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长的权力是如何形成的？

族长的威权

——族长，是家族的统领，族权的象征；家规赋予他权力的世俗性，祭祖赋予他权力的神圣性，当王权延伸到他的身上，他的权力便又拥有了强制性，于是他便成为家族中独一无二的王者。

族长，一个颇具传统意味的名词，一个很口头却很正统的称呼，也是一个职务，是一个以宗族和族人为管理对象的职务。

在现代社会，宗族观念虽然淡了许多，但意识依然残存于人们的脑际，这是一种与生俱来、潜移默化的意识留存，是传统文化挥之不去的无声传承。因此，民间依然有着对族长的尊崇，虽然尊崇的礼仪已经消退，但尊崇的意义与价值没有多大改变。在某些方面，族长对于宗族内部的事务，依然有着一言九鼎的权威。

2013年2月22日，《吉安晚报》刊登的一则与谷村李氏有关的报道，颇能证明这一点，虽然是一个反面教材式的报道，却颇能说明问题。报道标题是《聚众阻扰工程施工 七个男子分别获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峡江水利枢纽工程的配套工程建设，按照规划设计，该配套工程需要占用谷村老屋村“麻坑”山的土地，政府配合该工程建设方经与该村协商，征用了该处土地，且已将征地补偿款补偿到了老屋村。但该村李甲、李乙、李丙、李丁、李戊、李己、李庚七人于2011年初得知情况后，对将补偿款补偿到村的方式与渠道存在异议，要政府部门将补偿款直接补偿到他们家族的恭默堂。报道介绍：“2012年10月3日，李甲举办八十寿宴，邀请本堂六十岁以上部分李姓村民参加，在寿宴上，李甲、李乙与前来贺寿的村民商议，通过现场阻扰施工方式向政府施压，要求将部分补偿款直接用于‘恭默堂’维修。为此，2012年10月8日至12日，七人策划组织数十人李姓村民到‘麻坑’山工地，采取村民站在施工现场路上，将摩托车、树枝横放在施工道上等方式阻挠施工，政府工作人员多次规劝无效，致使中国水利水电五局五队、六队、八队的工程车、铲车、挖机等机械设备无法施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五万余元，严重影响了该国家重点水利工程进度。”事情的最后结果是，李甲等七人严重触犯了国家法律，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和有期徒刑。(www.guayunfan.com)这一案件告诉人们，现代社会中，人们潜意识里的宗族观念依然存在，族长的威信与权威依然有效。该报道中的李甲虽然不是族长，但他以八十高龄，在村民当中享有威望，成为村民心目中无须任命的族长。他的威信能够影响村民，村民也乐意听取他的号令或召唤，故而在他的策划组织下，为了本房恭默堂的利益而实施了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阻工行为。

由此可以推想，在长达几千年的宗族社会里，族长们拥有的权力相当大，影响也相当广。谷村《家规》就很清楚：当族人要求调解诉讼纠纷时，族长对原被告双方的“喝令”，便是对族长权力最好的诠释。

族长怎么会有那样大的权力呢？首先，在宗族当中，族长通常是由族中辈分大、身份高、地位尊、名望重的人担任，无形中就在族众当中享有权威。其次，族长往往会一面借助族规、家法对族人的约束力来行使族权，一面借托祖先的名义来行使族权，使族权与神权达到统一。再次，族长背后有官府的支持，王权与官府借助家族这样的社会单元，来治理国家，从而使族长权力的背后有着官府权力的影子。第四，儒学名家对族权的推崇，朱熹就是最为突出的例证，他在王权治理国家的理论当中融入了儒家的伦理要求，也在族权治理家族的理论当中融入了儒家的伦理要求，特别是他对祖先崇拜与祭祀的强调，将主持祖先祭祀者的权力与地位推崇到了家族管理的极致，从而使族权之上闪耀着神权的光芒。当王权、神权都集中到族权之上，族长自然就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力、如此之高的权威了！

历史上，族长制有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族长作为一个职务，首先出现在周朝。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宗族也在不断发展繁衍，族长在宗族内的权威不断增加并得到强化，成为这个职务所固有的权威。

族长最初的权力，大概只限于打理宗族内部的一般性事务，诸如防火防盗、劝和解纷、管理水源、支配族财等。后来，随着官府治国理政的需要，原本属于官府承担的一些职责下放给了族长，诸如赋税收缴、徭役差遣、缉盗捕贼、一般性诉讼调解等，使族长正式成为官府权力在基层的延伸，逐渐加大了族长权力的公权性。再后来，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帝王治国的统治思想，官府又将教化乡民、惩戒刁顽的职责转移给了族长，就又增加了族长权力的思想引导性、道德劝诫性和法纪惩处性。再后来，随着家庙演变成宗祠，家祭演变成族祭，族长拥有了主持祖先祭祀的权力，从而使族权与神权直通，增强了族长权力的神圣性。至此，族长的权力达到了巅峰，在宗族之内至高无上、不可撼动。

谷村《家规》关于祠祭的条款，十分明确地突出了“主祭”的地位：“先晚鸣锣三通，诸绅士、主祭、分献赴祠，用习仪饭”，“五鼓以后，又鸣锣三通，主祭、分献、房长及各房绅士齐集来祠，向上三揖”，“午后仍鸣锣三通……中排四席，主祭、分献、房长序坐”。进入祭祀仪式之时，“主祭”的地位就列在最前，由他来主持整个祭祀活动；祭祀结束后，破胙宴席位的排位又是“主祭”列在最前。这个“主祭”就是族长，即使不是族长本人，那也代表了族长的权力。在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时代，不是族长，谁敢坐在首席？这就是规矩，就是法度，它所凸显的就是主祭或族长的权威与地位，族长权力神圣不可侵犯。

作为封建社会残留的一种制度，经过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族长制已经被废除了。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喊出“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学说，族长制在中国社会的根基就开始动摇，后来经过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破四旧、立四新”和文化大革命的历次冲击，族长制便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只留下一个族长的概念残存在人们怀旧的思想和惯性的意识里，成为一个曾经存在的符号。

族长制的没落，从清朝就开始了，“绅士”这个群体的出现就是标志。谷村《家规》中找不到“族长”一词，只有“首事”、“首士”、“主祭”等称谓，这就表明：《家规》修订时，谷村已由族长管理制转化为绅士管理制。

绅士，又称乡绅，原指地方上有势力的地主或退职官僚。他们聚集在族长周围，协助族长共同执掌宗族的权力。清朝后期，一些身份偏低、但经济实力较强的人，主要是那些既无土地（不是地主），又没当官（不是官僚），但却通过经商等方式发达起来的人，向朝廷或官府缴钱，捐得绅士身份（叫作捐纳绅士），从而挤入宗族势力集团，参与宗族管理和决策，硬是从地主官僚手中分走一部分权力。村庄当中，出现一个两个捐纳绅士，倒无大碍，但当这个群体不断增大时，原有的族长集权制，就变成绅士共和制或绅士民主制了。族长制没落至此，又经历了20世纪前半期各种革命的冲击，便彻底退出了权力的历史舞台。

族长制虽然不复存在，但在一些具体事务上，仍然通过族长制来落实。比如修订宗谱，人们基于落后的宿命论意识，忌讳自己冲撞那莫名其妙的“煞气”。所谓“煞气”，是命运论中人们忌讳且回避的凶神恶煞。民间谮语说“有福者当之，无福者失之”，即指：如果辈分偏低、年龄偏小的人主动担当起修订宗谱之类的大事，会因为自己福力轻而冲撞煞气，造成命薄的结局。谷村李氏三德堂支谱的修订，就是由堂中辈分高、年龄大的长者倡头实施。再如起龙灯、修祠堂、建牌坊、祭祖宗等需要全族人共同参与、带有神圣色彩的重大活动，必须由族长制来落实。1980年春节，谷村小祠下起鳌鱼灯即是如此。这样一来，现实中就形成了一种隐形族长制，在这个隐形的制度里，非命名、选举、继承而产生的族长，往往都年纪偏高，非耋即耄，健康、体力等因素使他不可能担当具体事务，只能担当精神责任，真正任事的是年轻人。于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里有安排：长辈牵头，晚辈出力。潜意识即是：长辈出头挡煞气，晚辈出力干事情。谷村2006年翻印乾隆版族谱时，倡头的便是李树国等长者，而具体做事的便是李泉水等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