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兴起

生活在帝国时代的普通罗马知识分子，对他们祖先们信奉的那些神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一年之中他们定期去神庙朝拜几次，但并非由于信仰，而是出于一种习俗。当人们庄严地列队游行，庆祝某个重大的宗教节日时，他们耐心地冷眼旁观。在他们看来，罗马人对朱庇特（众神之王）、密涅瓦（智慧女神）、尼普顿（海神）的崇拜是十分幼稚可笑的，是共和国创建初期那个拙劣时代的一种遗留物。对于一个精通斯多葛哲学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其他伟大雅典哲学家理论的人来说，这根本不值得关注。

这种态度使罗马人对宗教信仰非常宽容。政府规定，所有的人，不论是罗马人、侨居罗马的外国人，以及接受罗马统治的希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都必须公开地对所有神庙中的神像表示敬意。

但这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一般来说，每个罗马公民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赞颂、崇敬、爱慕任何神明。其结果就是，罗马各地都布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小神庙和小教堂，用来供奉着源自埃及、非洲、亚洲的各种神祇。

当第一批基督耶稣的信徒们到达罗马，并开始宣讲他们普天之下皆兄弟这一新的教义时，没有人反对。随后街上还有一些好奇的路人驻足谛听这些传教士神秘的言辞。当时的罗马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满是四处云游的传教士，每个人都在宣扬着他们自己的教义。这些自封的传教士一般借助人们的理性，向他们呼喊，对于那些愿意信奉自己所宣讲的神的人，许诺金色的未来以及无尽的享乐。不久，聚集在大街上的群众注意到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基督”的追随者，或被上帝用膏油涂抹祝福的人）宣讲着一种不同的言论。他们看上去毫不关注财富和地位的高贵，相反，他们将贫穷、谦卑、顺从等美德加以颂扬。而罗马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强国，所依靠的却不是这些品德。在帝国的全盛时期，国家四海升平、战功远播，而生活在罗马的人民竟然被告知，现世的成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永久的幸福，这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此外，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们还大肆宣讲那些拒绝听从真神之言的人，将面临着悲惨的命运，这真是让人感到恐怖。很显然，碰运气并非什么好办法。当然，罗马的旧神都还在，他们就住在不远处。不过他们是否能够保护他们的老朋友，和刚刚从遥远的亚洲传到欧洲的信上帝的权威相对抗呢？人们开始感到怀疑。他们再次回到基督徒传教之地，企图弄明白这些教义。又过了不久，他们开始私下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人们接触，发现他们的为人处世和罗马的僧侣全然不同。他们全都一贫如洗，对奴隶和动物十分友爱。他们从不试图聚敛钱财，反而尽其所能来帮助穷困之人。他们无私利人的活生生榜样使很多罗马人受到感动，从而放弃了他们原有的信仰，加入到基督徒的小社团。他们在私人住宅的密室或是空旷的原野中聚会，而罗马的庙宇就此荒废。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传教工作一如既往，基督徒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神甫或长老（“Presbyters”，希腊语意为“老年人”）被推选出来负责保护小社团的利益，并由一名主教担任每一个行省的所有社团的首领。继保罗之后来到罗马的彼得成为了第一任罗马主教。到一定时候，彼得的继任者（信徒亲切地称其为“父亲”或“爸爸”）便被称为“教皇”了。

教会逐渐变成罗马帝国内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基督教教义不仅感染着很多对世界绝望的人们，还吸引了很多能干的人。他们发现自己在帝国政府难以取得一番作为，却能在拿撒勒导师的追随者中将自己的领导才能施展出来。最后，帝国政府不得不关注基督教的存在了。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罗马政府原则上允许所有臣民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寻求灵魂拯救的方式。但政府规定，所有的宗教都应该和平共处，遵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一明智的原则。

然而，基督教社团却拒绝任何形式的宽容。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上帝，而且只有他们的上帝，才是宇宙和尘世之间的真正主宰，而别的神不过是一些徒有虚名的骗子。这种说法似乎对其他宗教很不公平，于是，帝国警察只得出面对这种言辞进行干预，但基督徒们依然坚持他们的看法。

不久，更大的冲突便产生了。基督徒拒绝执行向罗马皇帝表示敬意的礼仪，他们还拒服帝国的兵役。罗马行政当局发出威胁说要给他们以惩罚，他们回答说，这个悲惨的世界不过是通向天堂乐土的“过道”，我们宁愿丧失现世的生命，也不愿意背弃我们信仰的准则。罗马人对于这种言论十分困惑，偶尔杀死几个敢于反抗的基督徒，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对其放任不管。在教会成立初期，曾经有过用私刑将基督徒处死的情形，不过这都是暴民们的行为。他们胡乱指控那些对自己温顺的基督徒邻居，污蔑他们犯下了他们能够想象得出的各种古怪罪行，如杀人、吃婴儿、散布疾病和瘟疫、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叛国，等等。由于他们知道基督徒是不会用暴力来反击他们的，所以，他们就能够轻易将基督徒处死，而不怕遭到报复。

与此同时，罗马一直受到蛮族的侵略。当罗马的军队溃不成军的时候，基督教传教士便挺身而出，向野蛮的条顿人宣讲和平的福音。这些传教士有着坚定的信仰，视死如归。他们讲到不思悔改的人在地狱中的悲惨情境，其言之凿凿使得无人对其加以怀疑，因而，条顿人便被深深地打动了。条顿人向来都十分崇敬古罗马人的智慧，他们想，这些人既然都来自罗马，那么他们很有可能说的都是事实。这样，基督传教团很快就在条顿人和法兰克人聚居的蛮族地区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六个传教士抵得上罗马整整一个军团的力量。罗马皇帝开始明白了，基督教对于帝国大有裨益。于是在某些行省，基督徒便被赋予了与信仰古老宗教的人们同等的权利。不过，本质性的变化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才出现。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士坦丁，有时候也称其为康士坦丁大帝（天晓得为何这么称呼他）。他是一个可怕的暴君，但在那严酷的年代，仁慈温顺的人是很难有希望活下来的。在漫长而坎坷的生涯中，他经历了无数的沉浮。有一回，当几他乎要被敌人击败的时候，他想，也许该试试这位人人都在谈论的新的亚洲上帝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于是，他许诺说，如果自己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能够取得胜利，他就信仰基督。结果他赢得了胜利。从此，康士坦丁就相信了上帝的威力，并接受洗礼做了基督徒。

从那时起，基督教就得到了罗马官方的正式承认，这大大巩固了它在罗马的地位。

但是，在罗马的全部人口中，基督徒仍占少数（只占5％~6％），为了取得胜利，使所有的群众都信仰基督，他们不得不拒绝一切妥协。各种旧神必须被摧毁。在一段时间里，热爱希腊智慧的朱利安皇帝曾设法挽救异教神祇，使他们免于毁灭。但是，不久，他就在征讨波斯的战争中战死，而他的继承人朱维安皇帝则重新树立起基督教的绝对权威，于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古老异教神庙之门都被关上了。接着是查士丁尼皇帝（他下令建造了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亚大教堂），他即位之后，就下令关闭柏拉图所创建的历史悠久的雅典学院。

这一历史时刻是古希腊时代的终结，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思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梦想其未来的时代已经逝去了。当旧有的程序被野蛮和愚昧的洪水冲垮之后，要想指导生活之舟在海浪中把握方向的话，古希腊哲学家的行为准则就有些含糊而不可靠了。人们很难再靠它们来作为生活的指南，他们需要一些更为积极、更为明确的东西，而这恰恰是教会所能提供的。

在一切都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唯有教会如岩石般屹立着，从不因危险和情势的变迁而在那些真理和神圣的准则面前退缩。这种坚定的勇气不仅赢得了人们的爱慕，同时，也使罗马教会安然渡过了那些毁灭罗马帝国的灾难。

不过，基督教的最后胜利也有一定的侥幸因素。当公元5世纪，西奥多里克建立的罗马—哥特王国覆灭之后，相对来说，意大利所受到的外部侵略就变少了。继任哥特人统治意大利的伦巴德人、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都是软弱和落后的部落。在这种宽松的情势下，罗马的主教们才能够维持罗马城的独立。很快，散布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帝国残余就承认罗马大公（罗马主教）是他们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治者。

历史的舞台已经为一位强人的出场做好了准备。公元590年，格里高利出身于旧罗马的贵族统治阶层，曾担任过“高级行政长官”，即罗马市市长。之后，他做过僧侣、主教，最后，他很不情愿地（因为他原打算做一名传教士，到蛮荒的英格兰向异教徒布道）被拉到圣彼得大教堂，并被加封为教皇。他在位的时间只有14年，但到他死的时候，西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都正式承认了罗马主教，即教皇，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领袖。

然而，罗马教皇的势力并没能扩展到东方。在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仍然延续着罗马的旧传统，承认奥古斯都和提庇留的继任者（东罗马皇帝）既是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国教的领袖。在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沦陷。康士坦丁·帕利奥洛格——最后一位东罗马皇帝，则被土耳其士兵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上杀死。

几年前，帕利奥洛格的兄长托马斯的女儿佐伊公主嫁给了俄罗斯的伊凡三世。如此一来，莫斯科大公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君士坦丁堡的继承人。古老的拜占庭双鹰标志（用来纪念罗马被分为东西两个部分的时代）延续到现代俄罗斯的徽章之中，原来仅仅是俄罗斯最高贵的大公变身为沙皇，获得了和罗马皇帝同等的崇高和威严。他凌驾于所有臣民之上，在他面前，众生不论贵贱都是无足轻重的奴隶。

沙皇的宫殿是按照东罗马皇帝从亚洲和埃及引进的东方风格建立而成的，（他们自吹）外形酷似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宫。垂死的拜占庭帝国将这份奇特的遗产赠给一个未曾料到的世界，它又以旺盛的精力存活于俄罗斯辽阔的草原长达6个世纪。佩戴这一个饰有拜占庭双鹰标志皇冠的最后一个人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可以说，他是在不久前被害的，他的尸体被丢到了一口井里。他的儿子和女儿们也都和他一起死去。他享有的所有古老权利和君权都被废除了，教会的地位又回到了康士坦丁皇帝之前的罗马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