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洋历史文化资源

浙江海洋历史文化资源_浙江海洋文化产业

第二节　浙江海洋历史文化资源

远古时代，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活动是很弱小的。即便如此，人类在很早以前就食用贝类和懂得海上捕捞。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沿海地区发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贝壳堆，称为贝丘遗址。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贝壳遗址有几十处之多，这些表明中国早期人类海洋的实践活动是很丰富的。

一、河姆渡时期的海洋文化

1973年，浙江省余姚地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表明浙江省早期先民的海上活动已经很频繁了。该遗址濒临余姚江，距离东海岸只有数十公里，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带近海平原尚未成陆地，所以遗址及附近应该就是当时的海岸。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有6000多件，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其“干栏”式建筑遗迹，梁柱间用榫卯结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具有相当成熟的木构技术。尤其是在遗址中发现了船桨，还有船形陶器，大量鱼骨，其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说明原始居民以捕捞为业，已经具备了远海操作的能力，可捕到深水中的海洋生物鲸鱼、鲨鱼以及喜在海口岸附近生活的鲻鱼和裸顶鲷等。

河姆渡遗址1973年的首次发掘和以后的历次发掘，共发现了八支木桨和两件舟形陶器。木桨都是用整块硬木为材料加工而成的。其中有一支木桨，残长0.6米，宽0.12米，叶长0.5米，木质坚硬，出土时呈赫红色，桨柄上部略残，但在柄与叶的连接处，还刻画着直线和斜线构成的几何图案花纹，做工精细，既美观又实用。另一支木桨残长0.92米，整体细长扁平，像柳叶一样，说明先民们已经会剖制木板，已具备了向制造木板船发展的条件。

遗址中虽然没有发现船只，但发现了两件舟形陶器，一件外形如长方槽形，一侧稍残，长8.7厘米、宽3厘米、高3厘米，是一种方头的长方形独木舟；另一件长7.7厘米、宽3厘米、高2.8厘米，舟体侧视如半月形，俯视略呈梭形，中间挖空，两头稍尖而微微上翘，头部之下还附一穿孔的扁平小耳，用以穿系缆绳之用，是一种两头削尖的梭形独木舟。^[3]

与河姆渡遗址一海之隔，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舟山市定海区马岙镇这个滨海的山丘平原地带各墩地上，发现了面积达14万平方米的古文化遗址群。后经1983年、1994年的历次发掘，出土了一些石器、陶器、纺轮、骨器、古窑址、青铜器和贝壳蛤蜊等海洋生物遗骨。其中，渔猎用的石镞、石刀等占了很大比重。有些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兽骨、鹿角、蛭子、魁蚶等贝壳，说明渔猎经济在先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捕鱼则成为主要食物来源，反映了马岙先民向海洋拓展生存空间的举措和劳作的精神。马岙及其附近的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在6000年前马岙先民就创造了以渔猎和稻作相结合为主体的史前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一脉相承。

二、徐福东渡传说

2008年6月7日，浙江省象山县、慈溪市申报的“徐福东渡传说”同时进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关于徐福，一说是江苏省赣榆县徐福村（原名叫徐阜村），另一说是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人。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而后徐福“得平原广译，止王不来”，一去再也不回了。一说徐福东渡日本成为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另一说其根本未到日本，只是到达了海上的一些岛屿。徐福等究竟东渡去往何方、去了何方等已无从考证了。

相传徐福率数千人从宁波市慈溪达蓬山起航，抵达舟山群岛的岱山寻找长生不死药，后又东渡日本隐居。故在民间有徐福到过岱山之说，并留下了与徐福有关的种种传说。浙江省岱山县的“徐福东渡传说”在《史记》《岱山镇志》《康熙定海县志》《定海厅志》《岱山县志》等史、志书均有相关记载。在岱山县民间，千百年来留下了“徐福三下蓬莱岛”“蓬莱岛上的徐福种子”“海天一览亭与徐福的传说”“紫霞洞的传说”等诸多民间故事。在岱山境内，还留下了徐福东渡的有关建筑、雕塑等载体，如岱山县东霍山的徐福船队驻地，即“山多大树，徐市盖驻舟于此”，以及象山县小蓬莱的徐福隐居处，海盐、鄞县等地关于秦始皇南巡的遗踪传闻等。而在浙江省慈溪市的达蓬山留下的徐福东渡摩崖石刻、秦渡庵等都是与徐福东渡有关的历史遗迹，其中的徐福东渡摩崖石刻是“我国唯一保留下来的反映徐福东渡的历史场景遗迹”，证明浙江慈溪市达蓬山为徐福东渡的起航地之一。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徐福东渡活动以及其所从事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是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的，在不同文明的积极融合中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是通过血与火的拼杀征伐去显示某种文明的优越与强势。这样一些特点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以“和为贵”“柔为上”为圭臬，并且成为后世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4]

三、钱塘江海潮文化

钱塘江观潮始于汉魏（公元1世纪至6世纪），盛于唐宋（公元7世纪至13世纪），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的习俗。五代末赞宁和尚编制了钱塘江潮候口诀。在此基础上，1056年吕昌明编制了《浙江四时候潮图》。此潮汐表在元代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浙江亭，供渡江者使用。随后，实用潮汐表在各海区充分发展，有表、图、指掌图、口诀、谚语等。1664年，清朝人费饧璜《广陵涛辩》云:“春秋时，潮盛于山东，汉及六朝盛于广陵。唐、宋以后，潮盛于浙江，盖地气自北而南，有真知其然者。”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浙江海宁人俞思谦总结历代潮论，编辑《海潮辑说》上卷辑录有关潮汐成因的史料，共6章；下卷辑录有关河口潮汐、外国潮汐以及中国的应潮泉和应潮（动）物方面的史料，共14章，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潮汐知识，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古代潮汐文献。

壮观的钱江潮也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学艺术中突出的主题，更有大量的作品描绘钱塘江潮汹涌澎湃的景象。东晋有顾恺之的《观涛赋》生动地描绘了钱塘江怒潮:“临浙江以北脊，壮沧海之宏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且激波而扬涛……”唐代白居易的《咏潮》:“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人催。”刘禹锡的《浪淘沙》:“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李益的《江南曲》:“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些诗作均对钱塘江潮进行了描写和赞颂。

南宋周密的《观潮》是这样描写钱江潮的:“浙江之潮，天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进，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豪雄。”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在这节日盛会中，还有一种经过专门训练的水师，为看客作“弄潮”表演，宋代诗人潘阆称:“弄潮儿向当潮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周密在《观潮》中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生动的描述:“善游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物。”现在看来，这种弄潮技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此外，还有姚合的《杭州观潮》，罗隐的《钱塘江潮》等。宋代有蔡襄的《和浙江口观潮》，米芾的《观潮诗》，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等。还有最早的观潮画是唐代李琼的《海涛画》，宋代赵千里的《夜潮图》，李嵩的《钱塘观潮图》《夜月观潮图》，夏圭的《钱塘观潮图》。此外，宋代还有《旭日观潮图》《观潮图》等。明清有关观潮的诗、词、画等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千百年来，天下奇观海宁潮倾倒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四巡海宁；历代文人墨客，从庄子、司马迁、白居易到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一睹天下奇观的雄姿后，留下不朽的咏潮佳作。

五代时，十国之一的吴越钱武肃王（852—932）为修筑钱塘江海塘，组织士兵射潮的传说，说明当时钱塘潮十分猛烈。清乾隆年间翟均廉辑录总结历代海塘技术的《海塘录》，从图说、疆域、建筑、名胜、古迹、奏议等九个方面，将浙江杭州、海宁、海盐等地区历代关于修筑海塘工程的史料汇编，反映了我国古代沿海居民与海洋的抗争史。

四、鉴真东渡

唐朝时，很多中国人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高僧鉴真。724年，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鉴真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普遍尊敬。

鉴真首次东渡因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其从海上东渡的要求，同时没收了他们的船只，未能成行。其后接连失败，第二次东渡船刚出长江口便遭大风，漂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第五次东渡最为悲壮。那一年鉴真已经60岁了，船队从扬州出发，刚过狼山（今江苏南通）附近，就遇到狂风巨浪，在一个小岛避风。一个月后再次起航，走到舟山群岛时，又遇大浪，停留了数月，直至11月才能出海。在东海上，船又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由此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鉴真六次东渡，其中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出海均途经舟山群岛（如舟山嵊泗列岛东海渔村附近的大悲山鉴真东渡遗址，与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悲山灵音古刹一起成为著名的人文旅游点），并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县和舟山、温州等地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和事迹，推动了浙江沿海佛教文化的传播。

五、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经过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茶叶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和起点，历代均有所变迁，起点包括徐闻、合浦、临海、明州、广州和泉州等。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团结，推动了社会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海洋文化是人类依赖、征服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古代宁波的丝绸之路对于我国海洋文化的贡献尤其卓著。浙江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应始于东汉晚期，至东吴、西晋已相当.通。西周时期，宁波工匠已能制造木板船，并从宁波古港出发，沿海岸北航，然后溯河而上，抵达周都镐京，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载的“成王时于越献舟”^[5]。唐王朝时，浙东鄮县（港）由越州划出，建立明州府，经过80多年的建设，到唐长庆元年（821），正式建成了港口城市明州城，迅速发展后与交州（现越南）、广州、扬州一起成为唐代的四大名港。^[6]唐时的明州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已成为浙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以大唐、新罗、日本三国为主体，在“朝贡”贸易发展到“商团贸易”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为东亚贸易圈，形成了一条从朝鲜半岛南端至明州港（包括舟山），或经日本列岛到明州的自然航线“南路航线”。

图2‐2　宁波市月湖景区高丽使馆遗址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到了两宋和元代臻于繁盛。北宋明州为“三司”（广州、杭州、明州）之一。宋元时期，明州（庆元）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朝廷控制了舶商的贸易权，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据统计，在北宋末的55年中，明州商团到高丽经商有文献记载的就达120多次，南宋时明州进口货物160余种，明州（庆元）海外贸易之盛居两浙路之首。^[7]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与外埠政治、商贸往来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高丽使馆（图2‐2），旧址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月湖东岸宝奎巷一带，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北宋政和七年（1117）明州太守楼异奉宋徽宗旨意，在明州设置“高丽司”，管理与高丽国往来的有关政务，同时也是接待高丽来使的住所。

1976年，宁波鄞州出土的战国铜钺上的“羽人竞渡”纹饰，其内涵丰富、寓意深邃、造型独特、线条流.，既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又体现跨时空的文化特质，充分反映自战国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先民征服海洋的超凡勇气和卓然气度。^[8]其亦是当地人民超凡的勇气和先进的船只征服海洋的珍贵物证，甚至可以视为当时海洋文化的真实写照。因此，在2005年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诸多专家便建议启用“羽人竞渡”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象标志。

明州与东南亚交往也相当频繁。在宋代，明州港与南洋阁婆（爪哇）、占城（越南）、逞罗（泰国）、勃泥（加里曼丹）、三佛齐（苏门答腊）以及大食（波斯）等都有贸易往来。宋代阿拉伯、波斯商人寓居明州，并驻有“波斯团”。城内从宋代开始至清光绪时，尚存阿拉伯、波斯商人聚居的“波斯巷”，并建立起他们信仰的“回回堂”（清真寺），至今遗址犹存。

图2‐3　日本的唐船

此外，浙江沿海的嘉兴、舟山、台州、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等地均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不同的联系。如嘉兴海盐的乍浦港也有着重要的航海地位，早在南宋时就是杭州对外贸易的港口。乍浦港离日本较近，每年从乍浦出海远航日本的商船很多，日本长崎平户松浦肥前守笃信专门绘制的两幅“唐船之图”对中国远航日本停泊长崎港的船舶“均以写实手法绘成，细致而合比例，且加文字说明”，上载有日本到中国沿海各地的海道距离，其中清楚地载有“乍浦二百六十里”“普陀山二百八十里”以及“宁波三百里”的字样（图2‐3）。另一幅航图可以隐约地看出“金得泰”三个字，这是一艘从乍浦远航日本长崎的“金得泰”号商船。据《平湖县志》所载:当时远航日本的“金得泰”船，长40米，阔13米，船深2.4米，大樯高8米，尾樯高13米。^[9]唐船图表明，浙江沿海港口城市与日本等国在海上有着贸易往来的悠久历史，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六、明朝抗倭两百年

14世纪初叶，日本的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元末明初开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自卫斗争。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王江泾（今浙江省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在浙江招募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3000新军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严格军事训练，“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排演自己创制的鸳鸯阵。

1558年（明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进犯浙江定海，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敌，拼死防守。同年，倭寇袭击江苏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倭寇焚掠浙东，戚继光率军在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1562年戚继光又率6000精兵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今福建宁德东北）的老巢。1563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兴化城东，兴化即今福建莆田），“斩级二千二百”。1565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

此外，明朝抗倭名将浙江总兵侯继高不仅是个抗倭将领，而且是位有一定造诣的书法家。在巡视遨游普陀山时，他曾撰写过白华山、磐陀石、海天佛国等题字。嵊泗枸杞岛有个山峰叫五里碑，五里碑上有一块高大挺立的巨石，上面镌刻着“山海奇观”四个笔力刚劲的大字，即出于明朝将领侯继高的手笔。尤其是题刻在香云路旁的“海天佛国”，意境深长，从此普陀山以海天佛国之名，名扬四海。侯继高在普陀山还将唐代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所绘的观音像勒石于普济寺，并撰写了《游补陀洛迦山记》，又主持编写了被后人称为“侯志”的《补陀山志》，对普陀山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浙江沿海，杭州萧山抗倭戍城遗址、宁波市北仑小港戚家山营垒、后所千户所城、郭巨千户所城、司城岙巡检司城（今在白峰镇盛岙村），霞峙巡检司城（今在白峰镇郭巨霞峙岭巅）、太平岙巡检司城（今在白峰镇上阳太平岙口）、三山合宅兵器遗址以及白峰总台山烽火台等抗倭遗址仍清晰可辨；舟山市小沙镇为抗击倭寇而建的诛倭岭、1561年彻底剿灭倭寇的沙峧山；台州市的桃渚城、中城、下旧城、戚继光大炮、台州古城墙、台州市椒江区戚继光纪念馆、东湖谭纶画像、戚继光表功碑、戚公祠等；温州市龙湾区永昌镇的建于1558年的明城堡、泰顺县雅阳镇埠下村排岭头抗倭山寨遗址、苍南县蒲城乡始建于1384年浙南抗倭名城蒲壮所城等，这些遗址历经600余载的历史沧桑，至今仍是我国海防历史文化的有力见证。

明朝初立，海防日趋松懈，直至后期政治腐败、戎政大坏，使得倭寇有了可乘之机。随后，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爱国将领带领东南沿海军民奋勇抗击，终于荡平倭寇、平定倭患，抗倭斗争延续了两百余年，其间，大大小小的抗倭遗址分布在中国东部漫长的海岸线上，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甚至延续到广东、广西，绵延万余里，这些数百处的抗倭遗址历经六百余年岁月沧桑，至今仍有部分或闻达于城市或散落于乡野，因其独特的建筑形制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重要的国家文物和旅游资源，同时也成为我国重要的海洋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七、鸦片战争及近代抗击外敌侵略遗迹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间。两次鸦片战争均涉及浙江沿海的地域范围，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浙江也留下了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主持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史称“虎门销烟”。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决定武装侵华，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进行战争部署，并且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1840年6月，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率舰只40余艘、士兵4000多名，陆续到达中国南海海面，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开始。

1840年7月5日，英军炮轰定海城，次日城陷，定海镇总兵张朝发负重伤，知县姚怀祥等官兵殉难。定海第一次保卫战，是英国侵略者第一次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之战，也使中国封建统治阶段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蒙受耻辱。可以说，英国政府发动的对中国侵略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走上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是从定海被占开始的。

1841年9月，英军再次进犯舟山，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率5800名将士在定海城西的晓峰岭和竹山等地与敌浴血奋战六昼夜，相继壮烈殉国。定海第二次保卫战则是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时最长、最激烈悲壮的一战，成为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起点。因此，定海竹山是定海保卫战的主战场之一，是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见证。

1841年10月10日，英军向镇海发起攻击，几小时后，外围阵地纷纷失守。此时战斗虽未结束，正在镇海东城墙指挥的两江总督裕谦已经知道希望全无，遂投水自尽。1841年10月13日，英军逼近宁波，负责此处的太子太保余步云弃城逃跑，宁波失守。

1842年5月18日，英军2000人攻破乍浦，此役清军抵抗激烈，战败自杀者甚众。1842年6月16日，乍浦的英军全部出动攻击吴淞；6月19日，英军经由吴淞占领上海。1842年7月5日，英军开始进犯镇江，并准备进攻南京。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军舰“皋华利”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两次鸦片战争使旧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启了之后中国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两次鸦片战争也给浙江宁波、舟山等地留下了很多“铭记历史，昭示后人”的战争遗址，如舟山定海的三忠祠、昔日古战场的炮台、城墙，竹山古战场遗址以及抗英阵亡将士古墓群等。1997年，舟山市政府投资1000万元兴建“舟山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公园”，并举行浙江省暨舟山市“纪念定海保卫战·公祭三总兵”典礼。舟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原名竹山公园）位于舟山市定海城西晓峰岭隧道上，是一座以鸦片战争古战场为载体，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纪念公园。遗址占地110余公顷，建有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三总兵”纪念广场、百将题词碑林和抗英阵亡将士古墓群等4个主要区域。其中鸦片战争纪念馆全面展示了舟山军民奋勇抗英的历史画卷，是浙江省第一家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纪念馆。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1998年9月被浙江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命名为浙江省国防教育基地，2001年6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再如宁波镇海先后经历了抗击倭寇和抗英、抗法、抗日等诸多外侮战争，留下许多先辈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丰富而又珍贵的海防遗址以及历史遗迹:招宝山威远炮台、安远炮台、镇远炮台，镇海口炮台守备吴杰故居，镇海中学内中泮池———裕谦殉难处（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封疆大吏中唯一亲临战场以身殉国者），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知县郭淳章重修的威远城（清朝官兵曾在此抗击过英法侵略军的进犯），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记述中法战争镇海口战役情形的威远城碑刻、戚家山营垒等，在镇海口南北两岸不到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各个时期的海防遗址30多处。此外还有宁波江北区慈城镇朱贵祠、宁波江北外滩近代建筑群、温州江心屿英国驻温州领事馆、舟山花鸟山灯塔、渔山列岛灯塔等，这些近代历史文化遗迹或建筑也是我国近代海防文化、海防历史的见证和反映。

总之，浙江省的海防遗存以明代海防为主，类型系列比较齐全，卫、所、巡检司、兵寨、烽火台等各类型均有。其中舟山定海、宁波镇海、台州临海、温州苍南是海防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卫、所、“炮台”等军事设施随处可见，在400多年间，历经抗倭、抗英、抗日等战争，留下了教育后世之人的珍贵海防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