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统一体。全球问题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结合乃至高度协调成为必要。为了控制和解决全球问题，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自觉行动，使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
1.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全球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具有全球性规模、涉及全人类利益、需要全世界范围协同一致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世界所有国家或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威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罗马俱乐部把全球问题的研究称作“人类困境研究”，这也就是全球问题研究的本义，即专指那些可能导致现在和未来“人类困境”的重大问题的研究。1972年由美国D·米都斯等人提交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还曾把作为“人类困境”之基本要素的全球性问题归结为世界人口、粮食供应、工业增长、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五大参数。1981年，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西在《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把全球问题概括为“衰退的十点表现”，即：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人口爆炸；全球近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赤贫和绝望之中；生物圈的破坏；世界性经济危机；被忽视的深刻的社会弊病；发展科技无计划；制度僵硬老化；东西方对峙；思想和政治领导层的失职(40)。之后，E·斯柯尔尼科夫在伯克利出版的《国际技术使命》中，作出更深入的分类，即：（a）与新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关的；（b）与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用有关的（如世界海洋的开发、宇宙空间的利用、能源的综合发展、遗传工程）；（c）在科学技术革命现阶段出现的特别尖锐的问题，如自然资源枯竭、粮食不足、人口剧增、滥用药物和麻醉品、“技术资本主义”（指对其他国家，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科技成果转让）(41)。
全球问题具有下述几个特征：
①问题存在的规模是全球性的、超出国界范围的。
②程度不同地触及全人类、世界所有国家的当前或未来的利益。
③全球问题系统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问题解决的困难性。
④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倘不能有效解决，将危及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
⑤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的或世界范围的共同努力和协同一致的行动。
直观看来，很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确实是科学技术发展和由它的应用所造成的。世界人口数量的剧增，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因素是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致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和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明显地伴随于由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表现为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直接结果。工业化和与之相关联的城市化以及高技术、高消费生活方式的相继出现，更使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全面紧张。而军备竞赛的升级和核战争威胁的出现，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有着明显的联系。
但是，全球问题的出现，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之间这种无可否认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全球问题的产生和尖锐化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能把全球问题的出现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例如，人口增长的速度尽管有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但从世界范围看，增速最快的地区，并不是医疗科学技术或整个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发达地区，而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核能科学技术的进步，既有军事方面的核武器研制、核战争危险的后果，同时又有在核能的和平利用中，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能源、造福于人类的结果。在生态环境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既包含了导致环境恶化的可能，同时又在不断地提供给人类医治环境问题的手段。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既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可能为人类带来灾难。科学技术到底为人类带来什么，则取决于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人们为什么和怎样利用它。
2.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全球问题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人类当然要设法予以控制和解决，并且控制与解决的途径要从导致全球问题的诸因素中去寻找。关键在于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看作一个统一的系统，“四位一体”地统筹规划、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从理论上说，人类通过由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系统的反馈机构，是可能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从实践角度看，人类应该从下述五个方面努力才能走向这一目标。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类素质
要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首先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过度增长对自然环境系统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其中包括对资源和能源的过量需求，人类自身新陈代谢和社会性经济活动向环境排泄污染物的增加等。人口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紧张状态，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环境的人口容量问题。所谓世界对于人类的容量，是指在不损害生物圈或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非再生资源的条件下，世界资源在长期稳定状态基础上能供养的人口数量。环境容量应以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稳定，保证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前提。正如动物种群的增长是受其环境的承载容量即在环境中总资源可维持的种群大小所决定，人群规模及其增长率同样摆脱不了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但与动物环境容量不同的是，人口容量受到多重资源因素的制约。以农田为基础的人类生态系统所形成的高人口容量，需要从系统外的高输入（能量和营养）才能维持。此外，人口容量还同人类特有的多方面的生活需求相关。人类不只满足于维持必需的生理需要，还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扩大提高生活消费水平。因此，人口容量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生活消费水平下所能维持的最高人口。人类应当通过自我控制，实行计划生育，实现人口与生态环境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最优结合的适度人口。
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还要提高人类的素质。“人类的素质——不仅是某些杰出人物的素质，更重要的星球上几十亿人民的素质。”(42)人口素质是人们适应和改变客观物质条件的能力，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身体素质属自然素质，它是人的劳动能力的自然生理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属精神素质，它们的状况和水平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体现。人口素质特征的形成有先天的遗传基础，也受到后天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人类借助遗传学、生物学和医学等方面的科技成果，有可能从先天的遗传素质上提高人的体质和智力水平。后天的人口素质状况，主要决定于人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与环境训练。为了普遍提高人类的素质，必须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文化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应使每个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2）树立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
生态意识，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一观念要求人们根据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改善人对自然过程演变的干预，克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把维持生态环境作为人对自然界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为规范。在现代生态意识领域中，价值观特别是其中的生态伦理问题是人们研究的中心问题。而要实现和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把这一目标化做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义务和行为规范。所以，生态意识概念一提出，便与生态伦理学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生态系统是有机整体，它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统一整体的意识；人类活动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因而需要对人类活动自觉地加以控制，而不致造成生态破坏，以建立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平衡的意识；把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合理地开发、充分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在中国文献中广泛使用“环境意识”概念。它与“生态意识”有相同的含义。生态意识的形成要以改变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念为前提，要求把生态学知识和生态要求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因而生态意识不能自发地产生，而必须经过培养和训练。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各国政府有责任通过宣传教育和立法手段，使全民族、全社会、每个企业、每个公民都树立强烈的环境意识、生态意识。
（3）树立全球意识，开展国际性或全球性的合作
所谓全球意识，指的是对全球性问题的意识，即是说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全球的各个部分之间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意识。在当前的时代，超越于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之上的全球意识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求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共同体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意识到地球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统一性和惟一性，意识到全球问题的存在范围和影响是全球性的，要解决全球性问题，不能只靠局部地区或几个国家，而应当由全体人类一起参加来解决。
因此，要卓有成效地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有全球性的视野，开展国际性或全球性的联合与合作。国际舆论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各国政府之间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合作，也应当谴责和制止那些把污染严重的技术和产业输入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以邻为壑”和“嫁祸于人”的行径，还应当继续为停止军备竞赛、停止核武器的生产与试验以及干净彻底地销毁一切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斗争。
（4）依靠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
全球问题，直接地由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因此，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有赖于对物质生产的调节。显然，这种调节并不是要遏制人类的需要，或停止向自然界的“索取”，而是要在“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为自然界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新平衡。只有高度的生产力才能给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提供可能性。而高度的生产力必须依赖于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于控制和解决全球问题有着重要作用。例如，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医学成果和节制生育的技术手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绿色革命”，显示了依靠以改良品种为核心的农业科学技术来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巨大潜力；80年代悄然兴起的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控制和防治环境污染的监测、检验、治理技术，近年来也有较大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力是无穷的，人类依靠科学技术战胜各种困难，摆脱困境，求取发展的能力也是没有止境的。
（5）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进步
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解决全球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发展。这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条件。不仅解决那些属于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全球问题，例如消除核战争的威胁，缩小南北经济差距等需要这个条件，即便是一系列涉及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全球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这个重要条件。
在我们看来，导致全球问题加剧的主要的、决定的因素是社会因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全球问题的社会根源，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问题最本质的根源。就世界范围内穷国富国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来说，虽然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富国”和发展中“穷国”之间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过被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历史，延续时间或长或短，都在这些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使它们长期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穷又进一步成为另一些全球性问题加剧的重要因素。它们为了尽快实现经济起飞、摆脱贫穷，或者仅仅是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需要，在技术落后、资金奇缺的情况下，往往不惜低价出售自己宝贵的自然资源，或者被迫引进那些在发达国家被淘汰的、污染严重、材料和能源消耗大的技术和产业，也必然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的环境、资源、能源的危机。例如，发达国家为了保存自己国内的森林和木材，纷纷去发展中国家寻求木材资源。非洲、拉丁美洲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森林资源被破坏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种掠夺性的商业采伐。掠夺式地开采和挥霍式地使用，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待自然资源的突出特征。
几乎每一个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或加剧，都包含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因素的作用。而这些社会因素的总根源，正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局限。“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利润成了惟一的动力。”(43)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它们的势力与影响所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全球性问题之所以产生、加剧和难以控制，不仅各类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常常会由于在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旧观念的影响，在各种大小不同的范围内发生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以致影响到那些关系整体、关系未来、关系整个社会和世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事实表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少数富人谋利益的国家政策等等，是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控制、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障碍。因此，解决全球问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就在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4)
【注释】
(1)D·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世界科学社1982年版，第2页。
(2)详见本章第三节“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
(3)这里所指的是“技术社会形态”，它只是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准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基础，不能代替“经济社会形态”。因为，直接决定某一社会形态性质的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
(4)D·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9页。
(5)同上书，第91页。
(6)D·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世界科学社1982年版，第5页。
(7)D·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世界科学社1982年版，第25页。
(8)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4页。
(9)M.Yuasa.Japa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No.1，1962，p.57～7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11)同上书，第697页。
(12)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13)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4页。
(1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0页。
(15)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8页。
(16)同上书，第413页。
(17)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德杰、特雷弗·平奇编：《科学技术论手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18)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19)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0)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与社会》，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21)参见刘兵、李正伟：“布赖恩·温的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内省模型”，载《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581～585页。
(22)1983年，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J·D·米勒率先提出了作为评估公众科学素养的“米勒体系”：对科学研究的过程（scientific approach）的理解；对基本科学概念（basic scientific constructs）的理解；对科学政策问题（science policy issues）的理解。之后，J·D·米勒在《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期刊1998年第7期发表题为“The Measurement 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的论文中把上述三部分总结为：（a）具有科学术语和概念的语汇；（b）对科学过程的理解；（c）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的意识。目前，“米勒体系”已被国际社会认同，并成为各国测定和比较公众科学素养的基本参照标准。
(23)H·奎包姆：《科学与大众媒介》，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19页。
(24)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5)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21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8页。
(28)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页。
(29)L·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30)钱学森、宋健：《工程控制论》“序”，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31)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618页。
(32)G·尼科里斯、I·普里戈金：《探索复杂性》，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33)詹姆斯·格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34)中国科学院《复杂性研究》编委会：《复杂性研究》，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
(36)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5页。
(37)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3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39)同上书，第26～27页。
(40)A·佩西：《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1～43页。
(41)转引自吴光宗、戴桂康主编：《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42)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9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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