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技术与社会
高技术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世界上，高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国家的高技术发展，意味着技术的开拓力量、经济的竞争力量、军事的威慑力量以及政治的影响力量的增强。因此，各国之间的高技术竞争异常激烈，谁能取得高技术发展的优势，谁就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1.高技术的概念和特征
“高技术”（high technology）的概念，原来是美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表示企业或产品技术密集程度高的术语。凡是知识和技术在这类产品、产业、企业中所占比重大大高于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称为高技术产品、高技术产业或企业。1981年，美国出版了以“高技术”命名的月刊。1983年出版的美国《韦氏第二版新国际辞典补充9 000词》中，“高技术”被作为一个词条收进去，从而使“高技术”成为一个正式的名词。由于高技术与基础科学关系密切，有极高的科学含量，其研究、开发、生产都必须以最新的科学理论为基础，是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技术，故又被称为“高科技”。在日本，则把高技术称为“尖端技术”，认为高技术是处于当今科学技术前沿的、先进的或尖端的技术群，以这类技术为中心则形成了高技术工业。现在，一般认为“高技术”是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以最新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具有知识密集型的，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兴技术群。
与传统技术相比，高技术具有高效益、高智能、高投入、高驱动、高竞争、高风险和高速度等基本特征。高效益，即高技术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倍增器，高技术产品通常是高附加值的；高智能，即产品或服务技术含量高和从业人员的智力高；高投入，即其发展一般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购置必要的设备和仪器，并在研究与发展上进行大量投入；高驱动，即高技术在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它能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带动社会各业的技术进步；高竞争，即由于高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往往处于激烈的竞争中；高风险，即由于高技术的复杂性与新颖性，在技术上和产品市场上有较大风险；高速度，即由于高技术的高新和日趋完善，产值快速增加，从而体现出高增长率。
2.高技术领域
目前，世界各国公认并列入21世纪重点研究开发的高技术群体主要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
①信息技术，主要是指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等技术。它是高技术的先导，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包括通讯技术、自动化技术、光电子技术、光导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智能技术等。信息技术应用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生活领域，已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信息化浪潮。
②新材料技术，是高技术的基础，包括超导材料、高温材料、人工合成材料、陶瓷材料、非晶体材料、单晶材料、纤维材料、超微粒材料、纳米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特种功能材料等的开发利用。其中纳米材料已成为当今材料研究领域中最富有活力、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
③新能源技术，是高技术的支柱，包括核能技术、太阳能技术、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海洋能技术、地热能技术等。其中，核能技术和太阳能技术是新能源技术的主要标志，通过对核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打破了以石油、煤炭为主体的传统能源观念，开创了能源的新时代。
④生物技术，也叫生物工程，是应用于生命物质的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四个方面。它是高技术的核心。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生物芯片、人类基因组研究等是生物技术的主要标志。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工业、农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对环保、能源技术等都有很强的渗透力。
⑤空间技术，是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综合性工程技术，包括对运载火箭、应用卫星、宇宙飞船、航天飞机、永久空间站、空间资源、空间工业、空间运输以及空间军事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⑥海洋技术，亦称为海洋工程，是探索、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综合性工程技术，包括深海挖掘、海水淡化以及对海洋中的生物资源、矿物资源、化学资源、动力资源等的开发利用。其中，深海挖掘和海水淡化是海洋技术的主要标志。
以上六大高技术群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集群力量和突破能力，以“信息”为先导，以“材料”为基础，以“新能源”为支柱，以“生物”为核心，深入微观领域向“生物”开拓，沿着宏观和宇观领域向“海洋”和“空间”拓展，是当代高技术在全球兴起的生动景象。
3.世界各国发展高技术战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高技术的战略主要有美国实施的“战略防御计划”（1983年）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3年），欧洲实施的“尤里卡计划”（1988年）和“科技发展框架计划”（2001年），苏联和东欧实施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1985年），中国实施的“863计划”（1986年）、“火炬计划”（1988年）和“‘金’字工程计划”（1993年），日本实施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1986年）和“科技基本计划”（1996年）等。
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是借助于一系列高技术，将地面的防御系统推向空间，在200～1 000千米的高空建立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导弹系统，用非核拦击武器对付核导弹的袭击，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涉及航天、材料、能源、电子计算机、红外线、激光等诸多高技术研究领域，不仅动员了美国许多科技精英，而且欧洲、日本的专家也参加了部分项目。它是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耗资最多、历时最长的高技术发展计划，被人称之为“万亿美元的跨世纪超级工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这一计划的规模有所压缩，克林顿上台后，正式将其取消，但它已给世界战略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使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尤里卡计划”，即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欧洲研究协调机构”（European Research Coordination Agency）计划的简称（EURECA）。在希腊语中，“尤里卡”是“有办法了”的意思。相传阿基米得在澡盆里洗澡时，悟出测定王冠是否为纯金所制的办法，高兴得跳出澡盆，连声大呼：尤里卡！“欧洲研究协调机构”的缩写恰好读为“尤里卡”。“尤里卡计划”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性高技术发展计划，有18个国家参加，投资36亿美元，进行158个重大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其中主要是微电子、信息工程和数据处理工程，约占所有项目的60%，其余40%用于电脑辅助技术和办公室自动化。这一重大计划为欧洲的产业在高技术支持下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基础。
“科技进步综合纲要”是以苏联为主，联合东欧经互会(38)诸国，以发展电子计算机、机器人、光纤通讯、激光、生物工程为主的合作计划。该纲要规定，在五个领域32项任务中进行全面合作。这个纲要由于同“尤里卡计划”相似，因此被称为“东方的尤里卡”。
“科技发展框架计划”即是2001年初欧盟委员会通过的欧共体提出的高技术发展计划——“2002—2006年科技发展框架计划”。该计划确定的研究优先领域是：基因和生物技术（20亿欧元），信息技术（36亿欧元），纳米技术、智能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13亿欧元），航空航天（10亿欧元），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6亿欧元），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变化（17亿欧元），知识社会中新型的公民与政府间关系（2.25亿欧元）。框架勾勒了欧盟未来五年的科研和技术创新方向，显示出欧盟依托发展科研和技术创新，争当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雄心壮志。
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正式名称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是一个能给用户提供大量信息的，由通讯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的完备网络。它能使所有人享用信息，并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声音、数据、图像或文字相互传递信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交往方式，具有高速化（即能对信息进行处理、高速传输和大容量存储）、多媒体化（即能向用户提供灵活的多媒体服务）、智能化（即业务产生和网络管理实现智能化）的特点。1991年，美国参议院戈尔最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将其作为竞选纲领之一。1993年担任副总统后，即展开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并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信息高速公路”是人类步入信息社会的通道，它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对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高技术竞争潮流面前，中国政府也及时作出了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的部署。1986年制定了以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七个领域15个项目为主攻目标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的“863计划”，1988年制定了旨在促进高技术成果商品化并形成产业的“火炬计划”，1993年制定了旨在促进中国信息高速公路发展的“‘金’字工程计划”，并且在“十五”期间又对“863计划”作出了重大调整。
4.高技术与社会风险
（1）高技术在给人类谋福祉的同时，也为人类制造了潜在的风险
高技术发展凝聚了人类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想象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倍增器”、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和成就人类无数梦想的重要手段。它创造了空前强大的生产力，包括自动控制的能力、解放脑力劳动的能力、进入空间的能力和主动创造新物种的能力等；它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的一切领域，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对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知识的利用效率，改变了企业、社会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格局；它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传统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与产值的百分比下降，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与产值急剧上升，劳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下降，智力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上升，使得知识与知识分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大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它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引领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和知识化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
但是，与此同时，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和负面效应也为人们制造了诸多的风险。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基辅市西北130千米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突然发生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的污染物扩散到北欧、西欧和美国东海岸，不仅造成大面积的核污染，殃及邻国，而且威胁到未来几代人的生活与安全。2006年4月18日，致力全球环境保护的“绿色和平”组织报告说，全球共有20亿人口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27万人因此患上癌症，其中致死9.3万人。
随着高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为灾难不断发生，使人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感受到了巨大的风险。在经历了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疯牛病、科索沃战争及伊拉克战争、“9·11”恐怖袭击(39)、“非典”、禽流感病毒流行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人们已领教了风险发作的突发性、巨大性和超常规性，致使人们对人类状况满怀希望的假设前提失去了意义。
（2）“风险”的概念
早在16世纪，“风险”这个概念就已经出现。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世界航海时，第一次创造了“风险”（risco）这个词。risco的意思是撕破（rips），源于暗礁（reef）或礁石（rock），由此用来指在深海上航行的货船所具有的危险性。这就是说，最初风险被理解为一种危险，体现为自然现象或者航海遇到的触礁、风暴等事件。在英文中，现代意义的“风险”（risk）一词，于17世纪由意大利语“risicare”和法语“risque”转变而来；它与早期的含义不同，具有更细微的意义，即“毁灭或丧失的危险和可能性”。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U·贝克在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进一步揭示了“风险”一词的深刻的、丰富的内涵。他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40)“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41)“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42)U·贝克在2000年发表的“风险社会再思考”一文中将“风险”的含义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43)：
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一种“虚拟的现实”。
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
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结合了起来。
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失控。
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无知）的合成”。
⑥（风险）既是全球的又是本土的。
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异。
⑧（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消融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明显界限。
我们要指出的是，“风险”是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相关联的。因此，风险与危险不同，风险不是已发生的危险，而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可能发生危险、形成灾难的；风险与灾难不同，风险不是已发生的灾难，而是尚未发生的灾难。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是风险的基本特征。2006年4月26日，全世界迎来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20周年纪念，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故的长期后果是什么？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威胁健康的潜在灾难。英国发生过的牛绵状脑病（BSE），也就是疯牛病，从这种病对人类的影响角度来说，人们同样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近年来出现的转基因食品带来的潜在的风险(44)，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许会有以前根本没有人预测到的结果出现，比如人们食用这些食品会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风险具有层次性。如M·道格拉斯和R·威尔德韦斯将“风险”划分为三个最基本的领域(45)：（a）社会政治风险，包括社会结构方面所酝酿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往往起源于社会内部的不正常、不安分、不遵守制度和规范的人物，还包括由于人类暴力和暴行所造成的风险。这种暴力和暴行起源于社会内部犯罪者的犯罪行为以及与社会外部的军事仇敌所进行的战争。（b）经济风险，包括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和由于经济运作失误所酿成的风险等。（c）自然风险，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以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等。
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人们在面临高新技术时，往往多注重其正面作用和正面效应而忽略其负面作用和负面效应，以致人们在开始使用高新技术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正如U·贝克所说：“我们通过使用某些技术而不知不觉地将这个世界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按照可测算风险的语言进行思考和按照可推测风险的语言采取行动这两者之间已经呈现出巨大差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用与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伴随着过去关于核能问题的决策和我们当今时代关于基因技术应用、人类基因、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等问题的决策，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使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面临灭绝的危险”(46)。
（3）积极寻求防范、规避和减少风险的途径
在风险频频发生的当代社会，人们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四种可能的适应性回应：（a）实用主义认同型，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无法预期、控制的风险置之不理，而是关注短期的实际收益；（b）持续乐观型，对人性充满乐观的想法，相信人类终归能化解任何危机；（c）悲观嘲弄型，在承认风险的严重后果所带来的内心焦虑的前提下，以幽默或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发泄他们的忧虑感；（d）积极参与型，面对风险社会的困境，积极采取行动，努力防范、规避和减少风险。
显然，上述第四种“积极参与型”的回应是可取的。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风险社会的困境，已有一批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野探求回应策略。如U·贝克建构的风险社会理论(47)指出，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以往许多经典社会学家认为，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更优良的科技、进一步的功能分化、增进系统的合理化而得以吸收，然而通过风险社会的理论模式我们看到，这些潜在的威胁不仅难以察觉、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且也不是科技所能解决的，更无法依据工业社会体系自身的制度化标准来处理和消化；相反，它暴露了工业社会本身深刻的制度危机，因此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寻求制度上的突破。英国学者S·拉什的风险文化理论认为，风险社会既包括制度层面的意义，也有文化层次的内涵，风险文化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是靠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仰。他指出，风险文化将渗透蔓延到所有的不确定领域，而这些不确定领域以前从传统的规划和秩序来说是确定的，只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后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才会成为给人类生存带来风险的不确定领域(48)。
目前，如何建立起防范、规避和减少风险的公共机制，已成为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注释】
(1)J.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4，p.134.
(2)J.Ellul.The Technogical System.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p.125.
(3)J.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4，p.134.
(4)J·埃吕尔：“技术社会”，载《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46～47页。
(5)J.Ellul.The Technological Order.In C.Mitcham，ed.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3.
(6)Thorstein Veblen.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54，p.52.
(7)D·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75页。
(8)1791年，J·边沁出版《全景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一书，描述了一种对于罪犯进行无所不见的监视的监狱。建筑物呈圆形，监视塔立于建筑物的中心位置，而牢房则设于圆周边缘上，牢房出口向着监视塔，监视人员可于出口透光处完全观察到罪犯在牢房中的一举一动。于是，监狱作为一个以彻底的可视性为行动的空间就这样被构造出来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脱作为权力运作方式的窥视。
(9)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页。
(10)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1)H.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4.
(12)Ibid.，p.8.
(1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14)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页。
(16)Chellis Glendinning.When Technology Wounds——The Human Consequence of Progress.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Inc.1990，p.43.
(17)K.Sale.Rebels A gainst the Future—The Luddites and Their W 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5.
(18)W.E.Bijker，T.P.Hughes and T.J.Pinch（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 ：MIT Press，1987，p.1.
(19)W.E.Bijker，T.P.Hughes and T.J.Pinch（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 ：MIT Press，1987，p.109.
(20)Callon Michel，Bruno Latour.Don摧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School.In A.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348.
(21)Langdon Winner.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In J.Pitt and E.Lugo （eds）.The technology of Discovery and the Discovery of Technology.Blacksburg，VA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1991.
(22)“shaping”的词义是“形成”、“塑造”、“形塑”，并含有相互作用、“互动”之意。
(23)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Wajcmen.The SocialShaping ofTechnology.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9，p.ⅩⅤ．
(24)W.E.Bijker and John Law（ eds）.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 Studiesin Sociotechnical Change.Cambridge，MA ：MIT Press，1992.
(25)T.P.Hughes.The Evolution of 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s.In W.E.Bijker，T.P.Hughes and T.J.Pinch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 ：MIT Press，1987，p.51.
(26)D.Mackenzie.Missile Accuracy :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In W.E.Bijker，T.P.Hughes and T.J.Pinch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 ：MIT Press，1987，p.195～222.
(27)B.Latour.Science in Action : How to Follow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05.
(28)M.Callon.Society in the Making ：the Study of Technology as a Tool f or Sociological Analysis.In W.E.Bijker，T.P.Hughes and T.J.Pinch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System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 ：MIT Press，1987，p.83～103.
(29)W.E.Bijker，T.P.Hughes and T.J.Pinch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 ：MIT Press，1987，p.11.
(30)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科技政策概要》，转引自国家贸易技术装备公司编：《技术创新思路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31)陈其荣：“技术创新的哲学视野”，《复旦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7页。
(32)G·多西、C·弗里曼、R·纳尔逊等：《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33)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34)S.Lem.Summa Technologiae.Frankfurt A.M.，1976，p.28.
(35)P.B.Medawar，J.S.Medawar.A ristotle to Zoo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5～7.
(36)T.J.Pinch and W.E.Bijker.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 rtif acts :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 it Each Other，in W.E.Bijker，T.P.Hughes and T.J.Pinch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 ：MIT Press，1987，p.17～50.
(37)Ibid.
(38)即经济互助委员会，于1949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是苏联东欧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互助、技术合作、交流经验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39)德国著名社会学家U·贝克在“‘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一文中评论说：“‘9·11’事件这种典型的恐怖主义袭击就如同来自地球内部的外星人的袭击一般。”“这是怎样的一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主义画面。在这些场景中，一大群活生生的人在恐怖主义分子有预谋的袭击中突然丧生，同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种自杀性的恐怖主义袭击中立即毙命，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全球电视荧屏上一幅画面紧接着一幅画面生动地显现出来，让全世界的人恐惧震颤，并且进一步地触发了政治上的自省与反思，而这种政治上的自省与反思则驳回了人们先前所有的前景和预期。”（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40)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41)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42)同上书，第121页。
(43)Ulrich Beck.Risk Society Revisited ：Theory，Politics and Research Programmes.I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ud :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ed.by Barbara Adam，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Pub.By Sage Publications，2000，p.211～229.
(44)最早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起始于英国。1998年8月，英国一个电视节目播出了对英国罗伊特（Rowett）研究所普斯陶（Pusztai）教授的专访。他在谈话中警告人们关注未充分证明人体食用安全性就已推广的转基因食品。他宣布，用一种转基因土豆喂大鼠，结果发现大鼠器官生长异常，免疫系统遭到破坏。这个谈话一播出，顿时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这就是有名的“Pusztai事件”。
(45)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55页。
(46)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
(47)Ulrich Beck.World Risk Society.Cambridge ：Polity Press，Malden，MA ：Blackwell，1999.
(48)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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