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等叛降与金田起义史事考释

张钊等叛降与金田起义史事考释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不久，在江口墟发生了张钊（大头羊）、田芳（大鲤鱼）、侯志（卷嘴狗）、关钜（大只具）等七个艇军头目率部叛降清军的严重事件。他们叛降后成了清王朝的鹰犬，从江口墟直到桂林，历时一年又四个月，在各战场与太平军为敌，造成了颇为恶劣的军事后果。这伙叛徒乘坐炮船，长于水面运动、作战，弥补了清军水师严重薄弱的缺陷，承担着封锁江河、控制水上交通线、围困太平军的军事任务，使太平天国初期在军事上增加了不少困难与障碍。长期以来，人们对张钊与太平军初期斗争探讨不多，简又文、郭廷以等先生曾作过一番考证和记叙，但语焉不详，且有讹误，因此人们不能对金田起义初期太平军、艇军与清军三方的军事态势，以及它们之间的活动和关系的演变过程形成一个清楚的动态认知，而且对张钊等叛降的始末和本质也缺乏认知。本文拟从具体史实出发，对张钊等多次叛降，及其与金田起义的关系，展开较为翔实的考证和分析，进而探讨起义初期游民武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以供史学界参考。

一、金田起义前张钊等的三次叛降

张钊、田芳等都是广东鹤山人，原是波山船的水手。“……波山艇，一名古劳艇，出广东肇庆府之鹤山县，常在广西往来。其船身坚大，舱面平敞，两旁多桨，驾驶轻便，操舟者类多强悍敢死之徒，炮火器械俱全。”[1]可见，这是一种武装的走私或行盗的大船。张钊等就是那种“强悍敢死之徒”，看来应属游民武装的范围。鸦片战争时，广西巡抚梁章钜受命防守梧州，他招募了一批水陆壮勇，张钊遂投军并当上头目。在兵营里，张钊接受了军事训练，沾染了清军兵痞的恶习。《南京条约》签订后，梧州撤防，壮勇遣散，不少人失去了当兵吃粮的生计，这批游民又不愿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遂流浪两广。他们和农村中游离出来的人口聚合起来，在两广出现了庞大的流民群体，张钊等也成了其中的成员。[2]长期游民的生涯和兵痞的恶习交织在张钊身上，他很快侧身于江湖为盗，与田芳等人“早聚党于浔、梧江上，剽掠客贩货物，日益横肆”。[3]他们还与李观保、任文炳等声势联络，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沿江流动的地方军事势力。这些互相声援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流动的水上武装大多为天地会信徒，因乘坐武装的波山艇，故史家称之为“艇军”，清政府则诬为“艇匪”。他们活跃在梧、浔、黔、柳、濛等江河水面，经常截断西江流域的航道，使两广的经济、交通和军事联系大受干扰。广西清军因缺乏水师，对艇军无可奈何，这一客观困境对清朝广西当局采取“以抚代剿”的政策具有相当影响。

艇军实际上是以游民无产者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4]张钊等参与艇军活动后，既没有提出什么劫富济贫、平均主义的经济要求，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反清政治目标，尽管他们勇猛剽悍，使清军望而生畏，但他们又残暴贪婪，在水上或港口行凶抢劫，危害人民正常的商业活动和生命财产安全。正是这种游民加兵痞的阶级属性，使张钊等反复无常，忽而混迹艇军，忽而叛降清军，从1842年到1820年11月金田起义前，他们竟反复了三次，其劣迹概述如下。(www.guayunfan.com)1.1842年，投降于清平南知县王华封

这一年，王华封“曾行保甲以弭盗……境内盗风亦似稍戢”。但保甲对流窜于浔、梧江面的张钊等并无成效，王华封只好对其招抚，“权宜通商……招大头羊巡河，每商贾贩运有贼船护送者，始免胠箧，名曰押帮”。清朝官吏不能独吞商贩的捐税，又无法阻止张钊等在水面抢劫客商，只好官盗合作，授权张钊护航押帮，张钊等可以名正言顺获取押帮费用，王华封等则可在关卡收税，彼此都有利可图。但张钊等意犹未已，乃借此合法身份，“渐往来于大乌、丹竹各墟，构蓬厂通衢，明场开赌”，在平南境内沿江诸码头设立据点，扩大非法的财源。[5]

张钊等还将势力逾出平南。1847年，容县自良墟天地会首领冯道和（诨名冯六大）起事，为了壮大声势，他邀请了田芳等人“结盟拜会”，在墟上设馆，搞起“打家劫舍，包江食水，打单捉参”的行当。[6]

1848年，倪涛任平南县令，下令平南“通属举行团练”，矛头指向张钊等部。[7]根据倪涛命令，团练开始“堵守武林、新地、下湾，以防艇匪”，并击败了来犯的艇军。张钊为了报复，即“领贼艘数十号，党众千余，泊舟竹江，将再攻武林”。[8]后又将活动中心向东转移，往来苍梧行劫，对梧州地区水上交通线的安全造成军事威胁，该处“邑令不能制”，只好采取王华封搞过的招抚政策。

2.1849年复降于清苍梧县令

张钊等尝过降清的甜头，当苍梧县令“招张新（钊）为捕役”时，他们便第二次卖身投靠清政府，充当苍梧县衙门的捕役。并与“府、县差总王瑞堂、王庸（混名豆皮满）、钟超、洪亮、壮丁头目温标”，“相倚为奸”。[9]这批官府鹰犬和江湖盗匪互相勾结，在清政府的支持纵容下，于梧州地区胡作非为，给地方上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这一年，张钊还参与了镇压张嘉祥部天地会军的军事行动。11月，张嘉祥部进入贵县境，大败清军，击毙提标营游击段炳南。“是时，（浔州）郡守顾元凯、副将李殿元，带率兵壮，屯扎（贵县）县城”，并向梧州府求援，“越日，有勇目大头羊、大鲤鱼等，统带扒船十数，由郡至县，湾泊河边”，配合浔州清军，围剿张嘉祥部。但是，双方还未接仗，顾元凯等即招降了张嘉祥。[10]虽然，张钊等没有作战，但却将势力再度伸展到浔州府，他们居然打着清军旗号，横行于桂平、贵县，“或来城聚赌，或勒银包船，炮火之声日夜不绝”，[11]浔江沿岸人民又遭蹂躏。

当时，张钊拉大旗作虎皮，乘此扩充实力，成了梧、浔两府的艇军首领，其主要基地在梧州以西的郁江重镇戎墟，“潜伏戎墟为巢者数年”。从戎墟沿江上溯，直到黔江，都成了他们横行不法的势力范围。而且，他们与两府官吏、衙役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官府包庇、纵容张钊一伙为非作歹，张钊等则将部分赃物奉献给官吏，闹得两府诸州县商旅难行，民怨沸腾。此事为“总督徐广缙察知”，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札擒王瑞堂、王庸”，解往广州“正法”。张钊一看苗头不对，“率党数十闯（苍梧县）法堂而出”，与清政府再次决裂，乃“盘踞戎墟，公开掳掠”，[12]扯下了官府捕役的号衣，还原为艇军头目，干的仍然是抢劫商旅的勾当。

3.1820年春，三降于思恩候补知府刘继祖

1820年初，广西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全省各地有近40股起义军活动，其他各股也正方兴未艾，清朝广西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梧、浔水面交通线又被张钊等切断，这对清军调动和粮饷供应非常不利。巡抚郑祖琛只好对天地会诸军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张钊等两次叛降的老谱当然是清政府深为熟悉的，于是，这些头目们首先成了清朝的招降对象。是年春，候补知府刘继祖受命招抚张钊等，（按：刘继祖这次招抚当在农历三月。因为，1820年2月，刘还在思恩府上林县围剿陶八、丁四的天地会军，[13]招抚张钊应在此后）这引起了艇军的分裂，张钊、田芳等第三次投降清政府；“任文炳与梁阿长等聚众二千余人”，则拒绝招抚，独立反清，成为清军深感畏惧的起义队伍。到太平军在永安、桂林时，这支艇军则成为太平军在广西的一支友军，牵制了梧州的部分清军主力，使赛尚阿与咸丰帝十分头痛。

但是，反复无常的张钊等又不安心在清军营里当差，不久，“旋叛去，别为一队”，[14]又投身到天地会军里浑水摸鱼，再图高价而沽。六月，张钊等进入藤县，与当地天地会军何洪锦等部“扰三江里、太平墟”。[15]“七月五日，率其党大掠墟（戎墟）中。”张钊等“知官兵不足畏，复啸聚大黄江，设私关”。与钟敏和、邓立奇等声势联络，“掠往来客舟，江道为梗”。[16]甚至将势力伸展到柳江，派军赴援柳城县王天萝、谢花乔、李花马等天地会军。[17]张钊一伙的猖獗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和不安，11月，广西巡抚郑祖琛亲赴梧州组织军队以镇压张钊等，也正是太平天国发动金田起义前夕。

二、金田起义与张钊等的反叛

1820年下半年，正当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广西清军无力镇压的大好时机，洪秀全等立即把武装起义提到了日程上。据他们当时估计，天地会的起义洪流将摧毁清王朝在广西的统治，该省即会出现天地会军控制的局面。鉴于天地会军各股独立为阵，不相统属，广西势必陷入各大股天地会军的分裂混战之中。洪秀全指望他们“自相斗杀，至两败俱伤，再无力量之时，彼（指太平军——笔者）乃崛起田间，独霸为主，自是易事”。[18]他想走刘邦、朱元璋之路，乘群雄割据混战之机，异军突起，一举控制广西。正是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洪秀全等于1820年9月，下令各地拜上帝的信徒至金田集中“团营”，而后准备起义。之前，张钊等将艇军活动中心由戎墟西移到江口墟，8月盘踞该墟，控制着金田、新墟入浔江向东发展的水上交通线。由于江口墟的重要战略位置，太平军和清军都希望招抚和收纳张钊等部，以通过他们控制江口墟，获得战略和补给上的有利地位。

1820年11月4日，当太平军将发动金田起义时，形势已不像当初洪秀全估计的那样乐观了。清朝急调外省清军增援广西，还派老奸巨猾的巡抚郑祖琛负责部署围剿太平军。郑祖琛不仅调集了广西清军的主要机动力量，又把刚到的黔军全部押为赌注，全力对付太平军，其兵力几达2 000人，完全是典型的战略包围与进攻的军事部署。而对在大黄江口的张钊一伙，郑祖琛就不大重视了，只派了游击福谦“督带壮勇五百名”，与平南的成安等“分路水陆前进，相机攻剿”。[19]相形之下，足可看出太平军对清政府的威胁程度，远远超过张钊等艇军活动的影响。

此时，各路拜上帝信徒还在向金田集中，太平军的兵力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不易确算，大概至少有2 000人。张钊等艇军兵力一直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在其叛降后，经改编为700人，此时应加上罗大纲部。从清方只派壮勇200人进剿的部署看，其人数不会很多，至多为1 200人。而且因为是水上武装，必须乘船活动，船只有限，人数不能迅速增加。

从郑祖琛奏折还可看出，此时，太平军与张钊等之间还没有建立正式联系，至少清军未得到有关他们联系的情报。

1820年12月20日（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署广西巡抚劳崇光奏言：“惟浔州桂平县属之金田村及平南县属之花洲有匪徒纠众拜会，人数众多，并该两县交界之大黄江另有盗船多只，屯聚伺劫。”[20]他把注意力由南线转到北线，盯着金田和花洲两个起义中心，即派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带兵壮驰往择要安营，实力协剿”。他们“先后驰据平南之思旺墟驻扎”，切断了两地之间的交通线，将洪秀全、冯云山围困在花洲山人村（当时清军并不知道洪、冯密藏此处），劳崇光的部署要比郑祖琛略高一筹。[21]此通奏折虽点到太平军与张钊一伙，但亦未提到它们之间有任何来往或联系。

1820年12月27日的思旺战役，1821年元旦的蔡村江战役，太平军与清军浴血奋战，张钊等近在咫尺，他们究竟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呢？

《李秀成自述》根据艇军头目之一，后为太平军名将的罗大纲所云，述称：

……此时我在家，知道金田起义之信……所知未久，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州，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到金田，有大头羊、大鲤鱼、罗大纲三人在大黄江口为贼，即入金田投军（此时上[尚]在家，入营之后，罗大纲说可[及]底细，故而写入）。该大头羊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壮，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后投清朝向提台，至罗大纲与大头羊两不相和，后罗大纲投之。

罗大纲是由艇军参加太平军的首领之一，对他何时参加太平军当然记得非常清楚，因此比较可信。据此可知，张钊等是1820年12月28日洪秀全到金田之后，“即入金田投军”的。

太平天国官书《天情道理书》也说：

即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草暂时短少，东、西王诰谕众弟妹概食粥，以示节省。时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藉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

以上史料印证了张钊投太平军的时间，并概述了他的态度。

再看清方当时材料，剖析张钊等在太平军与清军武装冲突中的真正立场。

1821年1月3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抵桂林，6日写信给向荣，分析浔州前线军情说：

据浔州探报，贼匪大头羊等现在大黄江一带排船安炮，河道梗塞；而府城对岸又有金田村尚地（上帝）会另股贼匪，纠结十二村为患，号称万数，其实强暴无多，一击即散。如水陆难于并进，或先攻此股，而分兵以防夹攻。[22]

此时，李星沅尚未得到思旺、蔡村江两役清军惨败的消息，故而信心十足。从此函可知，张钊等在1820年12月27日的思旺战役前，还是持中立态度的。

第二天，李星沅脑袋一转，想出了新点子，他又致函向荣，主张对太平军和张钊等搞离间之计。函曰：

大黄江、金田村均离浔州不远，我兵未免牵制。必以牵制之法施之两处贼匪，使其畏首畏尾，互相猜疑，方能得手。似金田村一股宜先用全力攻之，此股一破，余皆瓦解。[23]

1月9日，劳崇光、向荣会奏思旺失利的战况；[24]李星沅还得到了蔡村江惨败的情报，即致函向荣，提醒他落实离间之计。函称：

顷闻台旆未到浔州，官兵进攻金田村，黔将有失，不审确否……闻金田村内通五州县，必于要隘堵塞，使彼米粮不继，自然溃散……大黄江一股如何接待，并望筹之。[25]

而且，张钊等一方面投奔太平军，扯起拜上帝的旗号，另一方面，早就乔装打扮，送上门去，暗中与清军谈判投降的交易。据徐广缙奏称：

张钊即大头羊，先于上年十二月接准广西藩司劳崇光于署抚篆任内函开：大头羊等屡次求抚，若持之过坚，恐其自知生路已绝，铤而走险，投入金田会匪，协以谋我，大为棘手；不若且示羁糜，杜其串合，拟委员传谕该匪等，如真心悔过，必先杀贼立功，再议投诚免罪……臣以若辈狼子野心，难为善后，剀切驳诘……劳崇光密函复称：大头羊等出没于大黄江一带，与金田在数十里之内，虽臭味不无差池，而声势实相犄角，倘同恶相济，办理尤难，已阴为预备，而阳以两歧之说，使该匪闻之，可懈其心而离其党，现在匪伙渐散，只余五、六百人，而与金田嫌隙日深，已属势不两立，一俟大兵到齐，即可专力剿办金田，毋虞掣肘……臣见其确有把握，遂以事有权宜，不为遥制函复。旋据广西候补知府刘继祖禀称：现奉劳藩司扎委，驰赴浔州一带访查各匪党情形……遂有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侯志即卷嘴狗、关巨即大只具等前来投首。[26]

由此可知：（1）金田起义前后，张钊等一直盘踞于江口墟，拥兵自重，两面下注，干的仍然是抢劫勾当。严格地说，这伙人不能称之为农民起义军，而是一支没有政治目标、摇摆不定的游民武装。（2）思旺战役，太平军大捷，清军丧胆。战后，张钊等遂至金田投奔太平军，拜上帝，实际上还是滋害人民，腐蚀太平军将士，并在蔡村江战役中保持武装中立。（3）当清军集结，张钊又胆怯心虚，所部日溃，乃暗中乞求叛降。加之，蔡村江战役的惨败，促使劳崇光迅速改变策略，决定派1820年春曾经招降过张钊的刘继祖前往查核，张钊等癫皮狗一见故主，即上门投降。李星沅则令其参与围剿太平军，并充头阵，立功赎罪。

有人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提到张钊等投奔太平军后，洪秀全等对其所部施行拜上帝宗教训练和教育，引起张钊等疑忌，转而降清，断言洪秀全等对天地会军实行歧视和排斥政策，并认为这是张钊等叛降的关键因素，这种说法在美国和苏联史学界广为流行。然而，如果实事求是地考察和分析金田起义后的第一手史料，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郭廷以教授肯定张钊等投奔太平军的时间“约在西历十一月及十二月之交”。显然不符史实。考其讹误原因在于他弄错了蒙得恩部思旺迎主之战的时间，以为是在11月4日（农历十月一日），即杨秀清病愈，指挥起义的日期。

三、张钊等反叛之后对太平军初期战局的影响

蔡村江战役后，张钊等虽向刘继祖投降，但行动上还未立即参与围剿太平军。李星沅致向荣的1月18日信称：“再刘守所收之人，是否真心出力？与陶八同犯多案，非奋勇杀敌，何以自赎前愆？且外间传闻异辞，此间未能悬断。”[27]按前线情报到达李星沅行辕的时间推算，张钊截止1月10日左右还没有正式参战。后来，徐广缙还为这伙叛徒开列了下述“功劳薄”：

（张钊等）于提臣向荣未到浔州之先，经候补知府刘继祖督率在金田剿捕会匪，一次击毙会匪一百余名，该首民亦被拒毙二十名，拒伤者三十余名；又在大黄江剿捕会匪，一次击毙会匪一百余名，夺获炮械火药多件，该首民亦被拒毙四名，拒伤十三名。两次赏给……银一千三百五十两。[28]

向荣是1月17日抵达浔州的。太平军是1月13日攻克江口墟的（据《蒙时雍家书》，参照李星沅1月19日致向荣函）。上述两仗中，第一仗进攻金田，系在太平军攻克江口墟之前。张钊等1月10日左右尚未参战，11日太平军开起义胜利庆祝会，此仗很可能在12日发生。至于后一仗，则在太平军攻克江口墟之后，14—16日打的。

徐广缙这通奏片是2月2日发出的，李星沅迟至3月13日才向咸丰帝报告：“大黄江匪犯大头羊即张钊、大鲤鱼即田芳，上年冬月先后赴营投诚，臣、向荣均令杀贼自赎。”[29]

正式承认和批准了这笔肮脏的交易。《天情道理书》在揭露了张钊等藉名拜上帝，滋扰虐害江口墟人民之后，又写道：

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拜上帝之人。我们若随其徒，必致中其计，受其惑，遭其荼毒，入其网罗，那时悔之何及乎？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未几大头妖果然叛逆，我们兄弟幸已释迷返悟，未受其害，且旋将妖党概行剿灭。

太平军对张钊一伙两面派的行径，保持高度警惕，萧朝贵借天兄下凡向全军揭露了张钊等是贼匪，要大家与其划清界限，断绝来往。未几（1月12日），张钊等叛逆，进犯金田村，屠杀太平军将士多名。13日，太平军旋即反击，一鼓攻克张钊等盘踞半年之久的江口墟。

张钊等失去巢穴之后，即归刘继祖节制，卖命从事围剿太平军的罪恶勾当，成为广西清军水师的主力。在江口墟战场，他们封锁了浔江江面，使太平军不能渡江或沿江发展，切断其水上补给线，同时，还多次配合向荣等陆军的围剿行动，从水路进攻江口墟，以牵制太平军；东乡战场上，张钊水勇在黔江游弋，发挥其机动能力，从水上支援北岸各渡口的清军，多次挫败太平军夺渡的军事行动，致使洪秀全等欲渡黔江接应凌十八部的意图遭到失败；在中坪战场，他们乘炮船在柳江与黔江游弋，严堵太平军渡江西进；太平军重返新墟后，张钊等以石嘴、南渌、江口墟为据点，参与浔江沿岸的水面防堵，不使太平军向东、南发展；清军围攻永安半年，张钊在濛江防守，多次袭击太平军船只，劫取辎重物资，堵截太平军沿濛江南下的交通线；至桂林，他们又在漓江江面骚扰太平军，威胁太平军水上交通线，配合城外清军进犯太平军的围城防御圈。这些军事干扰对太平军革命运动的发展极为不利，太平军多系山民，山地战和山区行军运动是其特长，水面作战和运动为其弱点，张钊等的叛降加剧了太平军的水面劣势，对洪秀全等在广西长期转战山区，实施单纯防御战略，起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四、张钊一伙的末路

太平军撤围桂林北上后，张钊等被留在广西，参与围剿天地会军。1822年7月，平乐沙子街天地会起义，田芳等部前赴镇压。张钊则受命参加围剿昔日的艇军同伙任文炳部，其投机旧习再次发作，背着清军与任部暗通声气，甚至接济军械火药，牟取暴利，还乘此派遣部属，重新控制以前巢穴戎墟、江口墟，继续“劫掠行旅”。1822年10月14日徐广缙奏称：

（张钊）在濛江充当抚勇……胆敢勾通贼匪，潜谋接济，实属罪不容诛。当将张钊及同伙之夥匪六名，一并正法。[30]

狡兔未尽，走狗即烹。徐广缙翻脸不认奴才，要了叛徒张钊等的狗命。至于如何捕获张钊，徐广缙未说，《平桂纪略》作了补充：“（农历）八月，（张钊）至藤县，为宁风乡人擒获以献，诛之。”还是老百姓为自己除了祸害。

张钊被杀之后，事情还未了结。“田芳统率扒船，雄踞梧州三角嘴，与诸匪艇声势联络。”1823年6月，褚汝航受命至梧州府督办缉捕“艇匪”事。当时，张钊另一同伙“（侯志）先投诚抚勇队中，随汝航来梧，引（田）芳入见，愿杀贼自赎，因隶部下”，田芳竟第五次叛降清军，但又“渐复其旧，桀骜几不可制”。“（农历）七月，汝航自率香山壮勇郑兰等，巡视河滩炮船，预伏潮勇于岸。二十一日就酒艇中，擒缚侯志、田芳，杀之。”[31]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也说：“徐（广缙）督稔二匪跋扈，密檄缉捕委员褚及陈（瑞芝）太守设计诛之。”该志把当时的两广总督说成是徐广缙显系错误，应是叶名琛。田芳、侯志比张钊只多活了将近一年。此后，田芳党徒梁培友继续在梧、浔江面活动，还是一时为艇军，一时又降清，关钜等人与之结伙，1824年8月28日，曾围攻梧州；10月2日，攻陷藤县，击毙了曾两次收降张钊等的老主子刘继祖。[32]直至1827年春，梁、关等才皆被清军击杀，余部投入陈开、李文茂起义军。无巧不成书。刘继祖与张钊一伙，主子与走狗、招降者与叛降者，最后都遭到同样可悲的下场。张钊、田芳等伏诛于前，刘继祖被戮于后，真是叛徒与贪官应得的下场。

张钊等叛变革命，虽然给太平天国的初期战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洪秀全等革命警惕性较高，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加强了农民起义武装内部的纪律性，多次挫败了敌人招降纳叛、从内部分裂瓦解太平军的罪恶阴谋，太平军尽管屡遭围困，粮盐、火药奇缺，但官兵们始终同心同德，艰苦奋战，粉碎了清军多次围剿，取得了多次胜利。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指出了三合会“反清复明”口号的错误，又说：“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如果我们讲道理，而依靠上帝强有力之助佑，我们几个人便可比他们多数。”[33]他至少在现象和感性上看出了天地会的游民武装对农民起义队伍的危害，因此，主张在政治目标、宗教理论、组织和纪律上，和天地会划清界限，保持拜上帝组织与太平军的独立性，但也争取收编和联合天地会众，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新参军的游民队伍，所以前期太平军基本上很少出现内部叛变的重大事件。

但是，太平天国后期，情况却有了严重变化，太平军内部一批重要将领叛变投敌，如捻军李昭寿、苗沛霖等无耻降清。由此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历次农民战争中，尤其是其低潮时期，往往会出现若干将领甚至领袖叛变的沉痛历史事件。至于这种现象的根源，史学界还未深入探究，总是笼统地归结为农民阶级局限性和地主阶级腐蚀利诱等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原因。但张钊等反复无常、多次叛变的事实给了我们新的历史启示。我们认为，游民阶层参加了农民革命队伍之后，有两重后果：一方面，壮大了革命力量，农民武装增添了勇猛慓悍的将士，有助于起义的发展和胜利；另一方面，游民武装把他们的阶级属性带入了农民军队内部，这一阶层“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34]而且，他们容易被敌人收买而叛变革命。应当说，这些人参加农民革命，而又未得到认真改造，常常会影响和腐蚀农民队伍，甚至叛变投敌。洪秀全等对天地会部队实行拜上帝宗教宣传和加强纪律教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将游民武装改造成农民队伍的有力措施，如罗大纲部及其他若干天地会武装就被改造成勇敢善战、纪律严明的太平军将士。但是，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大批游民入伍，改造工作有所放松。到了后期，游民武装以至清军俘虏大量涌入太平军，并没有得到什么改造，相反，还对太平军及其将领起了极为恶劣的腐蚀和瓦解作用，导致了纪律废弛、战斗力锐减，乃至逃亡、叛变者日众的严重后果，甚至出现不少高级将领公开投敌。这些严重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我们认为，太平天国晚期出现较多的叛降事件，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大量游民参加革命，而太平天国又未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太平天国晚期江浙地区竟然出现了“长毛中半是本地官兵及土匪投贼者”的现象，就是极好的说明。[35]

毛泽东同志认为，处置游民，“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要“引导得法”，[36]“善于改造他们”。中国农民阶级显然是不能胜任这一历史重任的，当然也不可能解决这一困难问题。洪秀全等能够在起义初期提出和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作了一定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是难能可贵的。

（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注释】

[1]《向荣奏稿》卷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197页。

[2]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1。

[3]《平南县志》（光绪九年）卷18。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6页。

[5]《平南县志》（光绪九年）卷18。

[6]《容县志》（光绪二十三年）卷27。

[7]《平南县志》（光绪九年）卷18。

[8]《平南县志》（光绪九年）卷18。

[9]《苍梧县志》（同治九年）卷18。

[10]《贵县志》（光绪二十年）卷6。

[11]《贵县志》（光绪二十年）卷6；《浔州府志》卷26，广西油印本，1927年，第12页。

[12]《苍梧县志》（同治十一年）卷18。

[13]《平桂纪略》（光绪十五年）卷10。

[14]《平桂纪略》（光绪十五年）卷10。

[15]《藤县志》（同治七年）卷21。

[16]《苍梧县志》（同治十一年）卷18。

[17]《柳城县志》（民国二十九年）卷4。

[18]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869页。

[19]《郑祖琛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0]《劳崇光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1]《劳崇光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2]《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9。

[23]《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9。

[24]《劳崇光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5]《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9。

[26]《徐广缙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1—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9。

[28]《徐广缙片》，《鹿邑徐制军奏疏遗集》卷2。

[29]《李星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2—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0]《徐广缙奏》，《饮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

[31]《股匪总录》（光绪十五年）卷3。

[32]《藤县志》（同治七年）卷12；《广西昭忠录》卷2。

[33]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72—873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35]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中华书局，1963年，第99页。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