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闪击战”理论的提出与实践

1939年9月1日，战云密布的欧洲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岁月。德国法西斯以空中飞机掩护着地面的集群坦克，向波兰发动了“闪击战”。仅仅抗争了18个昼夜，波兰就灭亡了。随后，挪威的陷落、荷兰与比利时的崩溃、法国的惨败……接踵而至。一时间，“闪击战”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

其实，从“闪击战”理论产生的情况看，它不是希特勒，也不是古德里安的创举。

早在富勒提出机械化战争理论时，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并在“一战”中担任过英军上尉的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即对其十分崇拜和支持。和富勒一样，利德尔·哈特也一直关注着坦克的作战及其军事理论问题，也在努力寻找着提高英国军事实力的崭新途径。他明确地主张:应当尽量地使陆军实现机械化，发展和加强空军，彻底审查和修改现行的作战方法，包括重新考察战略问题。为了论证自己的看法，他在“一战”结束后出版了不少著作，如《阿非利加·西比阿——一位比拿破仑更加英明和更有天才的统帅》《巴黎，或者战争的前途》《1914至1918年的战争——它的真实情况》《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该书1941年的增订本曾改名为《间接路线战略》，最后又改成《战略论》)等。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德尔·哈特结合富勒提出的将坦克集中起来进行作战的战法，把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1905年时德军的参谋长)和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普鲁士人，1780—1831年，西方著名的战争哲学家)的小规模闪击概念发展成为了系统的“闪击战”理论。

利德尔·哈特认为，“闪击战”的主旨在于，从精神上击溃敌人，挫伤敌人的勇气。依据力矩的大小不仅有赖于力所作用物体质量的轻重，而且还依赖于力在作用该物体时作用点与物体质心间距离的远近(即力臂长度)的力学原理，利德尔·哈特鲜明地指出，参战部队的战役战术作用，随着它距敌人质心距离的增大而不断增大，亦即随着它突入敌方深度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而增大。显然，要具备“闪击战”的“力臂长度”，仅仅依靠传统的步兵是不行的。坦克和作战飞机与传统的步兵相比，能把作战时的这种“力臂长度”提高几个数量级，因而，它们是“闪击战”的主要承担者。

利德尔·哈特对“闪击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仅有坦克和近距离飞机尚不能实施“闪击战”，还需要有一个比例协调的诸兵种合成部队，其编制要能够灵活地进行部署和迅速地变更部署。

然而，利德尔·哈特的这些被后来战争实践证明为真知灼见的创新性的见解，在当时却因为与英国军队上层人物的看法相悖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在“一战”中吃过坦克的苦头、一直耿耿于怀的德国青年军官们，倒是特别地醉心于对坦克作战理论的钻研。他们不仅高度地关注了利德尔·哈特的理论，而且还认真地从利德尔·哈特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并对其加以试验、深化。这中间，在“二战”中被人们尊称为“闪击英雄”的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将军，是最为出类拔萃者。

古德里安是德军装甲兵的创始人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他掌管着德国陆军的汽车兵部队。从富勒的集中主义和利德尔·哈特的“闪击战”理论内容中，古德里安深刻地认识到:发动机控制陆、空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提高陆上作战突击力的新手段在于使用坦克。他后来进一步写道:“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富勒、哈特、马特尔(Martel)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而供给我以思想上的粮食。这些有远见的军人们甚至于想把战车不仅当作一个步兵支援武器看待。他们认为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逐渐摩托化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时代的先驱者，想发展出来一种大规模的新型战争理论。”^[3]“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之战。”^[4]在上述认识的支配下，古德里安主张把坦克放在一切军事设想和计划的中心，在诸兵种协同作战中使用装甲车辆，呼吁建立适应“闪击战”要求的坦克部队，以提高战术空域的利用和控制能力。

1933年初，刚上台不久的希特勒，在观看了古德里安组织的装甲分队表演后，非常激动地对古德里安一再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5]在德军中颇负盛名的高级参谋梅林津(F．W．von Mellenthin)在“二战”结束后曾承认:“我军坦克兵的发展，与希特勒的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古德里安关于军队机械化的建议，曾遭到一些高级将领的激烈反对，好在陆军司令官弗里茨将军还是同意这一建议的。希特勒对此很感兴趣，他不仅深知有关摩托化和坦克方面的技术问题，而且明确表示支持古德里安的战略战术观点。1934年7月，成立了装甲兵监，并任命古德里安为总监，从此，德军的装甲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6]

正是在希特勒的亲自过问下，古德里安与隆美尔(Erwin Rommel)等人一道，不但组建了包括有坦克兵、摩托化步兵、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的德军合成装甲师部队，而且还把奇袭、速度和集中三个要求作为坦克部队“闪击作战理论”的核心确定了下来，并按“闪击战”的作战思想，多次组织了以坦克为“闪击战”主力兵器的装甲部队演习。

1939年9月，德军按照古德里安等人所确立的“闪击战”原则，以重兵对波兰进行闪击，大获全胜，为将“闪击战”理论付诸实际运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次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德军进一步坚定了把坦克部队集中起来实施进攻作战的做法。

稍后，他们继续采用这种做法，取得了对一系列国家速战速决的胜利:占领丹麦，只用了1天时间;占领挪威最重要的中心地区，只用了2天时间;占领法国，只用了45天时间;占领南斯拉夫，只用了12天时间。此外，在入侵苏联的初期，还以3000多辆坦克的集中作战，造成了苏军万余辆坦克的损失。

从战后掌握的情况看，德军在“闪击”欧洲时的坦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如法国和苏联，他们的胜利完全得益于采用了新的作战方式。集中使用坦克部队，不仅较充分地发挥出了坦克的强大突击力，而且在一些主要攻击方向上，还形成了装甲优势，弥补了德军装甲力量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不足。

苏德战争开始时，德军投入作战的坦克总共只有5000多辆，其在前线作战的坦克才3000多辆。但是，因为集中使用，来势凶猛，却造成了一种假象——德军的坦克数量对苏军似乎占有着绝对优势。其实，苏军当时已经拥有20000多辆坦克，虽然前线只有一部分，然而也不下好几千辆，并不弱于德军。可是，在战争的前五个月，苏军却吃了不少苦头。西方研究机构在战后的统计数据表明，仅坦克一项，他们就损失了10000多辆。按现在的观点来分析，造成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军的主要将领们认为，坦克首先是一个活动的堡垒，应将其主要用于防御作战。所以，当面对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全面进攻时，苏军的基本做法是:将坦克大量地分散配属给步兵部队使用。他们这样做，不仅使得其坦克部队在进行防御作战时所防守的正面非常宽、兵力部署非常分散，而且还从根本上导致了其坦克部队在战斗中几乎始终都面临着寡不敌众或措手不及的局面。

德军“闪击战”的胜利，又一次印证了“先敌制胜”“在战争中迟缓就等于死亡”这两句古训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一铁的事实也深刻地教育了各西方国家和苏联:在军事斗争中，注意武器技术性能的提高固然重要，但不失时机地采用新的作战方法，也具有同等的作用。

由于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入侵在苏联受到了国土辽阔、气候恶劣等因素的迟滞，从遭受沉重打击中苏醒并解脱出来的苏联军队，不仅跟着敌人学会了“闪击战”理论，而且还运用“闪击战”的战略战术，对德军进行了强力反击。因为，“闪击战”的思想除适用于进攻作战之外，同样也适用于防御作战。

1943年1月，在被斯大林(Joseph Stalin)称之为“给了德国法西斯以灭顶之灾”^[7]的库尔斯克会战中，以朱可夫(Georgiy Konctantinovich Zhukov)元帅为代表的苏军将领所提出的“坦克闪击防御作战理论”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时，德军正在部署代号为“堡垒”的战役，其目的是猝不及防地合围楔入奥寥尔至库尔斯克这个战略要地的苏军部队，创造一个希特勒所说的“德国的斯大林格勒”。朱可夫等人审时度势，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先以梯次防御消耗德军，继而实行集中、突然、快速的“闪击式”大反攻。

7月4日凌晨，苏军在德军发起大兵团进攻前夕，突然用多角度、多梯次炮火猛烈轰击德军的进攻出发阵地，紧接着又使用集群坦克扑向德军的坦克部队，迫使德军坦克部队在未完成进攻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给其造成了较大的伤亡。此后，德军坦克部队虽然组织了几次反攻，但均被居高临下的苏军坦克部队击退。

再后来，经过数天交战，疲惫了的德军坦克部队汇集在库尔斯克附近开阔的草原地区，准备对库尔斯克实施突击。乘此机会，朱可夫命令苏军5个坦克集团军和其他部队，进行了迅猛的反突击作战，一举解放了奥寥尔与别尔哥罗德两市。

为表达夺取了胜利的喜悦，苏联人在莫斯科市第一次鸣放了祝捷的礼炮。

这次战役，朱可夫动用了3600辆坦克、3130架飞机、20000门大炮，以闪电式的反突击回报了德军，使德军蒙受了50万人员、3800架飞机、1500辆坦克(其中包括希特勒津津乐道的新型豹式、虎式坦克百余辆)的巨大损失。

自此役以后，法西斯德军再也无力实施大规模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