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第一节　近代自然科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19世纪被称为是科学的世纪。“人们将会公认，与别的时代相比，科学精神是本世纪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实际上，有些人可能倾向于把科学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因此，本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就像上世纪称为哲学的世纪，或者16世纪称为宗教改革的世纪，15世纪称为文艺复兴的世纪。所以，自然我们应当从考察现代文化的这个方面来开始对这个时代思想的研究。”^[1]然而19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同时伴随着世俗社会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拒斥，从此以后，哲学与科学就分道扬镳了。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摒弃理解‘自在之物’，知晓‘最终真理’，以及阐明世界的内在本质等目标，这对笃诚的信奉者来说，可能精神上难于接受，但它确实是近代科学思维的最有益的转变。”^[2]这两者共同构成了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

形而上学在19世纪的变化，从一个方面来看可能是形而上学发生了某种倒退，这种倒退表现为黑格尔哲学的衰落和实证主义的兴起。正是实证主义揭开了近代的反形而上学的序幕。“孔德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认为哲学应当以实证自然科学为根据，以可观察和实验的事实及知识为内容，摒弃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那些所谓绝对的、终极的，然而却无法证明的抽象本质。一句话，就是以实证的知识来代替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概念。”^[3]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又可以被认为是形而上学通过现实的力量而逐渐渗透进世俗领域内部，并通过这种现实的力量贯彻它的新的原则。这样，作为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一变而成为现实生活的原则，这种原则通过科学，通过资本以及通过两者的结合即工业渗透进生活的每个方面。

从表面上看来，形而上学的衰落肯定与当时的物理学等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人们认为，正是这些科学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理解自然的方式，从而也改变了人们的一般意识形态。“甚至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科学就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在其他学科中，也极合用。到十九世纪的中叶，人们就开始认识到这种趋势。赫尔姆霍茨说，‘我以为我们的时代从物理科学学到不少的教训。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收集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怀疑，在一切情况下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一切都是本世纪与以前几个世纪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都足以说明这样一种影响。’”^[4]

人们开始认为，自然科学才真正地说出了自然的本质和奥秘，因为自然科学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现象，还能够准确地预测将要发生的变化；更有说服力的是，自然科学可以复现出所发生过的自然过程，并且将这一过程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于是人们开始嘲笑以往的把自然神性化的种种做法，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宗教思想的残余而已。自然不过是一团物质，这团物质所具有的结构和性质，只有运用科学才能发现并解释，形而上学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无稽之谈。“拉瓦锡用科学方法证明物质经过化学作用，虽然在表面上有改变与消灭的现象，然由其重量测得，总质量恒定不变，这样他就大大加强了把物质看作是最后实在的常识性的看法，因为人们凭借常识觉得，历时不灭乃是实在的标志之一。”^[5]

虽然在普通人看来，物质的客观存在性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这种物质是牛顿力学意义上的具有一定质量，占有一定空间的东西)，而且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把这种观点当作他们研究工作的不言自明的起点和最基本的信念，“在整个十九世纪里，多数科学家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抱有一种常识性的见解，以为科学所揭示的物质、它的性质及其间的关系，就是终极的实在，而人的身体就是机械结构……”^[6]。但在一些思考较为深入的科学家眼里，这一事实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可靠。因为根据分析理性的原则，物体的本质都是由其各组成部分及其结构所决定的；而任何一件物品，都可以被分解成为更小的部分，这些部分对决定了这件物品的性质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一分析可以不断地进行下去。原先人们认为原子是不可分的，是最基本的基本粒子，各种原子的排列组合就决定了各种物品显现出不同的特性。但是随着技术的进展，原子也不再是最基本的粒子了。人们一旦突破了原子的禁区，分析的进程又被无限地延续下去了，似乎看不到尽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科学家发现，认识却似乎到达了尽头。尽管分析的进程可以继续下去，但人们却似乎永远也无法完全弄清楚被分解开来的更基本的粒子(比如电子)的所有性质了。当你要想知道该单个粒子的确切位置时，你就无法获得它的真实速度；反之亦然。这就是著名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的发现使得科学对自身的信心受到了打击，因为这已经让科学一直引以为豪的精确性、决定性和严密性破产了。迄今为止尚未有突破“测不准原理”的迹象出现。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科学的进展，人们原先所普遍接受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也有被抛弃的危险，这是更为让人不安的事情。因为原先被人们认为是坚硬而有质量的质点，如今被认为不过是波的一种形式，甚至大质量的物体的直线运动也可以被认为是波动，是为“物质波”。原先的物质概念有被能量(波归根结底是能量的一种形式，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也说明了这一点)取代的可能。“按照从前的观念，物质被析为分子和原子，原子又被析为质子和电子。今天又将这些分解为辐射之源或波群:分解为由一中心向外进行的一组事件了。至于存在于中心的是什么，载波而行的介质是什么，(如果波动方程式的确意味着有介质中之波存在的话)我们却毫无所知。并且关于这些组成电子的波系的可能的知识的精确性，似乎也有一个基本的极限。”^[7]这样，有人就惊呼“物质消失了”。物质不再以以往的方式而存在了，甚至物质的存在本身也成了一个疑问。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不可靠了。

一时间，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开始成为主导的声音。如果说从前的乐观主义是由于知识的确定所导致的，那么确定性的丧失同样导致了悲观主义。曾几何时，人们信心十足地开始抛开一切形而上学的成见，用自己的眼睛和双手去观察和触摸自然，认为这样获得的东西是真正的知识。这样获得的知识的直接性让人们忘记了其他的一切(参见《精神现象学》)，甚至忘记了他们是通过眼睛获得知识的，他们是通过头脑来整理这一切知识的。他们忘记了人并不真的是白板。他们将知识直接等同于自然本身了。对于知识是如何“切中”事物的，并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然，并且触到了这种方法的边界之后，这种打击似乎来得过于突然，以至于让人无所适从了。出路似乎是重新回过头来审视其自身的存在论原则，这样也就又重新回到了形而上学。

于是，有些科学家提出了新的理论来应对新出现的局面。这里面较为有影响的就是马赫主义。其实马赫主义并非什么全新的东西，只是由于他们的主张不同于物质本体论而显得较为特别而已。从实质上来说，他们的主张只不过是倒退到前康德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去。在他们看来，除了感觉经验以外没有必要去谈论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也没有必要去谈论认识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实在。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问题。马赫的要素一元论认为，“物理学所研究的物体不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对象，而只是人的感觉之间的联系；心理学所研究的心理意识不是作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产物的意识，而是第一性的存在。感觉(或者表象)不是物或物体的映象，相反，物倒是感觉之间的联系的符号。物是感觉的复合——这就是马赫当时即已提出的基本思想”^[8]。马赫自己认为:“关于物质、关于世界，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人或种种不同人的感觉要素的函数关系。凡是不能在一定条件下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感觉要素、意识内容发生影响的东西，都是不实在的。”^[9]这样，马赫主义的存在论基础或者说存在者之存在规定即:所谓存在者，就是感觉或感觉要素，换言之，就是感觉到的东西。凡是在感觉之外所谈论的一切，包括物自体和绝对精神，都是非实在的，是“形而上学”的设定，同时也是完全没有必要和多余的东西。在马赫主义者看来，这样就能避免重蹈以往纯粹物质的覆辙，物质的本质不在于更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中，而在可以被研究的感觉经验之中。这样就无所谓物质消失与否的问题了，因为无论我们的感觉经验告诉我们什么，都是客观的。所谓离开感觉经验而独立存在的物质本身及其性质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这样一来，那些困扰人们的客观性问题，物质消失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著名科学家彭加勒提出的“约定论”和马赫主义的存在论基础是一致的。

马赫与彭加勒等人之所以会提出感觉主义的主张，和科学本身所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紧密的关联。近代一般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述，是普遍真理。正如查尔默斯所描述的常识的科学观所表达的，“科学知识是已证明了的知识。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科学是客观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知识，因为它是在客观上被证明了的知识”^[10]。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同这样一种科学观，但是有些人始终清楚地知道，任何科学理论或科学规律，都只是归纳的，也就是说，都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而任何归纳性的理论，都不是必真的。原因有二，其一，“自休谟的研究以至凯恩斯的研究，人们对归纳方法的批判性的考察已证明，归纳科学虽然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局限性，也只能求得多少正确的结论。有时，概括的概率很大，但是无穷大的概率(即确定性)，是决不能达到的”。“由此可知，经验证明了现代的理论是对的，并且说明由归纳所得的概括或定律，即使被普遍公认为真理，也只可视为或然而已。”^[11]其二，这一归纳原理本身无法用归纳法来证明。所以亨利·彭加勒要毫不客气地说:“自一肤浅的观察者看来，科学的真理是毫无疑问的；科学的逻辑是决无错误的；学者有时错误的原因是他未认清原则。”^[12]

在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下，当代科学和科学哲学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原来的问题。这问题归根结底来说，就如胡塞尔追问的那样，“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它如何能够切中在意识框架内无法找到的存在？”^[13]任何科学都无法回避这个追问，因为这是对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考验。同时这个问题是科学本身所无法回答的，因为这正是科学得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说得完全正确:“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课中所听到的一点儿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片断的东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坏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混合物)中取来的，或是从无批判地和杂乱地读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做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的哲学的最坏的、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14]

马赫主义或者经验批判主义虽然比素朴的实在论要思考得深入一些，却也是在同样的存在论基础上走得更远了。他们虽然看到了物质实在论的问题，也看到了原来的认识论的根本缺陷，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却越加地远离真理。恩格斯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归纳同样也能够很好地用来说明科学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科学不能仅仅是纯粹思维的东西，而是要既能够切中超越于纯粹思维的存在，同时也要能够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总之，科学是要拿来用的，不是放在那里给人看的；如果科学理论不能够发挥实际作用，那么就无异于纯粹的智力游戏。另一方面，又无法不认为科学理论不是人类的智力成果。科学规律尽管表达的是客观实在的规律，但既然是规律，就必然是出自人类的思维总结。因此，就有一个科学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所有的科学家就会问:究竟科学是不是真理？科学所描述的是不是实在的东西？正因为科学是管用的，科学对近代世界的塑造是巨大的，因此大多数人认为科学理论是关于外界的客观实在的东西的真相。然而两种始终无法真正消除的疑问或者说是压力——即归纳法的不完全性，以及朴素的实在论的困境——使得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理论只不过是理论上的设定；而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一些被我们所发现的现象而已，“就连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当代科学的基础上的斯宾塞，也以为物理学的根本概念，如时、空、原子之类包含有心理上的矛盾，清楚地说明现象背后的实在是不可知的。斯宾塞断言，在这里，科学就与宗教携起手来，因为除去一切可疑的成分以后，宗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信念，以为万物都是我们所无法认识的一种伟大力量的表现”^[15]。极端一点来说，“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仅仅是指针读数或相当于指针读数的事物；而它用实验方法或数学推导方法所探索的联系，只是一个指针读数与另一个指针读数的联系而已”^[16]。马赫主义或者说经验批判主义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将经验或者说“要素”作为直接的和最后的研究对象，方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要素既非纯粹内在的、心理的东西，也非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而是非心非物的中性的东西。要素本身只是一种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关联中才会表现为心理的或物理的东西。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内在的东西和超越的东西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了。

马赫主义对近代科学的内在矛盾的解决办法并不彻底。知识虽然最终无奈地放弃了客观真理的权威，但却把主观和客观调和在一起，以此来达到思维和存在之间的一致，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困难的平衡。这样，思维和存在之间的一致是通过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的办法来达到的。既然绝对的客观性是无法得到的，马赫主义也就丧失了承认真理的勇气，因为他们只知道一种真理，即符合论的真理。滑入相对主义和约定主义是马赫主义所无法避免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