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8年，宋国国君襄公率兵进攻臣服于楚国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便立即发兵攻宋，以解郑国之危。宋襄公闻讯后急忙回师，进至泓水(今河南柘城北)北岸，摆好阵势，准备迎击楚军。十一月初一日，宋、楚两军隔泓水形成对峙状态。当时，宋军已先期完成了部署，而楚军自恃力量强大，竟在宋军面前开始横渡泓水。此刻，宋军处于可以进攻半渡的楚军的十分有利的状态。见此情形，时任宋军司马(主持军政工作的官职)的公孙固立即向襄公建议:“敌众我寡，应乘其部队尚未完全渡过河之机，立即发起攻击。”襄公回答说:“不可。”当楚军全部渡河完毕正在列阵时，公孙固再次建议乘机发起攻击，襄公仍然回答说:“不可。”一直等到楚军列阵完毕，派人到阵前来叫战时，宋襄公这才下令击鼓攻击。结果，因楚军人多势众，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身负重伤，落荒而逃。
战后，宋国人都埋怨说，是襄公不听司马固的话才招致了惨败。但是，宋襄公却不以为然。他坦然地解释说:讲仁义道德的人不忍心再加害已经受了伤的敌人，也不忍俘虏那些头发斑白的老人的。不要乘机攻击处在危险境地的敌人、不要乘机攻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这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兵法原则，哪怕是亡国，我也要遵循这些古老的兵法原则。
今天看来，宋襄公的守旧和顽固，确实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然而，在当时，他的这种做法还是情有可原的。
在我国，从夏朝到西周的1300多年间，奴隶制社会正处于一个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统治的经验日趋丰富。特别是周武王建立起西周王朝后，其主要统治者之一——西周初期的大思想家、政治家、圣人——周公(名叫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由于亲眼目睹了曾经十分强大的商王朝在广大奴隶和平民武装反叛之下毁灭的事实，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地位，他在总结夏、商奴隶主统治人民群众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周礼”，从意识形态上为人们制定出了各种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比如，根据现存资料引用《周礼》和《司马法》的有关内容看，西周王室处置各诸侯的标准大致是: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者，就减少他的封地;有驱使国人、凌侮外邻者，就囚禁其国君，并另立新君;有使天野荒芜、人民群众离散者，就削其国土，并贬其爵位;有负国恃险、不服王命者，就发兵讨伐他;有残贤害民、贼杀亲属者，就公布其罪状，并按政令治其罪;有放逐、杀害国君者，就残灭他;有轻侮、冒犯政令者，就动员各诸侯国孤立他;凡造成内外混乱、行如禽兽者，均灭绝其封国。
在“周礼”中，周公创立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宗教政治伦理观。其所讲的“德”指德政;“保”意为占有;“以德配天”的基本含义是，通过推行德政，取得上苍赋予“统治天下”的授命;“敬德保民”则意为，以遵从德政的要求为根本出发点，确保能永久地统治奴隶和平民。
他把“天命”“敬德”“保民”三者联系起来，以“敬德”为“受命”的前提，以“保民”为“天命”的具体体现，并将周文王作为“以德配天”的典范。他宣称:夏朝、商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做到“敬德”，因而丧失了“天命”，最终也就不可能具有“保民”的资格;周王朝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周文王非常“敬德”，感动了上天，因而上苍授命于周，令周统治四方，“皇天无亲，唯德是辅”[5]。
他谆谆告诫西周的统治者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7]。
他要求西周的统治者们:在思想上，要善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维护奴隶制的种种典章制度，知“稼穑之艰难”[8];在行为上，要以“德政”巩固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专政，“慎刑”“明罚”，按照“常典”和“正刑”治理国家，“治民祗(敬仰)惧”[9]，但不能滥用刑罚和采取不适当的手段，从饮宴、服饰、器用、婚丧等日常生活，到祭祀、征伐等国家大事，都要严格遵守“礼”的规范。
在具体施政过程中，西周王朝不仅极力推行周公所确立的“礼”制规范，并将其与“刑”(即刑罚，主要是对广大奴隶和平民的暴力镇压)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治国的基本手段;而且在建军、治军时，他们还把“礼”和“刑”与军队的特殊情况相结合，制定出“军法”，以“军法”来规范军队的行动。《司马法》明确指出:“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10];“礼与法，表里也”[11]。这两句话的核心意思有两层:第一层，在国讲“礼”，在军讲“法”，“礼”与“法”是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形式;第二层，“法”是军中的“礼”，是更严格的“礼”，是对军队的特殊要求，循“法”就是军人在军中循“礼”，服“法”就是军人在军中服“礼”。
因此，在西周王朝及其以后的春秋时期[12]，“礼”的规定已经成为了许多奴隶主贵族的信条，已广泛地深入到了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内心之中。
据考证，《司马法》的古兵法部分(即《古司马法》)，是反映西周王朝以前军队建设情况的一部军事法典。其中记述有一些西周王朝以前曾经使用过、但春秋以后被扬弃了的古老兵法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即在战场上追击溃逃的敌人时，距离不能超过一百步远)、“成列而鼓”(即交战时，要等待双方都摆好了阵势后，才能擂鼓发起进攻)[13]等。这些内容，在“周礼”中可能都予以了肯定。
和宋襄公有同样思想的，在春秋时期大有人在。比如，在发生于公元前645年的秦晋韩原(今陕西省韩城县境内)之战中，当晋惠公派人向秦军请战时，秦穆公就对请战者说:“昔君之未入，寡人之忧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14]秦穆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你没有到来之前，我还有些担忧，怕你们不来呢;你虽然来了，但你的士兵们还没有摆好阵势，我也不会马上让我的士兵发起攻击，因为“不鼓不成列”这条兵法原则我是不敢忘记的。现在，既然你们来了，并且也摆好了阵势，那么，就请整顿好队伍，我要亲自率军发起进攻了。
这些古老兵法原则的产生是和当时进行战争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
传说“黄帝有熊氏始见转蓬而制车”[15];《绍物开智》记述:“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名轩辕氏”;《左传》说:奚仲是夏禹时主管车辆的“车正”[16]。这表明，车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晚期。不过，据考古学考证，用畜力驾挽的车可能始于夏朝。有资料称，马车和牛车分别是由相士和王亥发明的。因为，已出土的甲骨卜辞证实，相士是成汤(商朝的第一任统治者)上溯第十一代祖先，王亥是成汤上溯第七代祖先。所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
由于乘坐用畜力驾挽的车辆作战比徒步作战具有更强的作战能力，因而将畜力车用于战争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吕氏春秋·简选》记载，成汤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即徒兵)六千人”战败夏人;《淮南子·本经》亦记述:“汤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鸣条。”蓝永蔚则在《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肯定地指出:“至夏殷之交，由于四马驾挽出现，战车从此定型，车战也就正式形成了。”这些材料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我国夏末商初时期，车战已经较普遍地出现了。
车战的存在标志着车兵的存在。因此，夏、商时的军队，主要都是由车兵和徒兵组成。车兵由奴隶主贵族充当，配备青铜兵器，是军队的核心和主力;徒兵由平民担任，使用木、石兵器，作战时配合车兵行动，并为车兵提供掩护和保障。
因为战车在战场厮杀时既有较强的冲击力，同时又实现了马车与青铜兵器等的整体组合，并将不同性能的兵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它们相互之间能取长补短，形成整体战斗力，所以，战车对徒兵具有着极大的作战优势。因而，车兵在这一时期是军队中最主要的作战力量。
车兵的主体地位在西周王朝期间体现得最为充分。当时，西周军队一改夏、商王朝军队将车兵、徒兵分别编组的做法，把战车和步卒进行混合编组(在此，“步卒”是特指装备着青铜兵器的徒步作战的平民[17])。据考证:西周王朝的战车以“乘”为单位，其上人员称甲士，每“乘”由一架作战车辆和隶属的甲士、步卒及杂役(即辐重兵)组成;每辆战车由四马驾挽，配甲士10人。作战时，车上载甲士3人，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称“车左”，也叫“甲首”，张弓荷箭，负责在距离较远时射杀对方，是一“乘”的指挥官;右方甲士称“车右”，也叫“骏乘”，手持长矛，负责在近距离内刺杀对方;中间的甲士是驭手，负责战车的驾驭;另7人随车做预备甲士，随时准备接替车上人员进行战斗;伴随战车作战的步卒以“伍”(即由5人组成的战斗小组)为单位，每辆战车隶属步卒3伍，一般分别跟随在战车的左、右、后三方;另外，每车还隶属有杂役5人。
不难看出，西周时期的每辆战车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战斗系统了。“两”是西周军队编制基本单位，其具体人数为25人，即来源于一辆战车的战斗人数，也就是“两”同“辆”。根据《周礼·司马》序官记载，西周军队的编制情况大致为:5人为伍，5伍为两(辆)，4两为卒，5卒为旅，5旅为师，5师为军。可见，车兵是整个西周军队构成的核心所在。
车兵的核心地位决定了车战是当时最基本的作战方式。由于当时军队实行车兵与步卒的混合编组，其战斗力发挥的程度与交战时部队的战斗队形是否严整关系十分密切。加之当时交战的目的又比较单纯，一般只要求对方臣服，而不强求歼灭对方，因此，通常的交战模式是:双方首先摆好阵势，然后各倾全力进行对攻，只要一决出胜负，交战行动即告结束。所以，“阵而后战”(即先排列好阵势，然后再进行交战)成为了当时最基本的兵法原则之一。
在西周诸侯国剿灭商王朝的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27年)中，周武王就是亲率周军战车300辆、虎贲(即禁卫军)3000人、步卒45000人和反商王朝的其他诸侯国盟军，先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距离商朝国都朝歌约70里)与商纣王临时拼凑起来的17万大军列阵相对。
有资料说:当时，纣王让其军队依托高地、背山面水，按“天官时日”(阵名)布阵，迫使周武王的诸侯国盟军只能背济水、向山坂(即斜坡)列阵，处于不利的境地。
然而，周武王在列阵之前的出兵誓师大会上，不仅历数了商纣王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全体从征将士灭商的士气，而且还严格规定:今天作战，每前进6～7步或者击刺4～7次，都要停下来看齐一次，以确保战斗队形的严整;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撤退;即使敌军溃退，也不许追杀。另外，他还明确地向百姓们宣告，此次起兵作战，只为征讨无道的商纣王，而不以百姓为敌，并厉令部队不准杀害阵前投降人员。
结果，进入实际交战环节，在太公姜尚所指挥周军的强大攻势下，商军中被纣王紧急召来、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们乘势纷纷倒戈，与周军一起，共同攻打作为商军主力的王室之师。很快，纣王之军便“瓦解而走，土崩而下”[18]。
最后，商纣王只得仓皇逃回朝歌宫中，登鹿台自焚而亡。
进入春秋时期，车战步入了全盛时期。此时，战争主要集中在便于战车驰骋的中原地区进行，作战规模已从商、周王朝时的几百乘发展到了几千乘乃至上万乘。交战的方式也已经变为“车”“步”之间的紧密结合:战车奔驰冲杀;步卒随车蜂拥跑进。交战的一般程序为:首先，双方在摆好了阵势的基础上，击鼓，相向进军;其次，当对方战车进至己方弓箭的有效杀伤范围之内时，弓箭手(车左)即搭箭互射;最后，错毂格斗。整过交战的情形，确如大文学家屈原在《楚辞·国殇》中所描述的那样:“矢(箭)交坠(落下)兮，士争先”;“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侵犯)余(我)阵兮，躐(践踏)余行(步卒)”。所谓“错毂”，是指双方战车在接近时，不是正面相撞，而是交错着抵近。此时，“车右”即用钩、矛等进行格斗，如图1－1所示。只有在车毁马伤之后，甲士们才弃车同步卒一道，与敌人作最后的徒步肉搏拼杀。不过，通常的情况是，车兵决战后，双方的胜负即已经决定了。
在这一阶段，“乘”所隶属“步卒”的人数比原来多得多，战斗力得到了较大的增强。据张预引《曹公新书》说:当时“乘”的情况大致是“攻车一乘，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如图1－2所示。
图1－1 错毂接战示意图
(见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第89页)
在图1－2中，驰车即攻车，革车即守车，前拒、左角、右角均为步卒方阵;作为完整的战斗单位，“乘”包含有战斗人员75人、杂役25人，共计100人。
步卒人数的大幅度增加，不仅增强了车下的作战能力，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所出现的只要“车毁马伤”，“乘”便失去战斗能力的状况，进一步提高了“乘”的独立作战能力及其在战斗中的稳定性。此外，由于步卒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小，因此，增加步卒数量同时还使得“乘”在战斗中的灵活性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强。
在作战规模扩大的同时，“阵”的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刚开始时的单元、密集、横排大方阵，逐渐地演变成为了多元方阵。
在整个春秋时期，交战双方虽然在阵形的构成上一般都是按照上、中、下(或左、中、右)来部署三军(即所谓“三军成阵”的惯例，这里的左、右两军，有时也被称为左、右两拒)，并都遵循“阵而后战”的兵法原则，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出现，但在交战的方法(即战术)上，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改变。
图1－2 卒(乘)示意图
比如发生于公元前707年的周郑
葛(今河南长葛县北12里处)之战，战前，周桓王亲率周军为中军，虢公林父率蔡、卫国军队为右军，周公黑肩率陈国军队为左军;郑庄公也将其军分为三军，左拒由祭仲足率领，右拒由曼伯率领，中军由原繁、高渠弥率领(如图1－3所示)。郑庄公接受子元(即公子突)的建议，在战斗开始后，首先以曼伯的右拒击退周王最没有战斗力的左军(陈军)，再以祭仲足的左拒击退周王战斗力较弱的右军(蔡、卫军)，最后，集中三军全力，合攻周桓王亲率的中军，大获全胜。
再如发生于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在晋楚两军于城濮(今山东濮县南临濮集)列阵相对之前，晋军为达到诱敌深入的目的，以“报答昔日晋文公流亡楚国之恩”的名义，面对楚军的入侵，后退避让90里;而楚军的主帅子玉对此并不在意，仍指挥楚军紧追晋军不舍，直至两军在城濮相遇。当时列阵的情况如图1－4所示。
晋军:自有战车700乘、步卒52500人，会同秦、齐、宋国的盟军，共八九万人。全军以上、中、下三军成横阵排列:狐毛统上军，狐偃佐之;原轸(即先轸)统中军，郤溱佐之，祁瞒率一部精兵位于先头;栾枝统下军，胥臣为佐将;晋文公位于中军。
图1－3 
葛之战示意图
图1－4 城濮之战战前列阵图
楚军:与陈、蔡等盟军一起，共有约11万人。全军按左、中、右三军作横排部署:子西率左军;子上率右军(陈、蔡军队);子玉率中军。
战斗一开始，胥臣即率军向楚军的右军发起攻击。由于陈、蔡军队的战斗力较弱，所以，在胥臣一个波次的冲击之下，子上的右军便被击溃。
正当胥臣率部追击子上时，狐毛竖起两面大旗，率部向后撤退，佯装主将败阵;与此同时，栾枝也用战车拖着树枝向后撤退，掀起漫天的尘土，显示出晋军后阵出现了混乱的假象。楚军主帅子玉果然受骗，以为晋军后阵已经混乱，有利战机到来了。于是，便命令子西率左军立即向晋军的上军发起进攻。
子西率左军前出后，因为其两翼皆暴露无遗，所以很快就受到了退而折返的晋军上军与晋军中军的左右夹攻，不久即溃败。
在晋军上军与中军夹攻子西时，子玉虽也催军前攻，企图策应子西，但被祁瞒所阻，意图无法得逞。稍后，子玉见左、右两军都已溃退，只得命令中军停止前进。这样，楚军才最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
城濮之战的完整战斗过程如图1－5所示。
图1－5 城濮之战战斗经过示意图
葛之战和城濮之战集中运用了先打弱敌和诱退、侧击、夹击等一系列战法。如此精湛、高超的作战艺术，在同时期的西洋战例中是找不出来的。
总体来看，整个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行动不仅揭开了我国战术史和世界战术史上新的一页，而且这些作战行动的具体实施也标志着以谋取胜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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