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加便于讲述,我们必须退回到几个世纪前,回顾一下欧洲各国开始进行殖民地战争时的历史。
在三十年战争持续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某个民族或王朝的利益给欧洲很多新兴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也就是说,那些受到本国商人和商船贸易公司的资助的新兴国家的统治者,会继续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夺取更多的殖民地。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探索比荷兰人和英国人早1个多世纪。不过事实证明,后来者在航海事业中反而容易占据优势。因为最初的航路开辟工作极富冒险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航海探险家们在亚洲、美洲、非洲的土著居民中不是很受欢迎。等到英国人和荷兰人再次抵达时,当地居民将他们视为贵宾甚至是救世主一般热情招待。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两个国家的航海家们会比那些先到者好多少。但是他们首先是商人。因此他们从来不会在做生意时夹杂过多的宗教因素,更不允许传教行为干涉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意。所有欧洲国家的探险者们在第一次和弱小民族打交道时,通常是异常的野蛮。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知道在什么时候要适可而止。只要他们能够得到胡椒、金银财宝以及税收,他们倒十分乐意让当地人依照自己的喜好去生活。
也正因如此,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在世界上拥有最丰富资源的地区立足扎根。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多年来的航海目的才刚刚实现,两国之间便开始为争夺更多的领地而发动战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历史上每次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不会发生在殖民地本土上,而是由战争双方分别派出海军,在距殖民地3000英里以外的海上进行对决。这个规律从古代延续到现代战争中(历史上少有的可靠规律之一),即“在海战中获胜的国家最终也能取得陆战的胜利”。时至今日,这条法则仍然奏效。也许这样的情况在现代飞机出现之后有所改变。但是在18世纪,还没有出现飞行器,因此最终以英国海军的胜利为大不列颠帝国赢得了美洲、印度和非洲殖民地。
现在我们不讨论17世纪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的一系列战争,因为和历史上那些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一样,最终都以强者的大获全胜收场。不过发生在英国与法国(英国的另一个对手)之间的一场战争倒是有重要意义。英国最终以海上无敌的英国皇家海军战胜法国舰队。之前,双方在北美大陆上进行了多次大小战役。英国人和法国人几乎同时宣布,这片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上已经发现的和即将被他们锐利的眼光发现的所有东西,统统都归自己所有。1497年,卡波特抵达美洲北部并正式登陆;过了27年,乔万尼·韦拉扎诺来到同一片海岸。卡波特将英国国旗悬挂在美洲北部的上空,同样地,韦拉扎诺也带着法国国旗来到这里。于是,两个国家都宣称自己才是这块大陆的拥有者。
17世纪时,英国在缅因州与卡罗来纳之间的地区建起10个规模不大的英属殖民地。在当时,这些殖民者中大多数都是一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难民,他们隶属于特殊的教派,比如1620年抵达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和1681年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定居的贵格会教徒。他们选择了一些挨着海岸的地区,作为小型拓荒者社区。这里没有王权的监控和干涉,他们聚集在一起,建立新家园开始新的幸福生活。
相反地,法国的殖民地始终都是皇室领地。法国明令禁止胡格诺教徒或新教徒们向印第安人传播所有耶稣的新教教义或者干扰忠诚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在当地传教。因此,和老邻居兼对手的法国相比,英属殖民地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更多人支持、更加健康扎实的基础之上。英国殖民地充分体现了岛国中产阶级所蕴涵的巨大商业能量,而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却聚集着一批皇室管辖下的劳工,虽然他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地来到这里,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苦役”的命运。他们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想要尽快重返法国。
就政治方面来说,英国殖民地的状况很难让人满意。16世纪时,法国人就已经发现了圣劳伦斯河口。他们沿着大湖地区,继续向南开拓,最终抵达密西西比地区,接着又沿着墨西哥湾在海岸边建立起多个海防要塞。经过1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法国人在大西洋沿岸建立起60个要塞,彻底隔断了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殖民地与其在广阔的北美大陆中心地区的殖民地。
英国很多殖民公司都面临着一个风险:政府曾给它们颁发了一张土地许可证,证明“英国有从北美洲东岸到西岸全部土地的使用权”,但事实上,属于大不列颠的领土只由法兰西要塞前的那部分,剩下的领土所有权便随着防线的建成而到此为止了。要突破这道防线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巨额的金钱支持,还有可能在两国间造成一系列的边境战争。
斯图亚特王朝当政时期,英格兰同法国之间就不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因为斯图亚特王朝要想在英格兰建立和维持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依靠波旁王朝的大力帮助。到1689年,最后一位斯图亚特王室成员永远地消失在不列颠的土地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最头痛的敌人——荷兰威廉成为英国新的君主。从那之后直到1763年签订《巴黎和约》,英法两国就不断为印度和北美殖民地展开激战。
正如我之前所讲过的,英国海军将法国海军连续击败。海战的失利使法属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最终被英国人占领。等到签订《巴黎和约》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成为整个北美大陆的主人。至此,卡蒂兰、尚普林、拉塞里、马奎特等几代法国探险家们所付出的辛劳与心血全都拱手让给了英国。
在这片土地上,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土地上有人定居。这片地区从北部的马萨诸塞(1620年到达这里的清教徒们十分苛刻,他们对英国的国教和荷兰的加尔文教都心存不满)一直延伸到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这个地区为获取暴利专门种植烟草),呈现出一条很窄的带状。不过生活在这片天高气爽的新大陆上的垦荒人和生活在本国的同胞完全不同。在旷野荒原,在无助和孤独中,他们学会了自力更生。他们是伟大探索先驱们值得骄傲的儿女,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对开拓的强烈渴望与坚韧的生存本能。在当时,凡是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人绝不是好吃懒做的闲人。他们厌恶被限制,厌恶窒息的感觉,这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的生活很不快乐。但是现在,他们决心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些都是英国的统治者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因此,本国政府不满于殖民者的行为,而殖民者们也时刻能够感到来自政府的牵制和压力,殖民者对政府的抱怨和不满也由此开始慢慢积聚。
怨恨只会导致双方间出现更多的矛盾。没有必要在这里讲述细节,也更加没必要去想如果当时的统治者比乔治三世精明一些,或者当时的国王能够限制那位怠于政事又冷酷无情的诺思勋爵,也许就不会造成后来的局面。北美殖民者们意识到和平谈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既然不愿意归顺政府做一个良民,他们选择做一个反叛分子。一旦反叛失败,落入受雇于乔治国王的德国士兵手中(当时德国的条顿王公们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习俗,就是常常将本国整个团的士兵作为竞标品,租给出价最高的国家),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英格兰的北美殖民地与本国之间的战争持续了7年之久。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殖民地的反叛者们几乎看不到任何胜利的曙光。在北美,仍然有很多人,尤其是城市中的居民们保持着对英国国王的忠诚。他们想向英王妥协,希望能够通过和议来解决双方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伟大领袖华盛顿挺身而出,守护着殖民者的理想。
华盛顿在一小部分勇敢者的帮助下,带领着装备陈旧但异常顽强的军队削弱了国王的势力。华盛顿的军队面临着一次又一次彻底失败的危险,但是他的谋略总能使他的军队化险为夷。士兵们常饿着肚子打仗。到了冬天,战士们没有抵御风寒的棉鞋和大衣,只能蜷缩在壕沟里。尽管如此,他们完全信任他们的领袖,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华盛顿曾经指挥过一系列精彩的战役。外交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还亲自去往欧洲,成功地从法国政府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大银行家手中得到了资金。除此之外,在革命爆发初期还发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独立战争爆发的第一年,费城里聚集了来自各个殖民地的代表们,他们在那里开会商讨革命计划。当时英国人还控制着北美沿海地区的大部分要塞,因此从英国来的援兵乘船到达这里。在这样危急关头,只有那些对独立事业有着坚定信念且富有正义感的人们,才有勇气在1776年的6月和7月里作出了那个历史性决定。
1776年6月,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名叫理查德·亨利·李的人在大陆会议上提议:“北美地区这些联合起来进行独立战争的殖民地有权成为独立自主的州。它们不应继续效忠于英国王室,并且它们将和大不列颠帝国没有任何政治联系。”
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随之附议了这项提案。7月2日,这项提案被正式实施。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在大陆会议上被正式发表。这份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托马斯·杰斐逊不仅做事严谨,还精通政治学与政府管理,他的才能和人格魅力注定了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之一。
很快,《独立宣言》发表的消息便传到了欧洲。紧接着殖民地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最终胜利并且在1787年通过了一部著名的宪法(这是美国第一部正式成文的宪法)。这一连串的消息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与关注。欧洲的中央集权制度在17世纪爆发宗教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经过不断的发展,此时的王权已高度集中,达到权利的顶峰。在国都,王宫的规模越建越大,彰显着王室的尊贵与奢华,然而宫殿周围却围绕着成群的贫民窟。社会底层的贫民们望着宏伟的宫殿过着绝望与无助的生活,他们已经不堪重负,暴动只是早晚的事。而社会的上层阶级——贵族和政府职员,他们也开始对社会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怀疑。正在这个时候,北美殖民者们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这刚好给他们带来一个信息:那些之前还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要你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其实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一位诗人曾经说过,莱克星顿的枪声已经“响彻全球”。他的这种说法的确有些夸张。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更不要说澳大利亚人和夏威夷人了,那个时候库克船长才发现了他们,不过后来因为库克在当地制造了一些麻烦,他们便将他杀死)就没有听到。不过,这声枪声倒是越过了大西洋,不偏不正地刚好打中了欧洲那些对现世抱有怀疑和不满的火药桶上。这声枪声在法国引发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制度大爆炸,从彼得堡到马德里,甚至整个欧洲都为之震动,陈旧迂腐的国家制度和外交政策被民主的砖块深深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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