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与教训

四、代价与教训

1.禽流感警示生态代价

尽管全球感染人的禽流感疫情局限于H5NI、H7N7和H9N2毒株，但在特定因素作用下，自然界中的禽流感病毒有可能与人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配，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如果它们长期在人群中引起感染，就有可能发生病原性变异或与人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配，形成重配株，进而获得对人的致病性和在人群中传播的能力。

澳大利亚专家日前警告，未来25年将会发现很多新型甚至可能致命的病毒，这些病毒大部分传自动物。这位教授指出，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全球暖化和行为改变，都可能助长新病毒的滋生，而滥用抗生素导致微生物产生抗体也是人类频频遭受病毒攻击的原因。他表示：“微生物世界要继续生存，便要作出反应，我们对此不应感到奇怪。”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疾病的流行，也许正是一个警示，提醒人类重拾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新传染病的出现让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人们警醒，破坏性的发展，可能已经招来生态失衡后的惩罚。

在这次禽流感大暴发后不久，候鸟等野生鸟类成为传播病毒的“犯罪嫌疑人”。近日，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的部分专家、官员纷纷提出对候鸟的质疑甚至“指控”。就此《科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国内部分知名鸟类专家和生态专家，他们凭借多年研究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所积累的经验发表了观点：从禽流感、SARS，到赤潮、水旱灾害、荒漠化，人类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才是罪魁祸首，野生动物不过是替罪羊。

2.由禽流感反思工业文明

人类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满意和不满足农业文明所能提供的产品了。于是工业文明不可阻挡地介入到了人类物质消费尤其是食品消费的领域。家禽家畜的饲养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标志是大规模集约化、现代化和自动化的饲养，人类对家禽家畜实行了“格式化”生产。牛、羊、猪、兔、鸡、鸭、鹅、鱼等都被圈养在标准化的格子、笼子或箱子中。它们所吃的食物也是经过配方处理的饲料，激素、杀虫剂、抗生素无一不掺杂其间。人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牲畜出栏率高了，肉、蛋、乳和各种附加产品多了，生长期缩短了，产品极大地丰富了。

但是，特殊的疾病也就不请自来。今天集约化的工业养殖方式同样是禽流感迅速蔓延和恶化的重要原因。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韦伯斯特认为，亚洲大型养鸡场中鸡只的密度大，鸡笼环境狭窄，加上传统的活家禽市场，都是禽流感迅速流行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不仅导致鸡的生长环境不卫生，而且禽流感病毒能迅速改变基因结构，助长了病毒基因的“重组”，使得禽流感病毒可能迅速变种。引起现在的禽流感的H5N1病毒以后很可能与人类流感病毒混合，然后直接“人传人”。

另一方面，在集约化的工业养殖场，人们往往在饲料与饮水中投入抗生素，这使得家禽和家畜疫病难以控制。抗生素在最初的时候可以使禽类的发病率下降，但抗生素很快就会因抗药性而失效，人们只好再更换新的药物。在频繁的换药中，人类难以再找到治疗禽流感及其他疾病的药物。

虽然自农业文明以来，就因为人与动物的亲密接触增加了病毒从动物传染到人的机会，比如天花、肺结核、麻疹和流感等常见传染病，都被认为与牛、猪、鸡等家养动物有关。但是工业化生产的介入，使得一些疾病对人类的危害比过去更大和更令人束手无策。这究竟是文明的代价，还是自然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拉响的警钟？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们还无法计算那些用大量激素和抗生素催生出来的产品，对人类健康和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呼唤强有力的食品安全预警系统

近几年，毒火腿、毒蔬菜、毒豆奶事件一再发生，而这些产品在市场上流行已久却未被揭发，这显然反映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与政府职能部门预警滞后、信息不全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当年我国的对虾被欧盟检出氯霉素，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而国内的消费者此前却对这种对虾产品的危险毫不知情，许多生产企业也没有从相关部门得到必要的警告。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总是可以一再教训我们？

基于对食品安全的重视，许多发达国家在建立完备、严格的检验标准和预警机制方面，早已走在我们前面。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家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已达80%，日本超过90%，而我国则不足50%；我国为136种农药制定了食品残留标准，而美国和欧盟监控的范围则涉及489种和1176种；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分散在多个行政部门，而美国1998年即成立了多部门参与的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欧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也有国家食品局专司其职。由于这些方面的落后，我们不仅在食品安全的“天灾”面前显得被动、无力，更令产品声誉在出口时颇受质疑，影响了企业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继人口、资源和环境之后的第四大社会问题。亚洲禽流感或许只是我们听到的又一记警钟声，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观测哨”、“预报员”，这样的“天灾”，还是会不断找上门来。

4.应对禽流感，SARS学费没白交

去年刚刚经历了SARS侵袭的中国人，对“疫情”、“传染”等字眼的敏感、担忧、恐惧程度是不难想象的。在抗击SARS的初期，我们曾手忙脚乱。而此次当禽流感突破国门向我们袭来时，我国政府和广大群众则处变不惊，沉着应对，防治措施到位，工作有条不紊，效果切实可见。抗击SARS，广大群众得到确切的疫情信息较迟。于是，产生了恐惧与慌乱，大家纷纷抢购医药品和生活用品。而此次应对禽流感，疫区群众情绪稳定，心态平和，生活秩序正常，他们的感受是“政府的措施很到位，我们很安心”。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变化，说明SARS的“学费”没有白交。从SARS到禽流感，不到1年的时间。如果说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防控疫病的实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有根本性的改善，那显然是不现实的。抗击禽流感，我们能够实现良性运作，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和人民以更为成熟的心态，以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迅速反应，抢得先机。

一场疫情袭来，首先检验的是政府的信心、能力和群众对政府信任、支持的程度。我们看到，在周边国家发生禽流感疫情后，中国便严阵以待，加强防范；疫病进入国门后，周密部署，沉着应战，以果断的措施顽强狙击。党中央、国务院对疫情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八项防治措施，之后又成立了全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总指挥部。发生疫情地区的各级政府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划定隔离圈，对疫区的家禽实行了扑杀和强制性免疫，对农户扑杀家禽的损失给予了及时的补偿。

我们还看到，中国防控禽流感，一直保持着信息沟通和发布的及时畅通。我国发生疫情后，农业部、卫生部立即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通报，得到了国际上的肯定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新闻发言人罗尔·瓦蒂亚说，广西禽流感病例确诊后，媒体和世界卫生组织“几乎是同时得到消息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及时向公众公布疫情。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八项防治措施中，“已发现疫情的地区，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时、准确公布疫情”被列在第一条。

疫病来临，群众最需要镇定，需要了解确切的疫情以及如何进行科学防控。准确、及时的信息公布和防控措施的宣传，无疑对此次及时消除公众对禽流感疫病的恐慌、稳定疫区群众的情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加之政府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的务实态度，及时明确对发生禽流感地区扑杀家禽损失的补偿政策，对家禽实行免费强制免疫，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群众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的防控行动，一种政府和群众相互信任、齐心协力、“群防群控”的局面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