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念转变的历史原因

一、自然观念转变的历史原因

我们所要论述的这个阶段大体上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启蒙运动以后。这是一段重要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伴随着欧洲格局的转变、民族国家的兴起，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这其中也包括了自然观念的根本转变。发生转变的原因很复杂，今天已经很难完整地解释清楚了，但有些主要的原因是清晰的和得到公认的。其中，世俗阶层和教会之间的矛盾正好体现了当时所发生的种种观念上的变化。

对于在中世纪末期和早期文艺复兴那一时期教会和市民阶层所发生的冲突，历来众说纷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情况的确错综复杂。被称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诗人但丁的态度尚颇为犹豫，“但丁的态度就是既表现了这种对教皇和神职人员的蔑视，同时也表达了对教会和宗教的崇敬。”^[14]但在当时，即17和18世纪，对于这一矛盾冲突的评述倒是口径相当的一致，人们同声谴责教会阶层的反动和堕落。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启蒙运动的代表、法国人孔多塞(Condorcet)的说法:“教士们的不宽容、他们之极力攫取政治权力、他们那丑恶的贪婪、他们风气的败坏(由于其伪善的面貌而格外令人反感)，就会激起纯洁的灵魂、健全的精神和勇敢的性格起来反抗他们。对他们的教条、他们的准则、他们的行为与同样的那些福音书——福音书是他们的学说与他们的道德的最初基础，而且是他们不可能向人民全然蒙蔽起来的知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感到震惊。”^[15]

虽然我们不必完全相信当时的人们对教会所做的批评完全属实，但可以相信的是，新兴阶层和教会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这种敌对状态由来已久，甚至在“十三世纪以后的民间文学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反神职主义的现象。人们所攻击的对象虽是下级神职人员，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其意义却更重要。……人们对神职人员的无知、道德败坏和高薪厚禄的谴责积累越多，也就加深了对他们的仇视。这些谴责大多数是有根据的”^[16]。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教会自身的腐败和贪婪(教会要求获得司法和税收上的豁免权，要求分享什一税和承认它的永世财产权，要求控制领取俸禄人员的名单等等)引起了新兴城市中的市民阶级的不满；另一方面，教会自身的分化也加剧了人们的不信任^[17]，每个教派都指责对手腐化堕落，结果是教会势力的削弱。此外，14世纪欧洲频繁的战争、瘟疫和饥荒也导致了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

摒弃传统的启示乃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根本条件。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人们不再盲目地崇信教会，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古代，希望从古典古代的作家、艺术家和诗人那里吸取营养。“文艺复兴最初的兴起，事实上首先在于知识的发展。当时对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手稿的收集超过过去任何时代。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是这股新潮流的先驱。”^[18]收集古代手稿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繁荣的、幸福的和生气勃勃的时代，人们崇尚理性和自然，到处充满了明朗的空气；相比之下，整个中世纪就显得阴暗和死气沉沉了。中世纪是人类从黄金时代走向没落的时期，是“野蛮主义和宗教的凯旋”的时期(爱德华·吉本语)。

其次，在这个时期，也是人们热衷于讨论欧洲以外的文明的时期。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探险活动和环球旅行，对探险家和传教士们带回来的有关各种非西方的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赞不绝口。与他们的和谐、开明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欧洲的愚昧和不幸。“从16、17世纪旅行家们的叙述里，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在有记载的历史时期的绝大部分，人类的绝大部分比起基督教会全盛时期那些世纪的欧洲各民族来，是生活得更为幸福和更富有人情味的，他们在法律和习俗之下也是更为自由和更为公平的，而且还更符合于自然宗教和道德。……‘我们英勇的美洲人’的见证，‘智慧的中国人’‘高贵的印第安人’和‘善良的野蛮人’的见证，——所有这些令人信服的见证现在都可以欣然用来反对那些基督教的世纪，用来驳斥他们和打击他们。”^[19]

随着新的市民阶层的力量的不断壮大，原有的天主教的财富观念和禁欲主义也开始松动和瓦解了。拥有财富原本被看作是一个人道德败坏的标志，《圣经》上明白地写道，“富人进天堂，犹如骆驼穿针孔。”^[20]然而，当大量的财富聚集在各个城市里的时候，当追求财富的欲望变得无法遏止的时候，人文主义者也就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为拥有财富和反对禁欲主义寻找理论上的根据。这时候，德行和财富的关系逐渐被倒转了过来:贫困不再是生活淳朴和心灵高尚的表现，反而成了限制个人德行发展的障碍。财富的日益增长成了家庭幸福的源泉，而贫穷则是不幸的根源。于是，“由于这些理论，上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禁欲主义逐渐瓦解了。到了十五世纪中期，世俗群众、法官和士兵终于抬起了头来。僧侣不再是道德的垄断者。虽然人们还在继续重复那些谴责商人或士兵的宣扬道德的陈词滥调，但它们已经在走向衰落。”^[21]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比如对文明生活的看法，对待艺术的态度，对未来的信念等。在所有这些观念的改变中，自然观念的变化是极为重要和引人注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然”这个概念，在那个时代具有近乎神圣的地位；而且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个概念在当时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当时的人们对这个概念的思考与我们今天有多么大的差别。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变化是，自然不再仅仅是中世纪的上帝的造物了；自然直接体现了上帝本身的意志，人们可以通过理解和认识自然来接近上帝。这句话初看起来并没有体现出什么了不起的变化，既然是上帝的造物就必然体现出上帝的意志，这难道有必要重复吗？两者之间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意义吗？我们必须承认这其间转变的意义比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所具有的要大得多。

作为上帝造物的自然与人之间似乎始终是异己的，上帝虽然许诺“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22]，但是上帝毕竟给了人类以惩罚，“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23]，人类所获得的权利和所受的惩罚并行不悖。这样，自然似乎是上帝对人类实行惩罚的执行者，是使人类永受劳累之苦而又无法摆脱的异己的对象。自然对人类来说始终是个威胁，虽然人类有权管理自然，但实施的过程却并不像授权那么轻松，而是充满了艰辛和苦难。在人类和自然之间谈不上什么和谐。人们至多只能安慰自己说，既然上帝是仁慈和善良的，那么作为上帝所造之物的自然从本质上来说也必定是善良的，尽管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如果说自然有其自身的结构和秩序的话，这种结构和秩序也并不指向什么自然现象的物理规律和结构，而是指向造物主的内心或者一个超自然的体系。人类只是由于分有了一些理智能力，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些规律。人类和自然作为上帝的造物，并不直接就是和谐的，在两者之间如果有和谐的话，也是需要通过上帝来协调和沟通的。和人直接发生关系并签订古老契约^[24]的是上帝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