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的村民

留守的村民

——妇女、老人、少儿和残疾人，现代村庄的常住人口，几乎每个村庄都是如此，他们留守村庄，村庄在他们的心里，重吗？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这是彭德怀描写1958年大炼钢铁情形的诗句。套用一下他的诗句，改成“青壮打工去，收禾翁与姥”，能很形象地概括目前农村的基本情况。

谷村李氏18岁左右的青少年，除去外出求学的，都打工去了；60岁左右的人，身体感觉强健的也打工去了。留在村上的，除了一些有点手艺或产业而在家发展的以外，基本上是“翁与姥”。近二十年来流行一个词，叫作“386199部队”，指在打工大潮冲击之下，农村留下来的基本上是妇女（三八妇女节）、少年儿童（六一儿童节，也即学生）和老人（九九重阳节，即老人节）。

这个词很形象，也很幽默，但它的概括还不很准确。妇女当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家中如果有老人替她关照小孩的，基本上打工去了；只有那些孩子无人照看的年轻妇女，才被迫待在家中；40岁以上的妇女，如果孩子上大学去了，家中没有老人需要赡养和照顾，基本上外出打工了，即使不远赴沿海地区，也会到县城或市区去找事做。而老人当中，若以55岁计算的话，则65岁以下尚有许多外出打工。(www.guayunfan.com)据村干部介绍，谷村55周岁以上的人，仍有数以百计在外打工，每个行政村都有。这么庞大的打工队伍，难怪村干部说全村总人口有四成外出打工了。

这么多人出去打工，村庄显得空荡，冷清。即使沿路热闹，村中依然安静。

谷村书院下周招英，已经六十多岁，丈夫李烈仔比她大两岁。他们替五个儿女们照看九个孩子，大的十四岁，小的才两岁。每天三顿饭都要炒一大桌子菜，要洗几担衣服，剩余的时间还要下田劳作。最小的孩子送进村里的私家幼儿园，每天接送三趟。她说：“天天就跟打仗一样，赶都赶不赢。”每天忙下来，累得直不起腰。今年年初，大儿子接走了那个14岁的孩子，她减少了一份负担，显得开心许多，但仍然要照看八个孩子。一到孩子们放学回家，家里就像是开办了一家小型幼儿园。

六十多岁的人，本该享受天伦之乐，享受孩子们的照顾。但安享晚年之乐，竟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比他们自己养育孩子的时候还要累上几倍，只有叹息命运不好。在谷村，像她这样的老人还有许多。髦芜李泉水老书记夫妇，六十多岁，同样替儿女们照看着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李国杰医生，古稀之人，夫妇俩替儿女们照看五六个孙子孙女。如果说有命运，那些留守的老年父母们真是集体命运不好，他们碰上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打工大潮。渴望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儿女们，只有走出村庄、走向沿海发达地区，才有机会实现发财梦想；留守的父母也希望儿女走出家门去赚大钱、发大财，为家庭既挣回脸面，也挣回富裕。儿女们的儿女不丢给他们照看，又能丢给谁呢？有他们在家，远航的船舶就有憩息的港湾，稚嫩的雏鸟就有成长的暖巢，远游的候鸟就有回归的家园。

对于外出打工的人来说，父母是他们寄养孩子的依靠。而对于留守在家的孩子来说，父母却像“镜中花、水中月”。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妻，将自己幼年的孩子丢给自己年迈的父母，全然不顾年幼孩子的心灵渴望。

留守的孩子，长年见到的只有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见不到父母，内心的情感渴求无从满足，痛苦的思念只有埋在心底。他们内心的苦楚有谁清楚呢？他们内心的委屈向谁诉说呢？他们内心的需求谁来供给呢？无人考虑。

处在生长发育时期的孩子，毕竟不是砖窑里生产出来的砖坯。活泼、好动是他们的天性，淘气、调皮不可避免，惹是生非可能发生，日常生活中难免出点鸡毛蒜皮的小状况。但就是这些小状况，可能给极度劳累的爷爷奶奶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老话说：隔代亲。在广大农村，每天照看三五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对留守身边的孩子已经没有多少“隔代亲”的特别情感了，有的只是永远也诉说不完的心中苦楚，永远也倒不完的满腹苦水，不少老人只是机械地替儿女们履行着给孩子们做饭、洗衣的物质化程序。反过来，留守的孩子长年所接受的，不是父母的教育引导，或批评斥责，而是爷爷奶奶似乎永远也停止不了的责骂与怪罪，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数落与唠叨。内心的厌恶、反感乃至叛逆，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强化乃至根深蒂固，“隔代亲”往往容易变成“隔代恨”；当然不是长辈对晚辈的恨，往往是晚辈对长辈的恨，祖孙间的代沟更为明显，缺少思想交流与情感沟通。

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最近这些年，妇联、共青团、老干部关心下一代组织发起并开展了许多“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但只具象征意义，不能真正为农村留守儿童与留守祖父母解决实际问题。从组织者的角度，可能认为表达了自己对留守儿童的恻隐之心、关爱之情，但在实际的效果上，往往因为缺少后续活动的延续与维持，反而容易给参与这些活动的留守儿童造成更大的心灵伤害。

盘谷中学目前有学生690人，留守学生占近80%，全都寄宿在校，其中来自谷村的学生占1/3左右。盘谷小学有学生916人，留守学生约占70%，其中来自谷村的学生有697人；学前班有学生74人，全是留守学生，部分有爷爷奶奶接送。谷村张头英夫妇私立幼儿园有幼儿86人，全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接送。

这些数字说明，农村留守少年儿童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孩子幼小的时候可能还不懂事，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一旦进入青春萌动期，心理上和精神上就会产生相当严重的问题，孤僻、自私、凶狠、散漫、自闭、早恋、浪荡、脆弱、傲慢、不守纪律、难以约束、无法管理、叛逆对抗、小偷小摸等等，都有可能出现。从校长到老师，都有一份深深的担忧，不仅为留守少年儿童担忧，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担忧，更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担忧。人们常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的背景下，花朵能否绚丽绽放，幼苗能否长大成材，能否成为健康的事业接班人？

留守学生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一年到头难得与孩子见上一面，放弃了作为父母最起码的责任，把责任转嫁给孩子的祖父母，转嫁给学校。即便逢年过节与孩子见面，也没有感情交流，只是一味地追问学习成绩，一味地给孩子金钱。他们认为金钱是对孩子关爱的最好表达，金钱代替了亲情，代替了教育，代替了责任，代替了一切。可实际结果，却造成孩子对父母的强烈逆反与叛逆，导致孩子对家长、对老师、对学校甚至对整个社会的怨恨和仇视。因此，个别学生经常在校外犯些事，有时故意犯些事，连派出所都头痛。这些缺少父爱、母爱的孩子，已经在内心深处抗拒祖父母、老师、学校的教育与引导了，只有父母的慈爱之心、温润之情，才能重新唤醒他们麻木的心灵。如果那些打工的父母，不用自己的真情去抚慰留守孩子受伤的心灵，不对他们的不良行为加以扭转，任由孩子的行为发展下去，最终将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孩子甚至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带着一颗残缺心灵长大的孩子，今后的人生之路将会怎样？这是今天的父母、社会和政府必须严肃对待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让孩子的父母不再远离家门外出打工，留守在家与孩子共处。这已经不仅仅是学生本身的问题，不仅仅是家长和家庭的问题，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机构的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与民族未来的问题。

谷村的村干部，基本上由留守人员担任，他们是留守村干。

留守村干，大都在家有自己的事业，这份事业带给他们的经济收入，与外出打工的收入相比，有的相当，有的要高出许多，所以他们才肯留守在家，否则早就外出打工去了。

村干部是比较劳累、也比较受气的一个群体，“上头一根针，下面千条线”，村干部在中间起穿针引线、上传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一头连着上级党和政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按照“村民自治”的法规要求，村干部还是带动村民集体致富的领头雁，他们应当依托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带动全体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

但现实是，村干部不受群众认可，群众也不受村干部认可。村民说：指望村干部带动我们发财？他们自己都嫌钱赚得太少了，还会带动群众一起发财致富，想都不要想！村干部却说：现在的群众，尤其是年轻人，个个认为自己有本事，个个想出头当角色，哪个愿意跟着你干啊？双方的话里，村民对村干部有怨气与不满，似乎希望村干部带着致富，可村干部并不兼顾群众的富裕；村干部对村民也有怨气和不满，似乎有带动群众集体致富的理念，只是群众不依靠村干部的带动。

群众与干部之间矛盾很深，而矛盾的症结，在于群众与村干部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由来已久，源于自古以来的官民矛盾，百姓总是不会信任官员，即使是产生于本村本族的基层官员。“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观点，在群众心目中根深蒂固，这是自古以来阶级矛盾在实际生活中的现代反映，它已经成为当今干部与民众之间不可调和的一个尖锐矛盾，不可解开的一个文化性症结。因此，村干部留守在村，打理村庄事务，甚至处理宗族事务，难以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谷村的干部们，好几个人表示干得没意思。

留守的村干部，的确当得艰难。

54岁的李年根，老屋村人，留守在家，赡养93岁的老母亲。村民夸赞他：孝子！李国杰说：拿到过去来讲，要上县志！

谷村历史上，孝道文化是很盛的。自从南宋高宗皇帝旌表李筹、李衡兄弟为“孝子”，并敕建孝子坊、敕建经训书院和义方书院由他们授课以来，孝行孝道就成为谷村李氏家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孝子”时有其人，直到今天，依然奉行不止。

太园村的李秋福，七十岁了，父母已经去世，却尽心赡养、侍奉自己的伯母。伯母无儿无女，李秋福赡养、侍奉她二十多年，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成为谷村长辈教育晚辈敬老孝亲的一个鲜活教材、现实典型。

小祠下村的王大英，62岁，被谷村人公认为有孝心的好媳妇。她婆婆五十多岁的时候不幸中风，一直瘫痪在床，有时大小便失禁，弄得满身满床肮脏不堪。作为长媳妇的王大英，毅然挑起侍奉婆婆的重担，洗身擦澡、喂水喂饭、换洗衣服、端屎端尿，天光早晚，没日没夜，无怨无悔近三十年。并且替婆婆抚养两个小叔子长大，供他们读到大学毕业。婆婆于前年去世，80岁。老人去世前，一直对亲友邻舍们念叨这个长儿媳的好。

这样的孝行感天动地。赡养爹娘这一点，谷村人做得较好，没有听说儿女不孝顺父母，不赡养父母的。儿女们放弃在外打工的丰厚收入，回家赡养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尽人子之道，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打工时代的今天，损失外出打工的丰厚收入，返回家中照顾父母，或者放弃外出打工的梦想，留守在家侍奉父母，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54岁的李年根就是这样的人。不得已的留守，却成就着自古以来的孝行孝道。

留守在家的，还有一些实在没有能力外出谋生的人。他们不得不留守在家。外出打工挣钱，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永远的奢望。

小祠下村民李峰耿（化名），40岁，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两脚残疾，在谷村街上开了一家烟花爆竹店维持生活。同为小祠下村民的李德武（化名），41岁，没有读多少书，人很聪明，脑子也较活，也因患小儿麻痹症造成残疾，在谷村街上开了家小卖部，经营日常用品以维持生计。

俗语说：“鸡有鸡路，鸭有鸭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谋生手段和技能，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老天总会眷顾他一门生存的技艺，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却又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对于因各种原因留守在家的人员来说，留守未必不是一种合理而且明智的选择。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怕也包含了留守在家的生存选择。

由此看来，留守与外出，完全是基于个人对自身生存的一种认识，对人生功利的一种辨别，对内心追求的一种解读。更多的人选择的是追求繁华、辉煌，自然也就会有人选择生活的平淡、闲适。有的人尽管由于无奈而选择后者，但努力之下也会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