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的历史考察

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的历史考察

学界对太平天国政治史的解读长期出现争议，至今仍是各自解读，难以取得共识。举凡高度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学者，用理想主义解读太平天国政治史。他们从农民革命立场，根据太平天国官方文献，对太平天国领袖、政体和政治运作作正面分析和论述，甚至刻意美化和拔高，将高层内部权力斗争及天京事变的主因归诸地主阶级腐蚀侵袭。在他们看来，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讧不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属性。否定太平天国的学者却热衷于用权力斗争解读太平天国政治史。他们否认太平天国领袖具有推翻清朝暴政、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相反，这些领袖都是为了谋取权力和私利发动反清运动的，因此，权力斗争是太平天国政治史的主轴。在他们眼里，这场反清运动就成了洪秀全等夺取权力、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动。笔者认为，这两类对立的意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对建构太平天国政治史的分析框架颇多学术借鉴价值。客观而言，洪秀全等都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人物，他们奋起发动反清运动，原因复杂多元，既有反抗暴政、解救民悬的理想抱负，也有个人不同的动机和诉求，故而不宜排除理想主义和权力斗争，而是应当兼容这些动因，吸纳各家研究成果的合理论述，建构多元、包容、客观的论述体系，撰写贴近历史真实的太平天国政治史。笔者拟就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的历史展开系统、全程的考察，尝试重建太平天国高层权力斗争的史实，并在实证基础上，借鉴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跨学科的学术视角，分析和解读太平天国权力斗争史，期能拓展太平天国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并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获。不妥之处，祈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教。

一、一元权力结构及其运作实态（1844—1847年）

洪秀全在创建新朝时，基本保留了历代封建王朝政治体制中的主要部件：君主专制、官僚制度、等级制、世袭制。在皇权主义思想主导下，他首先把自己置于主宰一切的独尊地位，破坏了他与官兵、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且，他又按照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建构了新朝的权力体系，把人严格区分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同时，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破坏了他曾经向往和追求的平均平等的理想社会秩序。随着建都、内讧，洪秀全不断强化皇权和等级制度，各级文武官员也都力图维护和扩展他们的权益，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日趋加剧，平等平均思想也就相应趋于淡化。洪秀全的平等平均理想迅速为世俗的权力斗争所湮没。皇权主义与封建主义则是引起这种蜕变的根本原因。

在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权力结构呈高度封闭的集权架构，而中枢决策系统居于最高层次，不受其他权力系统的监察和制衡。并且，决策系统总是围绕政治强人运作，领袖在决策中处于核心地位，他的意图、指令常常是决策的重要源泉。一般说来，君主以强人姿态主宰中枢决策系统的运作，决断和处置王朝的各项重大事务。权臣则由君主甄拔，辅佐和赞襄决策。但有时权力发生位移，决策核心为权臣所据有，形成强人操控的局面。参与决策者，甚至君主，都得屈从这位强人的意向和判断。其实，强人的身份地位虽有不同，但君主专制的实质未变。(www.guayunfan.com)洪秀全追求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以天王为权力核心的君主专制。可是，就中枢决策系统的实际运作进程而言，太平天国的君主专制的权力核心却一度发生转移，导致阶段性的演变进程，而且伴随着围绕权力分配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使太平天国政局发生多次动荡、变异和重组。

图1

1844年，洪秀全进入紫荆山，执掌最高权力，与冯云山共同决策，逐渐将拜上帝教传播到其他若干基地，在权力结构上，建立了紫荆山总部对各基地的垂直领导。这一时期权力系统运作程序如以下图示：程序表明，此时决策系统呈一元架构。洪秀全居独尊地位，冯云山具有远见卓识，忠诚可信，辅佐洪秀全草创组织，宣传发动，双方并无掣肘和芥蒂。决策层次简化，颇具效率，有力推进了传教和组织活动。洪、冯同心共志，洪秀全密藏山乡，不多露面，集中精力专事教义阐发和编造预言神话，领导拜上帝、毁偶像的宗教斗争，在信徒中树立神人同体的特殊形象。洪仁玕说：洪秀全“常将此等天理、物理、人理化醒众人。而众人心目中见我主能驱鬼捉怪，无不叹为天下奇人，故闻风信从”。[1]至于具体宣传和组织工作，日常教务活动指导，总部常规管理，皆由冯云山统筹指挥。

二、二元权力结构及其运作实态（1848年—1856年8月）

1848年，事情起了变化。冯云山被拘入狱，洪秀全失去决策助手，中枢出现权力真空，洪、冯对各基地首领的统御程序发生故障，顶层权力运作出现严重困难。紫荆山教众首当其冲，处于失控状态，人心因此涣散。当地首领杨秀清、萧朝贵乘势脱颖而出，相继玩弄“降僮”巫术，分别诡称天父、天兄附身，稳定众心，渡过危机。洪、冯面对杨、萧控制家乡信徒的实力地位，决定妥协让步，承认杨、萧分别充当天父和天兄代言人的身份，接纳他们进入中枢决策系统，与冯云山共同主持总部常规事务。于是，决策系统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一元结构遭到破坏，演变为二元架构，洪、冯和杨、萧构成结构的两大层面，共同掌控中枢权力。在实际运作中，杨、萧隐然凌驾于洪、冯之上。他们以天父、天兄名义，通过巫术，多次下凡，口述“圣旨”，由洪秀全跪受认可，构成决策主要源泉。就已经发现的《天兄圣旨》考察，举凡洪秀全行踪、洪的家属安置、家事处理、各基地人事变动、活动方略、奖惩事宜、中枢重大决策与日常事务、未来军师人选、团营的指挥组织……无不由天兄萧朝贵决断，洪秀全总是唯诺受命。天兄如此，天父的决策地位可以想见。天父天兄下达圣旨后，洪秀全据以决策，杨、萧、冯商定落实，转化为方针政策及举措，再输出各基地首领实施。其权力运作程序如下图所示：

图2

上图显示，杨、萧不仅控制决策系统的程序化运作，而且直接越过洪秀全的世俗决策核心权限，径直以天父、天兄圣旨，或向中枢首领洪、杨、萧、冯，或向各向基地头目，宣布决策，甚至向教众发布号令。有时单独召见，有时集体宣旨，皆由杨、萧视情随意决定，导致决策系统的非程序化运作。这样，洪秀全、冯云山与各基地头目之间的垂直领导体系遭到损害，杨、萧除了透过参与总部决策指挥各基地事务，还以天父、天兄名义，直接管理和领导各基地首领，进一步制衡和压抑洪、冯的权力。洪、冯承认他们天父和天兄代言人的特殊地位，认可他们的“圣旨”具有最高权威，并带头遵行；杨、萧又提出，在天王以下，设军师职务，主持军政事务，洪秀全向“天兄”许诺，军师将由杨、萧担任，使他们执掌中枢实权，主导实际权力运作，洪秀全则成了挂名天子，这就是“虚君制”的缘起。

洪秀全梦寐以求的天子名位虽然并未动摇，但是，天子最高的决策权力被杨、萧剥夺。因此，“虚君制”绝非农民民主主义的产物，而是拜上帝教中枢权力争夺和再分配的结果。洪秀全居于力量对比的弱势，被迫接受了所谓“虚君制”安排；杨、萧为了保持最高权威合法性，需要天王洪秀全的确认和扶持，“虚君制”则是合理的制度选择。于是，两大层面相互利用和妥协，建构了“虚君制”的二元权力结构。

但是，二元权力结构是不稳定的，两大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时发生，在矛盾没有公开暴露时，冲突表现为潜在的暗流，实质上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及至洪秀全在永安分封诸王，而且明确宣布，东王节制诸王，从此，杨秀清总理军政，“站在陛下”，并与萧朝贵联衔发布诰谕，宣示天下军民。而且，他们同时又借天父、天兄名义，继续控制最高决策权力。此时中枢权力运作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3

图4

这一结构确立不久，冯云山、萧朝贵先后牺牲。洪、杨都损折了各自得力盟友，中枢权力结构出现大片真空，理应由韦、石递补。可是，杨秀清并未擢升石达开为军师，韦昌辉也未能获取萧、冯的权力。相反，萧、冯权力被东王接管。于是，杨秀清总揽一切，严密控制洪秀全的政治活动，排斥和压制韦、石及秦日纲、胡以晃、陈承瑢等实力派的势力扩展。建都天京后，东王府成了决策和施政中心，杨秀清及其幕僚议定军国大事，形成决策源泉，再透过法定程序制定政策、法令，输出实施。天王府不过是法理上的决策机构，洪秀全对东王府的决策照例“旨准”，再交由东王府立法执行。其权力系统运作架构如下图所示：湘军情报头目张德坚对太平天国决策系统的运作展开过调查分析，写道：杨秀清“为正军师东王……一切号令皆自伊出”。而“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举凡太平天国军政事务决策，“皆杨、韦、石三逆密计妥协，大事则登伪朝面奏，小事即具伪本章入奏，亦有时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其中，杨秀清地位特殊，“凡有军务议定奏上，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取旨后，再由东王府输出实施。可见，杨秀清居于决策枢纽，洪秀全“画诺而已”，不过是一方橡皮图章，旨在使杨的决策走过法理程序，完成合法化过程。同时，杨秀清又居于行政枢纽，发号施令，贯彻与落实自己的决策。而且，他还有行事权力，可以“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洪秀全对杨的擅权行事不敢过问。

按照《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刑赏生杀、升迁降调，应由天王决定。其实，杨秀清“皆专决之”，洪秀全只能画诺旨准。至于文武调遣，将士转战，则由杨秀清颁给“将凭一张，用黄洋绉写好，钤盖双印，准剧贼在外先斩后奏”。北伐、西征的战事指挥，诸王出征和活动，均由杨秀清主断决定，洪秀全很少与闻。可见，杨秀清有时连程序上的旨准也不完全遵行，决策运作带有较多的随意性，并且严重削弱和损害了洪秀全的皇权。天王追求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专制权力，变成了“生杀由东王，天王莫得违”的大权旁落。洪秀全只得孤居深宫，韬光养晦，伺机行动，图谋收回被架空的皇权。

杨秀清还垄断输入信息。其权力输入系统运作程序是：“凡军务，群下具禀韦昌辉、石达开，谓之禀报。昌辉揣度可行，则转禀杨逆，谓之禀奏。杨贼若准，始转奏洪贼，以取伪旨。其实其事已由杨贼施行。凡紧要奏章若无杨逆伪印，洪贼不阅，故一应奏章必先送杨贼处盖印，虽昌辉自奏亦不能迳达。”[2]

英国使者麦华陀与包令访问天京后，向驻华公使报告说：“东王在他们的政体和宗教体系中是原动力。”他们与有些清朝将帅、文人一样，认为洪秀全“是否存在，是有重大疑问的事”。[3]

由此可见，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在权力结构中，严密控制着决策、输出、输入等各大系统的运作，天王专制实际上成了东王专制。虽然就君主专制体制而言，二者并没有实质变化；但就权力运作程序而言，杨秀清“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显然，这被洪秀全视为违悖法定程序，严重侵害了天王权力。迫于杨的权势、实力，洪也无可奈何。因此，太平天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实际上由杨秀清驾驭。但是二元结构并非洪秀全所愿，亦非杨秀清的最终目标，而是洪、杨之间妥协的阶段性政治安排，具有不稳定、不确定的特点。

三、回归天王专制的一元结构（1856年9月—1864年）

可是，杨秀清并不满足于总揽军政，而是直接向洪秀全名义上的天子地位发起挑战。他企图改变现有的二元权力结构，把洪秀全彻底逐出中枢决策系统，建立以自己为集权中心的新的一元权力结构。因此，他逼迫处境孤危的洪秀全封他万岁，引发天京内讧。权力斗争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1827年6月，石达开出走分裂方告一段落。

天京事变结束后，中枢权力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洪秀全的权力竞争对手杨、韦、石、秦相继或诛或走，重建天王专制的理想时代终于来临。洪秀全消极接受内讧教训，严密控制中枢决策和军政权力，以防大权再度旁落。因此，他作出两大决定：其一，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石达开辅佐时，只封为“通军主将”，而未升军师，天王收回了军师权力。其二，“自行降照（诏），言杀东、北王之后，永不封王”。但天京兵力削弱，必须由陈玉成、李秀成兄弟等地方实力派拥戴和支持，遂致太平天国政局出现外重内轻的趋势。除了洪秀全，中枢其他朝臣难以控御和调度这些地方实力派。而在天京事变前，中枢由杨秀清统一指挥，韦、石、秦、胡诸王以中央大员出外督师，太平天国将士悉由中枢调度，地方将帅并无任何独立性，亦无固定地盘和私属部队，难以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天京事变改变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如今，各大地方实力派皆有部属，自成体系，而且控制一块地盘，把持了辖区军政财人事等各项权力，只有天王诏旨才能调度，各统帅率部从征，事毕，返回地盘守御。此时，太平天国领土基本被地方实力派分割。军事统帅权则由蒙得恩与陈玉成共掌，陈玉成负责协调和总统京外各军，居于各主将之上，最高决策权和调度则由洪秀全总揽。天京事变后，权力运作架构如下图：

图5

显然，洪秀全控制了最高决策权力，他以军政和宗教领袖的身份发号施令，不受任何力量的制衡。就中枢决策系统运作而言，层次简化直接，天王一面透过蒙得恩、陈玉成贯彻军政指令，一面径直向各主将下达诏旨，统合地方实力派。而蒙得恩、陈玉成在决策中处于次要地位，上层须经洪秀全旨准下诏，下层须与各主将协调沟通。如三河战役时，陈玉成决定西援，奏请天王批准，并奏调李秀成部参战，获旨后方得实施会战。

1829年夏，洪仁玕赴天京，未久即封干王，就任军师，总理军政。引起五军主将不满，乃晋封蒙得恩为赞王、陈玉成为英王。直到1829年底，又封李秀成为忠王，杨辅清为辅王，李世贤为侍王。至此，主将们均有王号，被称列王。在重刻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新的权力位阶作出规定：“天王降旨，军师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一体遵行。”

洪仁玕虽然统领列王，但各王皆为军事统帅，势力持续膨胀。就中枢结构而言，洪秀全总揽军政，保持着强势的专制权力；但就中央和地方关系而言，洪秀全虽然被实力派拥戴，但却难以控御和遏制他们的势力扩张。而且，实力派之间形成新的力量组合，对中枢决策三心二意，难以统合运作。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指出：“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整治对策是，立即实行中枢对地方的垂直权力整合，“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恢复天京事变前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但是，洪仁玕追逐往昔杨秀清的军政实权，既使天王疑惧，又遭实力派抵拒，整合地方权力不啻缘木求鱼。

其时，政事决策由洪仁玕研拟设计，蒙得恩、李春发等辅佐；军事决策则由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研拟设计。军政决策均须奏请洪秀全旨准实施。这一时期天国权力系统的运作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6

洪秀全经常宸躬独断，自行决策，并不按照权力运作程序而直接颁诏下达。如钦命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旨由保天福刘庆汉等径直送往江浦。调遣将领也由天王令差官携诏直接驰抵将帅兵营，依旨行事。洪秀全还直接干预外事决策。当额尔金率英舰闯入长江，在天京江面遭到太平军炮击而疯狂报复后，天王作出决定，亲自缮旨，并令晋天燕朱雄邦“捧赴”英舰，[4]期望“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5]由此可见，中枢决策系统的权力运作具有颇多的随意性，洪秀全的意图可以通过程序化或非程序化的管道输出实施，显示其决策枢纽和源泉的功能，天王专制政体因此愈加强化。对地方将帅而言，天王诏旨具有绝对权力，必须遵行，否则，须立即作出解释，听候天王决断。而洪仁玕等的中央机构指令则大打折扣。如洪仁玕请李秀成倾力支援上游，解安庆之围，遭到忠王抵制。洪仁玕指挥援军驰救安庆，也无力驾驭林绍璋等将领。因此，洪秀全的皇权虽然得到强化，但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天王不得不更多地直接指示军政事务，以控御各地将帅，以致洪仁玕的军师权力名存实亡。据洪仁玕回忆：此时政事归干王、章王、赞王三人掌握，外交事务即由干王执掌处理。但要务则须天王“裁可”。其中，天朝吏部主管人事，官员任免升贬则由列王保封、幼主下诏、吏部备案发给凭信。吏部有时也径直保封，经幼主下诏任命。表面上，人事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实际上，各王皆大举部属，强化其派系凝聚力。1829年冬，李秀成封忠王后，竟“悬印月余，未敢视事”，请洪秀全加封捻军首领韩碧峰兄弟，而后“方敢受任”。天王只得让步，旨准李奏，同意二韩“保封福爵”。由于各王滥加保封，人事任免混乱杂芜，幼主于1861年12月7日下诏各王，“暂缓保封”文武属员，“以免偷安托庇，兼之人品良莠不齐，诚恐因逸生事”。而“理事府阁（即天朝吏部——笔者）碍难节制，致累各廷府（即各王府）声名”。[6]但是，滥保已成潮流，难以阻遏。洪秀全被迫在是否取消地方诸王的人事保举权的博弈中让步，中央只能认可地方实力派的保举，吏部和幼主诏旨则成了官场程序。

四、结语

就中枢权力而言，以天京内讧为界，杨秀清擅权于前，洪秀全专制于后，权力在洪、杨之间转移，但一直由一人操控，其实质还是传统的君主专制。因此，自拜上帝教创立基地伊始，直到太平天国覆亡，政治体制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就权力结构而言，中枢决策系统曾发生若干演变：由洪秀全为首的一元结构，转变为杨秀清、萧朝贵为主导层面，洪秀全、冯云山为次元层面的二元结构。天京事变后则回归为以洪秀全为首的一元结构。从权力系统的总体考察，天京事变前，中枢对地方实行垂直控御，呈高度中央集权架构。中央诸王经常被杨秀清调遣，在诸战场指挥战事，综理民政，但并无固定地盘与部队。天京事变之后，中枢对地方控制逐渐削弱，呈地方分权架构，中央诸王不能指挥各战场战事，而由地方诸王主持所辖地盘的军事、民政、人事与财经。会战则需天王下诏，地方诸王协同展开，中央集权因此不断弱化，天京安危必须依恃地方实力派，主要是陈玉成、李秀成等的保全。

就权力斗争而言，天京事变前，斗争重心在中枢系统，洪、杨、韦、石等争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欲望酿成亲痛仇快的天京事变，中枢力量严重损折，因而导致地方实力派的崛起。天京事变后，权力斗争重心转变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洪秀全、洪仁玕及其他中枢权贵意欲强化中央集权，削夺地方实力派的兵权、人权和地盘，遭到各地方实力派联手抵拒。而且，他们乘中央虚弱，不断扩展地盘和权势，酿成剧烈的政潮。其中，洪氏兄弟与李氏兄弟间的冲突尤为激化，形成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权力斗争中的主要漩流。尽管双方明争暗斗，但彼此克制容忍，相互妥协，尚能顾全大局，因而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同时，中枢内部及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各自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权力斗争，往往和中央/地方之间的斗争交织进行，导致太平天国后期政局的紊乱复杂。

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无力摆脱历史的局限，他们既按照封建王朝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天国，又追求根据各自实力不断分配有限的政治资源，因而导致持续的各种形式的权力斗争，即使大敌当前，甚至困守危城，也不歇手。可见，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是产生残酷权力斗争的制度性渊薮，而花样翻新、永无止歇的权力斗争则是加速太平天国覆亡的祸基。太平天国领袖们既是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又是太平天国的掘墓人，封建性的权力斗争实质上是葬送太平天国大业的内在根源。

（原载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释】

[1]《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21页。

[2]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44—48页。

[3]《1824年麦华陀和包令对南京的访问》，转引自《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

[4]《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07页。

[5]《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4页。

[6]《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