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麻风病的传播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应对措施的差别

从麻风病的传播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应对措施的差别_中国西南地区灾荒

从麻风病的传播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应对措施的差别

高　凯⁽¹⁾

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大量有关医学内容的典籍，在《大藏秘要》第1～5卷的佛经中，有400多部的经书专论医理或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治疗方法的经书，⁽²⁾其中许多内容涉及麻风病的治疗问题。印度佛教往往将麻风病称做“迦摩罗病”或“迦末罗病”，亦称“癞病”。现代医学认为麻风病是以感染麻风杆菌、皮肤溃烂、骨骼溶蚀、耳垂肿胀、秃发等病征为特点的慢性传染病。然以印度考古的材料看，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印度古人类头骨上，即发现其有感染麻风病的痕迹;另外，早在佛教诞生之前很久的《生命吠陀》中即有治疗麻风病的方法。随着阿育王时代的弘法，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古代与麻风病有关的记载逐渐增多。

从学界目前对印度佛教当中的医方及其影响的研究状况看，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较多:其一，注重地下出土佛教文本的研究，如夏雷鸣《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刘文锁《尼雅浴佛会及浴佛斋祷文》、陈明《〈医理精华〉是一部重要的印度梵文医典》、陈明《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医典〈耆婆书〉》、陈明《一件新发现的佉卢文药方考释》、陈明《印度梵文医典〈药理精华〉及其敦煌于阗文写本》以及陈明个人在2005年所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都是对从汉唐时期乃至明清以后新疆地区出土的佛教方面遗留下来的古本所进行的精心研究。其二，倾力于对印度古代佛教及佛教医学的概述与总结，如陈明《印度古代医药福利事业考》、陈明《印度佛教医学概说》、肖雨《佛教医学概论》、马忠庚《从佛教医学看佛教》等等，亦在学术上有诸多的推进。其三，开始注重从中国古代医书对印度佛教医学成果承继关系和中国古代医学对印度佛教医学的影响的研究: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陈明《〈千金方〉中“耆婆医药方”》，陈明《印度古代医典中的耆婆方》，朱建平《孙思邈〈千金方〉中的佛教影响》，朱伟常《孙思邈与龙宫方》，薛克翘《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范家伟《晋隋佛教疾病观》，薛公忱主编《论医中儒道佛》，薛公忱主编《儒道佛与中医药学》，杨运高《中医养生四大主要源流之研究》，丁络、洪咏钟《论佛教医学与中医学》，吕爱平《论古代印度医学的养生方》，李良松主编《佛医纵横》，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尚永琪《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其四，学界亦有专门研究传世文献中麻风病概念演变的专文。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从传统疾病分类的角度，就现存文献中探讨“疠/癞”、“大风”、“恶风”以至“麻风”等病的概念演变，发人深省。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无论是侧重对中国及印度佛教基本情况进行概括与研究者，还是着重于佛教医学的发展、影响及其探讨麻风病概念演变者，对于中国麻风病的由来、印度佛教传播与中国麻风病传播的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汉唐时期中印佛教间就浴室修建、个人卫生的整理、治病方法与理念的差别等问题均疏于关注。有鉴于此，笔者拟就此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上的麻风病与古印度麻风病在中国的传播

麻风病由麻风杆菌感染，是世界上流传已久、遗毒甚深的三大恶性传染病(结核、梅毒、麻风)之一，它主要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全球麻风病患者仍然有1000万～1500万人，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据调查，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流行较多的地区在沿海、中南、西南地区和西北新疆地区，病人有40万左右，个别乡镇麻风病人占总人口的1%以上，传染途径是接触性传染。⁽³⁾然而，麻风病并非中国原产。关于它的由来，世界著名学者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以“阿输吠陀医学认为:被扰乱了的Vayu要素驱使Pitta和Kapha要素进入皮肤，从而导致了某些皮肤病。而其他类型的皮肤病据认为是由寄生虫引起的。作为疾病的一族，皮肤病被统称为Kustha。7种Maha(即主要的)Xustha似乎是麻风的变种。麻风从古印度时代起就存在。”⁽⁴⁾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得在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即指出:在公元前200年的埃及，就已出现了麻风病。⁽⁵⁾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科学》杂志2005年5月13日报道，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斯图亚特·科尔通过分子遗传学的方法研究认为:麻风病最早起源于东非或中东地区，然后伴随着人类的迁徙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蔓延。⁽⁶⁾又据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早在4000年前，古印度即流行麻风病。⁽⁷⁾2009年由美国与印度本国专家一起在《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网络版上报告说: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Balathal进行发掘期间发现了一具4000年前的骨骼上发现结节性麻风病留下的痕迹。这一发现至少将麻风病的起源上推了1500年，同时为搞清这种疾病如何在地球上传播提供了线索。报告还称:被广泛接受的有关麻风病的最早记载来自于东非或者南亚地区，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6世纪，里面提到患者的手指和脚趾出现了麻痹的特征。麻风病最初会侵袭皮肤和末梢神经组织，并最终伤及人体骨骼。经过确认的最早的骨骼证据则来自埃及，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而印度婆罗门教的古代经典《吠陀经》中所提到的疑似麻风病症状则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⁸⁾从2009年所发现的4000年前印度古尸所反映的情况看，无疑从考古发掘的实证与古印度文献《吠陀经》记载的双重证据上证明了古印度应是北半球麻风病的极其重要的传播源地。另据英国《自然》杂志2009年9月24日刊行的文章说，通过对“印度人的基因测序后证实，今天的印度人起源于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祖先群体……其中北方祖先群体的基因与今天中东、中亚和欧洲人的基因相近，而南方祖先群体的基因比较独特，与南亚大陆以外其他任何人群的基因都不相近。今天大部分印度人都含有来自这两个祖先群体的基因”⁽⁹⁾。因此，从以上多种证据看，印度北部雅利安人来自今中东、中亚地区，而这一地区处在麻风病向东传播的要道之上;随着雅利安人种逐步迁入南亚次大陆，便于至少4000年前，即已把麻风病带进了南亚次大陆地区。

众所周知，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活在公元前563—前483年，即距今约2500年前，此时麻风病在南亚次大陆已肆虐很久;公元前269—前232年，正是印度西北部孔雀王朝阿育王统一印度大部的时期。阿育王弘法期间，将佛教推向印度全境及其周边地区。此时中原正是秦王嬴政当政。据《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¹⁰⁾《佛祖统纪》卷35也有相似的记载;⁽¹¹⁾而与之相应，《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引《汉书·五行志》记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¹²⁾似与此有关;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里说到《朱士行经录》认为: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时也言:“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然则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¹³⁾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今新疆南部有欧罗巴人种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并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所记载史实相印证，说明来自古印度进入今新疆，并通过新疆进入内地的弘法僧人和从事陆上贸易胡商大量进入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正如释慧皎《高僧传》、《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等典籍记载多有印度及西域僧人主导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¹⁴⁾

如前所言，古印度地区麻风病久已盛行，佛经中称麻风病为“迦摩罗病，世医拱手”⁽¹⁵⁾，时称“王舍大城阿阇世王……遍体生疮。其疮臭秽不可附近”。即便当时络绎不绝的弘法者和胡商并不完全来自印度，但由于地近印度，或与印度早有往来，抑或是同属雅利安人种，处在麻风病东传的交通路线上，也必然将麻风病辗转带入中国，以至于随着他们的大量进入，古代中国境内关于麻风病的记载和人骨资料上的反映也在逐渐增多。如从考古发掘看，在今山西朔州平鲁县汉代墓葬群M47号墓中就曾发现一中年女性颅骨之上，有感染麻风病造成面部骨骼发生溶蚀萎缩的实证。⁽¹⁶⁾在秦汉时期的医书和地下出土文献中，“麻风”又名“疠”、“疠风”、“癞病”、“大风”等。麻风病以侵蚀皮肤、淋巴腺、骨髓、黏膜组织和周围神经为主要特点，表现为皮肤损害、脱色、麻木，可引起皮肤、神经、四肢和眼的进行性和永久性损害，导致狮面、四肢挛搐、肢体畸形、头肿变形、眉落目损、鼻子塌陷、两唇外翻，形状丑恶，令人生畏。这些病征正好与同时代或较早时代的医书以及简牍材料的记载相吻合。从秦汉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等典籍来看，都有关于麻风病病理、症状、疗法等方面的内容。如《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称:“脉风，成为疠。”《素问·风论》称:“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疠者有荣气热敷，其气不清，致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关于该病的治疗，《黄帝内经·灵枢·四时气论》称:“疠风者，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¹⁷⁾其他典籍也有记录以药物治疗者，如《山海经·西山经》记载肥遗“食之已疠，可以杀虫”，同书《东次二经》记载珠鳖“食之已疠”;《神农本草经》则收录了更多主治麻风病的药物:如“黄芪主大风癞疾。天雄、巴戟天、姑活，主大风。枳实，主大风”等。与之相关的是地下出土的秦汉时期的简牍材料，对麻风病的症状、治疗和对麻风病人的管理等内容也多有涉及。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中即有数条关于麻风病的记录。如秦简《封诊式·疠》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庀，麋(眉)突，不可知其何病，毋它坐。’令医丁诊之，丁言曰:‘丙毋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膝□□□到两足下奇，溃一所。其手无拔。令号，其音气败。疠也’。”⁽¹⁸⁾详细记述该麻风病者面庞无眉、鼻根溃烂、鼻腔无用、两足行走困难、手臂无毛、声音嘶哑等由感染麻风病而引起的诸多病变。又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三条涉及如何对待“疠”者的简文，其中有两条谈到要将麻风病人送往特设的“疠迁所”隔离区。⁽¹⁹⁾这些简文既说明秦时麻风病的传播情况，又说明当时已对麻风病的传染性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83年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张家山汉墓竹简·脉书》中也有“四节庀如牛目，麋(眉)突(脱)，为疠”⁽²⁰⁾的麻风病症状的记述。1973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中有东汉时期的《恶病大风方》，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以“雄黄、丹砂、磐石、□兹石、玄石、消石、□长□一两，人参”等矿物药为主来作为治疗麻风病的临床药方了。⁽²¹⁾至于在三国时期孙吴国家的百姓户口册中大量出现麻风病的典型病征——“踵两足”、“踵足”、“大风”、“苦大风”现象，则充分说明了当时麻风病的肆虐程度。⁽²²⁾

二、麻风病的传播与汉唐间中印佛教应对措施的差别

如前所言，印度佛教的经书中往往将麻风病称做“迦摩罗病”或“迦末罗病”，亦称“癞病”。关于这一点，《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藏经》)中有多种解释。如后汉安息三藏安世高译《大藏经》17册《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称:“身体顽痹，眉须堕落，举身洪烂。鸟栖鹿宿，人迹永绝，沾污亲族人不喜见，名之癞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坏塔寺。剥脱道人，斩射贤圣，伤害师长，常无返复;背恩忘义，常行苟且，婬匿尊卑，无所忌讳，故获斯罪。”又《大藏经》67册《成唯识论述记集成》编卷第五称:“如患热病(至)皆以为黄(文)，此明迦末罗病也。迦末罗病旧云迦摩罗病。此云黄病，或云恶垢。言腹中有恶垢即不可治者也(已上)《涅槃经》十九(十二纸左)曰。如迦摩罗病，世医拱手，覆罪之人亦如是(已上经文)对法抄云:迦末罗病，热病也。”又《大藏经》54册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第四十亦称:“迦末罗病，梵语旧云迦摩罗病，此云黄病，或云恶垢，言腹中有恶垢，即不可治也。”诸条记载都极言麻风病难看、难闻、难治、难防的特点。

为了防止麻风病的传播，从对印度佛经翻译的情况看，《大藏经》中即有《四分律》、《十诵律》、《毗尼母经》、《大比丘三千威仪》、《沙弥十戒法并威仪》等涉及佛教浴室修建、个人卫生的整理、治病方法与理念方面的内容，而且尤其强调如何造温室洗浴，洗浴的方法、礼仪和戒律等方面。其中有许多措施涉及印度佛教对麻风病的防治态度。如《十诵律》规定:修造浴室应“形圆犹如圆包，开户通烟，下作伏椟，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以巩盛水，满之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又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大藏经》53册《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兴福篇》第二十七之一(此有八部)称:“又温室经云，佛告祇域长者，澡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何谓为七物:一者然火，二者净水，三者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灰，六者杨枝，七者内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谓除七病:一者四大安隐，二者除风，三者除湿痹，四者除寒冰，五者除热气，六者除垢秽，七者身体轻便、眼目清明，是为除七病。得七福者:一者四大无病、所生常安;二者所生清、净面首端正;三者身体常香、衣服净洁;四者肌体濡泽、威光德大;五者饶多人从、拂拭尘垢;六者口齿香好、所说肃用;七者所生之处，自然衣服。”姚秦时期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大藏经》22册《四分律·覆藏揵度第十三》卷第四十六(三分之十)称:“若僧洗浴，应至清净比丘所。问言:大德洗不?若彼答言当洗，此比丘便应先看浴室无尘秽不;若有尘秽，应扫便扫，应水洒便洒，应取薪便取，应破便破，应然火便然火，应著薪便著，应与清净比丘具洗浴瓶，若浴床、若刮汗刀、若水器、若泥器、若树皮、若细末药、若泥，应问上座已燃火;若清净比丘病若老羸，应扶将至浴室所;若不能行者，以绳床、木床;若衣舁至浴室所，应取清净比丘衣安著衣架上，若龙牙杙上、若有油应为涂身;彼油器无安处不坚牢，佛言安著龙牙杙上，若悬著壁上;若清净比丘病老羸，应扶将入浴室中，与绳床、木床、浴瓶、刮汗刀、水器、泥器与树皮、细末药泥;若烟来熏眼，当为安障;若头热背热应为覆。若欲洗浴入浴室……”⁽²³⁾又姚秦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大藏经》22册《四分律》卷第五十(第四分之一)《房舍揵度初》亦言:“时祇桓无浴室，佛言:‘听作。’不知云何作，佛言:‘彼在屋前作。’佛言:‘不应尔。应在边屏处作。’彼患浴室冷，佛言:‘听作尸。患烟听上开孔;患暗，应开窗;患泥，应以石砖若木作浴床;患泥污脚，应以石砖垐地;若木头差跌，应凿作狗牙相压。’时六群比丘，上座欲得凉便闭户，欲得热便开户。诸比丘白佛，佛言:‘应随众僧所欲应与。’彼六群比丘先入浴室在好处坐，上座后来入无处。诸比丘白佛，佛言:‘应随次处坐彼上座不入其处空。’佛言:‘次座者应坐。烟熏面，听物遮面;患头热，听覆;患背热，听遮;若身污臭，听以泥洗。’彼比丘疑，不敢以香著泥中。佛言:‘听著。’浴室里地患热，应浇令冷;共白衣浴，更相看尾。某甲长、某甲粗，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共白衣浴。若称叹佛法僧者听浴。’时诸比丘以衣著露地天雨渍，佛言:‘听叠著壁上龙牙杙上若衣架上。’彼患烟黑污衣，佛言:‘听别作衣屋。’彼露形为露形者揩身，佛言:‘不应尔。’……时比丘早起油涂脚已入聚落乞食，女人接足礼油污手捉比丘钵余，比丘见恶之。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早起油涂脚入聚落乞食。’”⁽²⁴⁾以上诸经都极其详细地对僧众的洗浴作了规定。

至于犯麻风病的僧人能否进入佛堂公共浴室洗浴的问题，印度佛教也有相关的规定。如后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罗译《大藏经》23册《十诵律卷》第三十七(第六诵之二)《杂诵中调达事之二》称:“佛在舍卫国，尔时比丘有癞病疥［废殁虫］病。语药师耆婆‘治我病’，耆域言:‘入浴室洗可差。’比丘言:‘佛未听入浴室洗。’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听入浴室洗。洗有五功德:一者除垢，二者身清净，三者除去身中寒冷病，四者除风，五者得安隐。’尔时浴室中无有坐物，诸比丘无处可坐洗。佛言:‘浴室中听安坐物。’长老优波离问佛用何物作，佛言:‘用木石砖作。’尔时浴室地泥出。诸比丘以泥水洗。佛言。听浴室安橙。优波离问佛:‘用何物作橙?’佛言:‘以木石砖作。’尔时当浴室中著火炉，诸比丘浴时不安隐。佛言:‘应著壁安。’尔时不作灶，火炎直上至屋。佛言:‘听安灶。’灶中一时著薪，后比丘来洗时火势已尽。佛言:‘筹量著’。尔时著长薪喜堕落，若以手举便烧手。佛言:‘以叉举。’当举叉时，比丘头上无发热痛。佛言:‘以湿物覆头。’尔时须土涂身，佛言:‘应畜盛土物。’尔时须水，佛言:‘应畜盛水器。’尔时水器小，佛言:‘听畜瓮，瓮中盛满水。’尔时瓮水著灶埵上，有木薪堕上破瓮。佛言:‘凿壁安木著水瓮。’尔时瓮高，有比丘取水不及。佛言:‘不应高安。’尔时安著下处，有比丘橖触。佛言:‘不得太下太高，齐肩齐头安。’时浴室无户风入，佛言:‘应安户扇。’时比丘入浴室时不得闭户，佛言:‘令一比丘看户。’时浴室无窗故暗，佛言:‘安窗。’时浴室无出烟处，故熏黑，佛言:‘施出烟处。’时比丘或有用澡豆，或有用土。以湿热故，浴室虫生。佛言:‘应荡除令净。’尔时浴室中大有水，佛言:‘应出水。’出水时诸比丘吐闷或得病，佛言:‘应安伏窦。’伏窦中有蛇、蝎、蜈蚣，来入螫诸比丘。佛言:‘应织物遮水窦口。’尔时浴竟，弃浴室去，后火烧浴室。佛言:‘最后比丘应收诸物事。却瓮却瓨灭火……”⁽²⁵⁾至于温泉水、恒河水等洁净水源都不准僧人直接使用。

从以上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说明了印度佛教对浴室修建、个人卫生的整理、治病方法与理念的重视程度。然而，从印度佛教到佛教中国本土化经历了较长时期。从学术界多数学者的认可程度看，东晋南朝时期汉传佛教的步伐虽开始加快，但仍然在许多方面接受着印度佛教的营养。如1973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医简中有东汉时期的《恶病大风方》，药出现了“雄黄、丹砂、磐石、□兹石、玄石、消石、□长□一两”等矿物药为主治疗麻风病的临床药方，⁽²⁶⁾与先秦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等以草本药材为主的传统中国医学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该方已有印度医方中多矿物入药的因素。又如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恶风候”中有“人身中有八万尸虫，共成人身，若无八万尸虫，人身不成不立”，显系受佛教的影响，且巢氏之说后多为唐代孙思邈所吸收。⁽²⁷⁾据学者考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吸收了不少外来的印度医学知识。如孙思邈对耆婆及其医药方持非常肯定的态度。⁽²⁸⁾耆婆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一位印度名医，与佛教僧团的关系很密切。其生平富有神话色彩。佛家以为:“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²⁹⁾而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二十一《耆婆治恶病》中指出:“疾风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云何名五风?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白风，四曰赤风，五曰黑风。其风合五藏，故曰五风。五风生五种虫……”“凡百病小离五脏，五脏备有八十一，计成四百四病，事需识其相类，善以知之。”尽管“疾风有四百四种”、“五脏备有八十一”的言论有硬凑之嫌，但至少反映了孙氏一种努力的方向，即试图将印度医学的“四百四”理论与中医的固有理论(如五行学说、脏腑病理学说等)互相结合，以充实中医学术内容的目的。⁽³⁰⁾孙思邈的《千金翼方》还征引耆婆方十余个。在13条药方中，“耆婆万病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该方内容为耆婆万病丸:“耆婆万病丸，治七种癖块、五种癫病、十种疰忤、七种飞尸、十二种蛊毒、五种黄病，十二时疟疾、十种水病、八种大风、十二种裙痹，并风入头，眼暗漠漠……及胡臭耳聋鼻塞等病，此药以三丸为一剂，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说无穷尽，故称万病丸，以其牛黄为主，故一名牛黄丸，以耆婆良医，故名耆婆丸方。”⁽³¹⁾此方中的“五种黄病”及“八种大风”，应指麻风病，也即是“迦摩罗病”。另外，该方中共有药物牛黄、麝香、犀角、朱砂、雄黄、黄连、禹余粮、大戟、光花、芜菁、人参、石蜥蜴、茯苓、下姜等30多味药，也应是综合了中印医方的结果。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又有“耆婆治恶病”方，⁽³²⁾记载了阿魏雷丸散、苦参消石酒等医方及医论，这是论治迦摩罗病(癞病，即疠风、麻风病)的专篇，反映了唐代人对印度医方的重视程度。

然而，与印度佛教防治麻风病的方法和遏制麻风病的措施相对应，似乎印度佛教中相关的经法，并没有被汉唐时代中国佛教界很好地继承下来。东晋佛教本土化之后，中国内地佛寺同印度佛寺一样设浴室以洗浴，有条件的佛寺甚至开温泉以利众，而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尤其是在南朝及盛唐时期，不仅寺院浴室对外公开，外人可以随意游玩、借宿，而且还设立病坊，大量收留包括麻风病人在内的人士来住宿、治疗。而佛寺作为公共场所，有大量的人员进出此地，以致造成许多无辜人员无意中感染麻风病，从而使古代中国的麻风病一直呈蔓延之势。

关于东晋以后至隋唐时期中国内地佛寺建立公共浴室的问题，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双重证据可资证明。如盛极一时的陕西宝鸡法门寺，唐宋时期有24院，⁽³³⁾仅“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后来在法门寺遗址发掘出浴室遗址及烧水大锅，⁽³⁴⁾均可证明法门寺有对外开放的公共浴室存在。在唐宋时期法门寺有“浴室院”之前，北魏时期洛阳城中的宝光寺也有浴室。据《洛阳伽蓝记》卷第四“宝光寺”条有“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图一所……隐士赵逸……指园中一处曰:‘此是浴室，前五步应有一井’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虽填塞，砖口如初，浴室下犹有石数十枚”⁽³⁵⁾的记载;其下注云:《南海寄归内法传》传三云:“‘那烂陀寺有十余所大池，每至晨时，寺鸣健椎，令僧徒洗浴……世尊教为浴室，或作露地砖池，或作去病药汤，或会油遍涂体。夜夜油恒揩足，朝朝头上涂油。明目去风，深为利益。’是寺有浴室，此制亦仿自印土。”⁽³⁶⁾此外，从唐宋时期的文献看，不仅首都长安城中的寺院拥有浴室，甚至首都之外的佛寺也拥有浴室，而且，在有温泉的山中佛寺，甚至建起了有违佛制的温泉浴室。据《唐语林校证》卷七“补遗”907条记:“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³⁷⁾显然说的是慈恩寺有“浴室院”存在;又日本园仁所著《入唐求法巡行记》卷第三记载:“长庆二年，入室五台……南行三里许，到大历灵境寺……住浴室院。”⁽³⁸⁾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大藏经》50册《续高僧传》卷第十六《习禅初正传二十三》记载:“释道珍，未详何人。梁初住庐山中。恒作弥陀业观，梦有人乘船处大海中，云向阿弥陀国。珍欲随去。船人云，未作净土业，谓须经营浴室并诵阿弥陀经。既觉即如梦所作……本住襄阳汉阴，出家昧静为务，感梦有神来请，遂往庐山游历诸处。忽然惊觉，乃寻梦而往。但庐山者生来不到，及至彼处树石寺塔宛如前梦，方知为庐山神之所请也。依而结宇晨夕继业。遂终山舍。”⁽³⁹⁾此条只记释道珍做梦，梦中人告诉他应“经营浴室并诵阿弥陀经”，遂“寻梦而往……依而结宇”，未明言筑有“浴室”，但他即是“寻梦而往”，又何来不“经营浴室并诵阿弥陀经”呢?又赞宁撰《大藏经》50册《宋高僧传》卷第二十六《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记:“唐杭州华严寺玄览传(慧昶守如)释玄览，姓褚氏。其先河南人也，食菜于钱塘，因是家焉……开元十年于寺营浴室。患地势陡高，清泉在下，桔槔无用，汲引步遥终以为劳。思虑不迨，无由改作。忽一宵下流顿涸，距造浴室所二十余步清泉迸出，时谓神功冥作移此泉耳。七闽之民罔不归信。终于温室之偏房矣。”⁽⁴⁰⁾同是《大藏经》50册《宋高僧传》卷第二十八《后唐洛阳中滩浴院智晖传》称:“释智晖姓高氏，咸秦人也……釆药于山谷，救病于旅僧，惟切利他，心无别务。洎梁乾化四年，自江表来于帝京。顾诸梵宫无所不备，唯温室洗雪尘垢事有阙焉。居于洛洲凿户为室，界南北岸葺数亩之宫，示以标榜……加复运思奇巧，造轮汲水，神速无比，复构应真浴室，西庑中十六形像并观自在堂，弥年完德。时杨侍郎凝式致政。佯狂号杨风子者而笃重晖为作碑颂备。莫测所终。”⁽⁴¹⁾以上诸文反映的都是盛唐时期各地佛寺营造浴室的史实。

至于各地佛寺浴室面向公众开放事宜，《全唐诗》及《全唐文》均有所反映。如《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寇坦《同皇甫兵曹天官寺浴室新成招友人赏会》有云:“温室欢初就，兰交托胜因。共听无漏法，兼濯有为尘。水洁三空性，香沾四大身。清心多善友，颂德慰同人。”⁽⁴²⁾又《全唐诗》卷五百零八《题黄山汤院并序》有云:“楚镇惟黄岫，灵泉浴圣源。煎熬何处所，炉炭孰司存。沙暖泉长拂，霜笼水更温。不疏还自决，虽挠未尝浑。地启岩为洞，天开石作盆。常留今日色，不减故年痕。阴焰潜生海，阳光暗烛坤……善烹寒食茗，能变早春图……洁斋齐物主，疗病夺医门。外秘千峰秀，旁通百潦奔。禅家休问疾，骚客罢招魂。……痒闷头风切，爬搔臂力烦……御寒增帐幕，甃影尽玙璠。不与华池语，宁将浴室论。洗心过顷刻，浸发迨朝暾。汗洽聊箕踞，支羸暂虎蹲。濯缨闲更入，漱齿渴仍吞……形秽忻除垢，神嚣喜破昏……香驱蒸雾起，烟雾湿云屯……”⁽⁴³⁾《全唐诗》旁边有记:“李敬方，字中虔，登长床进士第。大和中，为歙州刺史。诗一卷，今存八首。”然李敬方自提有言:“敬方以头风痒闷。大中五年十二月，因小恤假内，再往黄山浴汤。题四百字。”以盛唐开元时人寇坦及大和中进士李敬方之言，唐代佛寺浴室不仅不禁旁人以私会，而且连显犯麻风病的外人亦可洗浴，可见唐代印度佛教中土化后教规之疏，已成不伦不类之势。

与盛唐时期佛寺浴室对外开放、允许麻风病人随意洗浴相对应的是，从南朝以来，内地政权允许佛寺开设病坊，更增加了无辜人士感染麻风病的可能性。

关于佛寺开设病坊之事，最早见于南朝时期。据《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载永明四年:“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⁴⁴⁾虽此“六疾馆”中“六疾”包括哪些疾病类型，现已无法考求。然此举开了佛寺设病坊以济人之先河。从文献的记载看，盛唐时期“病坊”之举得到政府的协助与认可，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是前代所远远不能比拟的。据《旧唐书·武宗本纪》会昌五年十一月甲辰，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赈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⁴⁵⁾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四月灭佛，不仅诏令并省天下佛寺，而且诏令年四十岁以下僧尼尽行还俗(即而又改令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外国僧尼无度牒者亦皆还俗。到八月，天下凡还俗的僧尼就有26万多人。而《旧唐书》中所记“病坊”的诏令正是在武宗四月实行宗教改革并取得相当成效的情况下颁布的。另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条记载:“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昔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会昌五年十一月，李德裕奏云:‘国朝立悲田养病，置使专知。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玄宗不许。至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大致困穷。臣等商量，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收利。最为稔便。’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⁴⁶⁾另《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卷第二百五十四记载，广明元年(880年)乙亥“神策军皆长安富家子……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其下注曰:“唐置病坊于京城以养病人。会要:开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从长安已来置使专知，乞罢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儿有疾病，分置诸寺病坊。至德二年，两京市各置普救病坊。病坊之置，其来久矣。”从以上《旧唐书》、《资治通鉴》和《唐会要》的记载看，盛唐时期在佛寺中开设“病坊”至迟不晚于开元五年(717年)，最晚到至德二年(757年)尚在开设中;但从“广明元年……长安富家子……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看，唐僖宗时长安病坊仍然存在，可见“病坊”制度在唐代盛极一时。

唐朝政府从关心民众疾苦的角度看，在佛寺设立“病坊”的措施实有利于救助贫苦的病人。然而，为统治者所料未及的是遍及全国各地的佛寺，并非单纯的宗教场所，而是当时公众游玩、借宿和洗浴的公共场所，在医疗卫生知识根本未曾普及，佛家关于防治麻风病等知识不为时人所重的情况下，麻风病这种恶性传染病是很容易传播开来的。实际上早在唐朝之前北朝，麻风病已成灾害之势。据《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龟兹》记载:“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食弟糊，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人服之，皆愈。自后每使朝贡。”⁽⁴⁷⁾从李延寿《北史》所记，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已多有麻风病，否则产在龟兹国大山中“状如食弟糊，甚臭”的“如膏者”能成为“自后每使朝贡”的方物，其中重要的原因除了“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外，更重要还有“疠人服之，皆愈”的原因。另据《旧唐书·林士弘传》卷五十六记载:唐代初年“先是，曹州女子李氏为五戒，自言通于鬼物，有病癞者，就疗多愈，流闻四方，病人自远而至，门多车骑”⁽⁴⁸⁾。亦可见唐朝初年北方地区麻风病的扩散流行之势。再联想唐朝在各地佛寺这种公共场所设立公共浴室和病坊，便不难想象当时麻风病呈扩散之势的严重程度。

三、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佛教直接来源于印度佛教，仅从《大藏经》所保存的从汉代就开始的佛教教义的翻译与传播，就可以充分显示这一点。⁽⁴⁹⁾然而，从两晋隋唐时期佛教独立发展的情况看，印度佛教中就浴室修建、个人卫生的整理、治病方法与理念等方面，并未引起中国佛教界的充分认识，以致从秦汉时代开始，随着来自印度僧人及商队大量进入中国内地，也把印度麻风病这种恶性传染病从北半球极其重要的传播源地带进了中国，并且贻害至今。目前我国麻风病多发地区是广东、江苏、云南、四川、新疆等省区，中等发病区是山东、浙江、福建、广西、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西藏、青海等省区。根据以往发生该病的统计资料和现代传染病研究的成果表明，麻风病的传播有几大显著的特点:在分布上，麻风病有呈点状、集簇性传染蔓延的特征;麻风病多沿气温高的地区分布;在北半球，麻风病的分布是热带比温带多，南方比北方分布广，沿海或沿江平原比内陆山区多;以麻风病感染者的年龄看，青少年发病较多，而且在性别上以男性为多。⁽⁵⁰⁾同时，根据现代医学对麻风病传播方式的研究，麻风病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接触传染和通过空气媒介传染，而且还可以通过母婴遗传的方式来传染。据Ashamlla1987年报告，在有感染麻风病的98个中，60%以上家内接触传染者很少，夫妻间通过性关系传染者也很少。⁽⁵¹⁾广东省皮肤病防治院调查广东潮安县2259例麻风病患者的家属，发现其家属的患病率比普通居民高7倍;⁽⁵²⁾而广西皮肤病防治院检查病人家属3677人，发现其家属比普通居民的患病率高40～50倍;⁽⁵³⁾Job通过对587对患麻风病夫妇的2010名孩子的观察与研究后发现:麻风病母亲的孩子有14%患有麻风病，而父亲患麻风病的子女患麻风病的仅有7%。⁽⁵⁴⁾从国内外医学界的研究看，麻风病及麻风杆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古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是很难控制的。与麻风病及麻风杆菌具有顽强生命力相关的是，目前我国麻风病的多发区和中等发病区，并不完全符合麻风病多沿气温高、热带比温带多的特点，因为多发地新疆干燥少雨，属于内陆气候带;如新疆麻风病以其主要分布区看，塔里木盆地周围和昆仑山边缘地区是病人最多地区。通过回顾1952—2004年麻风病的防治资料显示，新疆累计发现麻风病人3973例，其中男性2762例，女性1211例;民族构成是:维族3548例，汉族367例，其他民族58例;地区构成是:和田地区2455例，喀什地区784例，阿克苏地区217例，巴州地区129例，其他地区388例。其结论是现代麻风病在新疆局部地区仍呈低流行状态。⁽⁵⁵⁾而青海、西藏则属于干燥酷寒的高原气候，这三个地区都不太利于麻风病的传播。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麻风病的多发区和中等发病区，实际上都是历史上佛教高度发展的地区。正因为历史上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和对佛寺这种大众公共场所的不合适开放政策，才使得麻风病及麻风杆菌仍遗患至今。所以，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盲目引进一种外来的宗教意识，而不顾产生这种宗教意识的背景，是会付出沉重代价的。

【注释】

(1)*高凯(1965—)，湖南益阳人，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社会史和简牍学的研究。

(2)邓来送:《佛教与中医心理学》，载《五台山研究》2002年第4期。

(3)叶干运编著:《麻风病常识》，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年版。

(4)肯尼思·F.基普尔，张大庆主译:《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页。

(5)［美］贾雷德·戴蒙得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6)余美文:《法国科学家揭示麻风病菌起源地及其传播路线》，摘自《健康报》2006年3月30日。

(7)Ancient Skeletal Evidence for Leprosy in India(2000B.C.)Gwen Robbins1*，V.Mushrif Tripathy2，V.N.Misra3，R.K.Mohanty2，V.S.Shinde2，Kelsey M.Gray1，Malcolm D.Schug4，《PLoS ONE》May2009/ Volume4/Issue5/e5669。

(8)顾乐:《印度出土4000年前尸骨揭示麻风病起源》，载人民网·科学时报，2009年6月4日。

(9)徐晶慧:《一项基因研究证实:印度人源于南北两个祖先群体》，载搜狐网·科技，2009年9月29日。

(10)《大正藏》卷49，第23页下。

(11)《续藏经》卷75，第592页中。

(12)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0页。

(13)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输入》，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20页。

(14)梁启超:《佛教与西域》，见黄夏年《梁启超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17页;尚永琪:《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35～140页;他认为“有明确记载是来自印度及西域的僧人15人，其中天竺僧人5人，安息国僧人3人，月支3人，康居国4人，占了71%;而支曜、昙果、竺大力、帛延、竺律炎5人，文献中虽没有明确记载他们来自何国，但从他们的支、竺、帛等姓氏以及他们同上列其他外籍僧人同行而至或合作译经的行迹来看，至少不会是汉族人，大多也是来自西域或天竺的僧人。”故此认为:从外籍僧人的比例占到95%的比例看，“这一时期的传教僧人主要还是来自西域的胡人和印度僧人……可见，西域人在此时的佛教传播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15)(北凉)昙无谶，天竺三藏昙无谶藏谶译:《大藏经》12册，《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九》。

(16)张振标:《中国古代人类麻风病和梅毒病的骨骼例证》，载《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7)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

(1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1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20)《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2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22)高凯:《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3)小野玄妙等:《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1934年刊行。

(24)小野玄妙等:《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1934年刊行。

(25)小野玄妙等:《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1934年刊行。

(26)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27)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卷70，1999年第2期。

(28)转引自陈明《千金方中“耆婆医药方”》，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91～96页。另外尚有相关研究者如:朱建平《孙思邈千金方中的佛教影响》，载《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第220～222页;朱伟常:《孙思邈与龙宫方》，载《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8～10页;薛克翘:《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载《佛学研究》，1997年。

(29)吴天竺沙门竺律炎共支越译:《大藏经》17册《佛说佛医经》。

(30)景峰:《唐以前的中印医学交流》，载《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第6期，第18页。

(31)(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山西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2)(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山西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参见法门简介，法门寺网站首页。

(34)转引自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35)杨衔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36)(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页。

(37)(宋)王谠撰，周勋初校注:《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38)［日］园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39)小野玄妙等:《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1934年刊行。

(40)小野玄妙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宋高僧传》，日本，1934年刊行。

(41)小野玄妙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宋高僧传》，日本，1934年刊行。

(42)(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全二十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

(43)(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全二十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

(44)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页。

(45)(五代)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46)(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7)(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

(48)(五代)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49)高凯:《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汉晋时期西域在佛教东渐中的作用》，载《史林》2008年第6期。

(50)叶惠玲:《麻风病离你有多远》，39健康网。

(51)Ashamlla L Int J Dermatol，1987，25(5):305。

(52)转引自潘兴虞、赵西丁《关于麻风患者家内发病的问题》，载《中国麻风杂志》，1988年第3期，第180～182页。

(53)转引自潘兴虞、赵西丁《关于麻风患者家内发病的问题》，载《中国麻风杂志》1988年第3期，第180～182页。

(54)Job C，Lepr J India，1980，52(8):353.转引自潘兴虞、赵西丁《关于麻风患者家内发病的问题》，载《中国麻风杂志》1988年第3期，第180～182页。

(55)居来提·克里木，黄万江，杨永光等:《新疆麻风病的流行及防治研究》，载《地方病通报》2006年第1期，第7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