经济形态以更快的速度由物质型向信息型转变。1994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两低一高”，即一方面是低通胀、低失业率，批发价格指数仅上升1.7%，消费品价格指数也只上升2.7%，失业率低于6%，为14年间低失业率之最，黑人的失业率也是20年来最低的，低于10%；而另一方面是经济高增长，1994—1995年，美国经济增长实际达到4%。在高产出、低能耗方面，1960年，美国钢材消耗1.2亿吨，而到1989年仅为0.85亿吨，但经济增长却是1960年的2.5倍。日本作为后起的经济强国，缺少资源，主要倚靠科技进步。1984年日本消耗的原材料仅相当于1973年的60%，却得到同样的产出。从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日本则增长了20多倍，显然是科技进步的内涵式增长带来的结果。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高效率、低能耗、少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世界新科技革命促使科技与生产相结合，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连续性、继承性使科学技术发展的加速运动取得了累进递增效果，这种加速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一系列质的飞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科学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

据有关资料介绍，1885—1919年间，一种发明到它在工业上应用的“成熟期”平均为30年，从生产到投入市场的时间平均为7年；在1920—1944年间，这些时间相应变为16年和8年；而在1945—1964年间，则分别缩短为9年和5年。⁽⁵⁶⁾一项科学研究及发现以技术发明作为中介,直接应用并导致了产业革命。社会生产中通过应用新技术而使生产体系组织结构、国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产生了与新技术、新工艺相联系的新兴产业部门。这种新兴产业部门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急剧地扩大了社会生产规模,迅速地提高了生产率,使社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形容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不是一个世纪,而是一个年代所创造的生产力都可以同过去几个世纪所创造的生产力总量相比较,甚至更多更大。

其次，科技发展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已经逐步渗透、扩展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所有领域。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化问题。全球化，简单而言，是社会的一次整体性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全球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全球化意味着跨越地域、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界限将全球连接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过程。

全球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民族隔绝联系，各自在不同的地域孤立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的。从历史上看，全球化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时期，至今已经五百多年时间。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所代替了”⁽⁵⁷⁾。世界市场的形成，原来的区域性、小空间的民族交往转变成世界历史和世界普遍交往，以生产和交换为核心的世界市场使世界普遍交往逐步全球化。可见，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逐步推进过程，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各个民族广泛交往的时代。

全球化虽然起源于经济的一体化，但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⁵⁸⁾。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对人类生活其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带来了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而这些又是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个性发展为前提的：当今各民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互交往的同时，也格外珍视自身文化发展的独立性，以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特质。全球化其间既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吸引和融合，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对抗和较量。全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人的实践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尤其是随着物质、能量、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交流，人类在实践的性质、规模、水平、效能等方面，正经历着空前的改变。

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全球化既为全球性价值观的整合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全球性价值观的冲突埋下了隐患，无论是整合还是冲突，都有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们需要从有利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作出合理的价值选择，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整合全球性价值观并作出合理的价值选择。

“所以全球化概念指出了一个方向，而且只有一个方向：经济活动空间在扩大；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因此重要的是政治调控空间也在扩大。”⁽⁵⁹⁾俞可平认为，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公民认同所形成的挑战，全球治理理念开始兴起，主张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来解决一系列的局部国家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影响或即将影响全人类的跨国性问题。俞可平在此列举了四类问题：全球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经济问题和跨国犯罪问题。这里就涉及了我们需要讨论的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趋势，而且已经成为当今的一种经验事实。因此全球化时代需要各个民族国家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从人类整体的高度和人类的共同价值角度来思考各种问题，谋划共同发展，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

4.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内涵

科学作为人类理性认识的成果，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科技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科学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近代科学作为在历史上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主要以两种方式对人类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其一是作为“社会生产力”起作用，科学技术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二是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来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价值，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互动所产生的新理念，也已经辐射和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马克思把科学技术比做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有力杠杆，他在研究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方式时，就敏锐地发现科学力量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断言科学技术是“潜伏在社会劳动里”的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⁶⁰⁾。

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支配作用，是科学现代性的产物，是科学与技术融合的结果。哈贝马斯认为，科学与技术日趋紧密结合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实前设，“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一体”，即科学、技术、生产“三位一体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最主要的标志。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科学与技术往往是分离的，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潜在性的特征日益凸显，科学与技术常常是交织、渗透在一起的，并且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科学的物化。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完全“一体化”，科学和技术共同成为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即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成为提升现代生产力的新的契机，并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充当了“第一性”要素。这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在马克思看来，当科学以一般知识形态存在，尚未并入生产过程时，它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当科学并入生产，即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物化为具体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通过管理在生产结构中发挥作用时，它就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社会生产力，即直接生产力。马克思还以深刻的眼光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大工业技术基础的建立是科学技术变成直接生产力的历史条件。“它通过向生产力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广泛、深入的渗透而改变这些要素的质和量，改变由这些要素的结合形成的既定结构和既定功能，从而在总体上提高生产力水平或改变其性质。技术作为科学的物化，作为联结科学与生产的中间环节，具有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和性质。历史表明，科学的应用、新技术的发明已成为近代以来推动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⁶¹⁾

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生产的发展决定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⁶²⁾这不仅阐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功能，而且直接阐明了这种功能将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的趋势，“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⁶³⁾。

生产与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即生产科技化，使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起先导作用。生产科技化实际上揭示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即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一体化。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指科学技术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一般社会生产力只是一种潜在的或间接的生产力，只有转化为现实的或直接的生产力，才能显示其伟大的力量。但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到现实的生产力是有一定条件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机制，即必须以应用于生产之中为条件。而在哈氏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基本解决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为“今天，科学研究过程是与技术上的转化和经济上的充分利用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是同工业社会劳动系统中的生产和行政管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在技术中的应用和技术进步又反过来应用于科学研究，成了劳动世界的核心和实体”⁽⁶⁴⁾。

马克思在考察历史的时候特别强调“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革命的力量”⁽⁶⁵⁾。这种作用是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力发展等多方面的。在思想观念上，人们把科学的看成是理性的，学习科学就是开始向有学识和有理性迈进，勇敢地运用理性首先在于学习科学知识。而人们把科学看得比神学、经典著作和传统学问更为尊贵的一个明证是17世纪人们对占星术和巫术的信念急转直下地跌落。也正是因为人们普遍接受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日益权威，自然科学的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也成为一种时髦，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就都试图在社会领域找到类似于牛顿揭示的宇宙规律，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生搬硬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来解释社会事实。在19世纪以前，科学家还不是一个职业。19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团体出现了，各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大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功能，各种专业学术刊物也随之诞生。科学研究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十分重要部类，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也被制度化地紧密联接在一起。这时的科学才真正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历程，直接决定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在欧洲内部，科学成为推翻封建统治，壮大资本主义的力量；对于世界，科学使得一个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成为可能。“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⁶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