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尾与存疑

对某些人而言，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医学的著作，以讨沦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作为结尾，似乎会产生误导。在这些作者身上我们发现的科学“进步”远比我们希望的要少。但是，最后转向讨论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的确强调了这一时期的复杂特点。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正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17世纪机械论哲学的兴起上，却没有同时评价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自然法术在当时令人感兴趣的理由，这往往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时期的评价不完整。而且，直到最近，人们才充分重视这一事实，即一些新哲学的传统中心人物不仅坚定地坚持法术与神秘主义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坚定地坚持古代哲学的基本信条。如果17世纪的学者们没有考虑过弗拉德与范·赫尔蒙特著作的重要性，那么它就决不会成为论战的中心。同样的争论也适用于早此一个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

科学与两种人文主义

要弄清楚为什么实证主义的历史在过去居于统治地位并不太难。科学与医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改变。人们主要按照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来对15世纪中叶的学术界进行诠释。毫无疑问，批评的自由影响了主要的思想领域。因此，14世纪学者对位置运动的详细考察使亚里士多德见解中的弱点显而易见，解剖学中观察教育的重要性也迅速得到认可，并促使人们对医科学生公开解剖尸体的广泛接受。这些进展可能只发生在数量有限的一些大学中，但这些大学居于欧洲最有声望的学术中心。

中世纪晚期内部的自我批评在后两个世纪中被公开的反叛所取代。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突破，到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和医学研究是在大学之外的地方进行的。尽管认为大学在这些进展中没有起作用并不正确(帕多瓦与医学传统是最显著的例外)，但这一时期初期成立的科学学会和地方性学者团体，较之于传统的教育中心来说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的确是真的。此时，已经听到了对新科学或哲学的大声疾呼，并要求取代亚里士多德派和盖仑派的训练，因为这些训练似乎并无用处，在精神上令人窒息，并且在神学理论上(有时)也不足以信。

对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史——科学史和医学史应该包含在这个概括性术语中——的任何研究，都必须重视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学人文主义较晚才进入各门科学之中。直到15世纪下半叶，我们才在科学界看到了对古代经典作品同样的热心搜寻，而这些古代经典作品已经成为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舞台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在15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中，波伊巴赫和雷纪奥蒙坦在搜寻托勒密《至大论》的完整希腊语译本。在医学方面，利纳克雷和金特的同样努力出现得甚至更晚。这些科学与医学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在近代科学发展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哥白尼事实上是托勒密天动说复兴的产物，而维萨留斯和哈维同样反映了16世纪的盖仑学说。

这种形式的人文主义是《天体运行论》、《人体结构》和《心血运动论》背景中富有影响的部分。哥白尼对《至大论》的研究使这一著作成了新世界体系的基础，但经他之手，古代天文学的结构仍然清晰可见地保留了下来。与哥白尼地动思想相关的问题，将导致一门新运动物理学的产生和宇宙无限这一可能性所提出的难题。医学人文主义的意义也不亚于此，从帕多瓦传统到哈维血液循环的发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和文学人文主义者一样，这些学者型科学家和医生也崇敬古代权威，但正是他们的工作导致了古代权威的毁灭。一个运动着的地球要求必须有一个与亚里士多德的体系远远不同的物理体系，而盖仑的学说再也不能在因17世纪生理学新发现而获得改变的医学中统治下去了。

最后我们看到，同样的发现还具有神学上的意义，而这一点很少被发现者说起。虽然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遭到了路德派神学家的攻击，但他本人却受到自己所在教会的尊敬。到了17世纪早期，这一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伽利略首先受到警告，后来又被宗教法庭起诉。笛卡尔害怕信仰哥白尼事业所带来的后果，于1633年仓促从印刷商那里撤回了他的《宇宙论》。虽然到此时，宗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对《圣经》进行原义诠释，但科学家们却回答说，《圣经》并不就是研究自然的指南。尽管自然神论(deism)的出现仍然远在将来，但其种子已经播下。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远比初看时来得复杂。当时人们不仅重新获得了古代医学和物理学经典，而且也重新获得了古代晚期神秘主义作品，而它们的影响不亚于盖仑和托勒密。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翻译并研究了赫尔墨斯文集的秘密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试图揭示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隐藏着的各种关系，结果掀起了对自然法术及其所有相关领域重新感兴趣的热潮。占星术、炼金术、犹太教神秘哲学和毕达哥拉斯数秘学的学者们相互竞争，以期找到一把能解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

这种人文主义的倾向——赫尔墨斯派的、法术的和炼金术的——在这一时期的科学中根深蒂固。这些学者一神秘主义者不断重复他们的这一信念，人应该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造物主本身。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科学和医学只不过是关于自然界秘密——及其隐藏着的力量——的知识。简言之，科学和医学两者都被看成是自然法术的。人应该通过观察那些将自然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和谐来学习。阿格里帕、波塔和狄都参加了这种通过自然对真理的神秘寻求。但在所有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他们公开号召摧毁古代权威。正是他们——而不是帕多瓦的解剖学家或者哥白尼派学者——看到了对一种新的不同的科学和医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他们还确信，这种科学和医学将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医学化学体系基础上，这导致了一场言辞激烈而又深具意义的论战。

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就承认，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熟知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托勒密和盖仑，而且也熟知赫尔墨斯全集和炼金术士与占星术士的著作。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着对建立一门新哲学的广泛吁求，而且再次表明，这既是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梦想，同时也是帕拉塞尔苏斯、康帕内拉和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梦想。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这条通向新哲学的“其他道路”无论在哪里都不如在17世纪早期的科学乌托邦中更加明显。

正是这种“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影响继续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罗伯特·弗拉德的论战和范·赫尔蒙特对改革的吁求。弗拉德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的精神继承人，其著作成了论战的风暴中心。对他著作的主要攻击来自于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这些学者原本就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还可以把弗拉德与其对手的交锋视为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人文主义传统和赫尔墨斯人文主义传统之间旷日持久论战的后期表现。

至于范·赫尔蒙特，他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致力于用一种新科学取代古代哲学，但他却公开反对帕拉塞尔苏斯较为神秘的著作、弗拉德选集以及所有这些强调神秘主义与法术的炼金术和医学化学的作者。因此，尽管他们都赞同需要一种化学论哲学，但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在方法上显然不同。有趣的是，前者遭到早期机械论者激烈攻击，而后者的著作则得到了仔细阅读和欣赏。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范·赫尔蒙特只不过要求一种与教会控制相分离的新哲学。而且，范·赫尔蒙特后来被公认是自然研究新方法的奠基人，这种新方法与17世纪第三个25年中机械论哲学家的方法匹敌。由于受到宗教法庭的起诉并被软禁，范·赫尔蒙特的情况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伽利略相似。

人的改善：教育、农业和战争

到17世纪中叶，许多人都公开谈论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论战，但他们完全懂得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正如我们认为，最具批判性的论战很可能发生在机械论者和化学论者之间。这从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英国文献中得到了最好说明。内战(the civil war)①与王权空白(the interregnum)②促使人们在共和政体(the commonwealth)③期间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中许多计划特别涉及到教育改革，其中包括彻底变革大学课程的要求。赫尔蒙特派学者们坚决主张，在因政治革命而进行宗教改革的同时，也要将高等教育建立在源于自然的新观察资料的基础之上。

①指1642—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译注

②指1649—1660年英国王位空缺时期。——译注

③指1649年克伦威尔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后开始到1660年封建王朝复辟时止的英国共和政体。——译注

这些建议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也许就是由约翰·韦伯斯特于1654年提出的。他起先是一个清教徒，后来又成为一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牧师，年轻时学习过炼金术，并懂得足够的医学知识，曾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兼随军牧师)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④的军队中服役。由于确信在共和政体的早年将完成必需的宗教改革，他对大学里的牧师训练越来越感到苦恼。因此，他写了一部名为《考察》(examination)的书，他在书中要求进行教育改革，所用术语使人回想起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所说的话。

④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1599--1658)。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保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1653—1658年)。——译注

韦伯斯特认为要反对在大学里讲授亚里士多德内容贫乏的无神论著作，而赞成“具有高度启发意义的玫瑰十字会”。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所宣称的，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然知识，可以通过直观演示得到最好的传授，通过“亲手处理煤炭和熔炉”习得。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继续寻找自然法术和“犹太教神秘哲学科学(cabalistick science)”的秘密时，就有可能懂得三要素的重要性。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要对基督教原理(christian pnnciples)的知识进行适当改革，就必须要像培根曾经提出过的那样建立一些公理表。但是我们还必须——作为真正的基督徒——寻求了解自然：

“这种了解建立在感觉、理性、实验和《圣经》原理的基础上：在人类全部学识几乎所有的方面中如此完整的作品……就是学识渊博的弗拉德博士那些论述详尽的著作，比起以前提到过的所有方面……世上还没有一件作品比这更杰出、更具实验性和更完美。”

另外，韦伯斯特还告诫新哲学的实践者们，要避开亚里士多德而求教于费奇诺、柏拉图、吉尔伯特和赫尔墨斯的著作，就像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实验化学将成为打开自然的钥匙，帕拉塞尔苏斯和范·赫尔蒙特的医学将取代盖仑医学。

韦伯斯特的小册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受到了塞思·沃德(seth ward，1617—1689)①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②的严厉抨击，他们两人在今天被尊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前者从1649年起一直在牛津大学教授天文学，他在这里把开普勒椭圆轨道的教学引入了英格兰。威尔金斯作为哥白尼体系的捍卫者以及《数学法术》(mathematical magick，1648)和半乌托邦著作《发现月球上的世界》(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e，1638)的作者而闻名于世。当时，他们两人合写了一部关于大学的《辩护》(vindication)。在这里，沃德强调了大学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并着重指出了韦伯斯特建议的不恰当和前后矛盾之处。在逐点批驳了韦伯斯特的著作后，沃德承认大学里数学的情况有待改善，因为它几乎不能用于彻底考察韦伯斯特所提出的神秘和谐。他对完全抛弃盖仑医学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并认为，韦伯斯特指责大学里不知道化学是不公平的。如果韦伯斯特曾指出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是改造自然的基础，那么塞思·沃德对此是赞同的。但韦伯斯特是如何遵循这个看法的呢?他转向了提倡“理性”和“实验”的罗伯特·弗拉德。这确实太过分了!“对这种卑鄙无耻之徒能有什么信任呢!”尽管不久以前他曾推崇弗兰西斯·培根的“严格而准确的归纳方法”，但他现在“又陷入了犹太教神秘哲学的神秘方法以及表面的数字之中：全世界再也没有比拉·维里拉莫(l.verulam)和弗拉德更加对立的两种方法了，一种方法是基于实验，而另一种方法则基于神秘的观念理性；甚至一会儿他盯住这个，一会儿他又瞄准那个，这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呵，风向的变化是多么神速!”

①英国天文学家。——译注

②英国医学家，皇家学会最早的秘书之一。——译注

沃德最后说，如果韦伯斯特当时讨论了柏拉图、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epicurus)、菲洛劳斯和吉尔伯特，那么为何还有必要说这些话呢!因为，“如果弗拉德博士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走得更远呢?”

韦伯斯特一沃德论战常常受到误解。约翰·韦伯斯特被指责为轻率地提出用一种科学与迷信——化学与法术——的怪诞混合物作为大学改革的的基础。沃德由于对此作出正当愤慨的反应而受到赞扬。但正如我们所见，韦伯斯特的化学观并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化学，而他的法术也与这个词本身暗示给我们的妖术(black art)相去甚远。在此，他对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法术”一词长期被误用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清除了虚无和迷信的……自然智慧(natural wisdom)或自然睿智(natural prudence)”。更为复杂的是，当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1610—1665年)在当年决定再次回击韦伯斯特并以此来捍卫亚里士多德派的主张时，他声称没有必要讨论各门科学的状况，因为沃德和威尔金斯已经极好地对此作了描述。结果，我们发现，古人的拥护者与机械论者——或“今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化学论哲学家。

寻求教育改革对化学论者和机械论者来说是共同的目标。但到了17世纪中叶，这两派把其主张视为根本对立。这两派中当然是化学论者对激进的变革最感兴趣。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希望用新哲学来为人类和共和政体造福。这无疑是源出于自然法术——与妖术(black magic)相反——的目标。自然法术家寻找隐藏在自然界的秘密以便将它们应用于实践。在小宇宙层面上，尽管这在别的领域也会产生结果，但它鼓励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去寻求一种新医学。对于弗兰西斯·培根来说，如果自然法术不具有实用性，那么它就一无是处。他坚决主张，要对各种技艺进行全面考察，以便通过深入研究使其得到提高。他希望建立每门技艺各自独立的“历史”，这后来成为早期伦敦皇家学会以及17世纪所有其他科学学会计划中独具特色的部分。

早期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665年创刊)反映了培根的这一实用目的。与纯科学论文一起发表的是能让医生受益的医学报告。早在1665年，该学会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考察农业状况并提出可能改善的建议，这些人特别重视普通的农产品。该学会还鼓励其会员和通信会员交流他们对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植物的观察资料。他们也鼓励那些关心航海的人。因此，我们发现了对新的计时装置(用于确定经度)的详细描述，也发现了在地球的不同地区磁性的变化。采矿被认为极其重要，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有关矿山和矿石的报告。同样，他们还讨论了各种新产品及其制造过程。经过改进的犁、会说话的喇叭、建筑石块、铁的制造、金属铸造、啤酒酿造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产品都得到了详细的描述。毫无疑问，培根对此是会赞许的。

这种对实用的偏好长期以来被当成是新科学的主要特征而受到关注。但在此目的上，化学论哲学家与培根派学者们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他们的医学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且他们公开蔑视那些学术界只懂理论的内科医生。赫尔蒙特向盖仑的信徒提出挑战，要求做一个试验来决定未来医学的方向：

“让我们从医院、军营或者其他地方挑出200个或者500个有发烧、胸膜炎等病症的穷人，把他们分成两半。然后抽签决定其中一半由我负责，另一半由你负责：我将不用放血和清肠的疗法来治愈他们……然后我们看看各自会有多少病人亡故。”

他的追随者在几十年间反复提出这个挑战，但没有找到一个应战者。

对于其他人来说，通过农业改革和新型化学战，化学被视为国家的潜在救星。帕拉塞尔苏斯的确著文论述了肥料中存在着一种予生命的盐(life-giving salt)，并认为这就是肥力之所在。这个题目很快被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伯纳德·帕利西(bernard palissy，1510—1589)

①抓住，并用来讨论泥灰用作肥料的问题。到该世纪末，英国的休·普拉特(hugh plat，1552—1608)②对农业实践中使用较新型的肥料发表了长篇报告。在他看来，这给国家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他的报告还反复使用帕拉塞尔苏斯派的生命精气和化学理论来讨论生殖和生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在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实验——因此，当我们发现皇家学会所试图建立的最早的培根派“历史”之一就是农业史时，我们也许并不会感到惊异。尽管该委员会的全部成果从未出版过，但这些确实流传下来的报告却再次表明，他们是通过传统的化学方法研究这一课题的。

①法国陶器搪瓷匠人、自然科学家。对化石的本质和地下水的形成有正确认识。因宗教信仰被判死刑，死于巴士底狱。——译注

②英国农学家。1600年提出了穴播小麦的方法。——译注

化学论者对化学战的兴趣在约翰·鲁道夫·格劳伯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体现。在17世纪下半叶的化学论者中，格劳伯的威望被认为仅次于范·赫尔蒙特而位居第二。由于亲身受到三十年战争(the lhirty years’war，1618—1648)③这一灾难性事件的深刻影响，格劳伯撰文认为，需要维护法律和秩序，但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把德国建成“世界霸主”。这一目标可以部分地通过新的经济繁荣、部分地通过新的军事技术来实现。两者都是恰当运用从化学论哲学获得的化学知识的结果。

③指1618—1648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译注

经济繁荣可以通过对化学论哲学的新关注来实现。那些在丰收之年和歉收之年都饱受严重损害的农民，可以学会在丰年把他们多余的粮食浓缩成麦芽汁，这些麦芽汁日后可以用来酿造啤酒。种植葡萄的农民也可以从同样的过程中受益。假使如此，他们须把葡萄汁蒸发到蜜一般浓醇，这样就能够保存任意长的时间，然后在发酵之前再兑水还原。这样酒商不仅可以节约运输费用(如果需要装运的话)，而且还可以囤积产品直到所需之时，从而获取可观的更大利润。

这样农民们不再浪费粮食而能保障自己的富足。但刚发生过的战争表明，精明的农业管理无补于战争中士兵的破坏。国家必须要有能力保护人民，保护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谁也不能说出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正如格劳伯所写的，他听说上耳其人正在行动——而且近期发生反常的风暴和地震，还出现了一颗罕见的彗星(1662年)，这一切确实表明了神的不悦。对于格劳伯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正迫在眉睫。因此，国家必须用自己开发的新式武器来武装自己。他描述了一种长型“军用手杖(warlike canes)”，可以用它来喷射酸雾或者酸雨。围城中的保卫者用这种方法能使敌人致盲。或者，如果是基督徒的军队在进攻，那么用这种灌满同样酸液的小型手榴弹就可以把敌人要塞隙望塔内守卫者的眼睛弄瞎；然后就可以打开城门，以便基督徒的军队能够进去。

格劳伯充分意识到这里包含着一个道德问题。他的发明击退了一些敌人，因为别人会因它而严重致残。但格劳伯回答说，火药与他的酸是极为不同的，前者会“消灭和杀害众多的人”，“而用我的这个发明，就不会有人遭到杀害，还能从敌人手中夺取胜利，那些被活捉而成为俘虏的人可以强迫他们做工。在我看来，这总比把他们杀死更有利。”

无论如何，“我们用弄瞎眼睛来打击我们的头号敌人土耳其人，为的是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妻子儿女，难道这不合法吗?”

十分有趣的是格劳伯还预见到，一些新式武器有可能被叛徒出售或者在战斗中落人敌手。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泄露出去，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机智敏锐的人”应该不断寻求改良现有武器和发明新式武器，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必须制定这样的研究计划，“我相信，未来战争与迄今为止发生的战争不同，它将依据另外的方式进行。武力必须让位于技艺，因为技艺有时的确能战胜武力。”

教育改革、农业改革以及化学战是化学论哲学家们试图完成实用目标的有趣事例。而这些事例还具有更大意义，它们表明尽管这些化学论者同机械论者和科学学会的早期会员(化学论者很少参加这些组织)也许有过唇枪舌剑的斗争，但他们也像其科学和医学上的论敌一样，十分关心用知识来造福人类和他们的国家。

的确存在一场科学革命，但作为一场革命，它是一个长期的事件。我们所记载下来的巨大变化发生于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中。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期来说，以费奇诺和帕拉塞尔苏斯的知识继承者为一方，以安德纳希的金特和波伊巴赫的知识继承者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和相互影响。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炼金术士同他们的论敌盖仑的信徒和托勒密派(或哥白尼派)的学者不断论战，直到完全进入17世纪。也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交流最适当地划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界线。科学的其他方面能够发生变化并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对这场论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1660年之后几十年间新科学学会的发展，可以看做是实现了早期的科学乌托邦。虽然培根派学者和机械论者在这些组织中的人数占有统治地位，但皇家学会并没有排斥像伊利亚斯·阿希莫勒这样杰出的炼金术士。至于约翰·韦伯斯特，他把皇家学会的杰出研究当做写作题材，对他来说，这似乎就是在实现化学论哲学家的梦想。

我们已经按照年代顺序讨论了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即从赫尔墨斯全集的翻译和波伊巴赫著作开始，到范·赫尔蒙特和早期机械论者著作的面世为止。但是，如果有人假设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所有证据都在17世纪第三个25年中消失了，那么这是不正确的。波义耳的著作带有范·赫尔蒙特早期著作的强烈色彩，而且他是其同代人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人。艾萨克·牛顿很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以至于现在有些学者断言，炼金术是其物理学理论的真正基础。但这种断言仍未得到证实；牛顿的《原理》(1687年)中并没有关于炼金术的形象化描述和推测。牛顿的著作在两个世纪里关于真正的宇宙体系的论战中达到了顶点，至今仍然是现代物理学各分科的基础。但对我们来说，牛顿值得关注还有第二个原因，他发表了关于光学的实验研究成果以及对物理学定律的数学论述，却把自己的炼金术手稿封存起来。

牛顿的活动对后来的科学史具有象征意义。18世纪是启蒙运动时期，也是理性时代。这一时期的科学是“牛顿派的”，因为它以定量化为特征并在描述和阐述自然现象时运用了数学抽象的实验科学。这是各学院和学会的科学，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众所周知的神秘主义和法术加以摒弃和贬斥的科学。但事实上，炼金术作品在18世纪仍然继续出现，其速度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一样快。尽管如此，早期的论战已经不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些论题不再是科学主流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交锋此时正处于休眠期，它只有在新世纪的黎明到来时，伴随着自然哲学的兴起，才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获得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