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反动势力

要想清除拿破仑所引发的洪水激流所带来的危害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古老的战事防线被一一攻破，历经40个朝代的皇宫殿宇遭到破坏，甚至到了无法继续居住的程度。其他宫殿不惜牺牲贫穷邻居们的利益不断被扩张。革命的热潮退去之后，仍然有许多革命教义残余，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奇特方式出现，但在不危及整个社会的情况下，不能将他们强行清除。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那些杰出的政治家们竭尽自己所能，来使欧洲避免一场灾祸的发生，以下就是他们所取得的种种“成就”。

法国破坏世界和平很多年，以至于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对它产生畏惧感。尽管波旁王朝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塔莱朗向全欧洲作出承诺要成为一个好国家，但是一场“百日政变”却让其他欧洲国家都明白如果拿破仑又一次脱逃，那么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于是原先的荷兰共和国成了王国，这个新尼德兰王国将比利时划归成它国土的一部分（16世纪比利时没有联合荷兰人为了争取独立而进行战争，它归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受西班牙的统治，后来又归属于奥地利）。在当时的欧洲，无论是新教徒的北方，还是天主教徒的南方，大家都不需要这种联合，但没有一个国家提出反对意见。这种联合好像对欧洲和平有利。几乎当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这样考虑的。

波兰人相信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因为他们的王子亚当·查多伊斯基是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的挚友，而且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后来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他都一直以沙皇的常务顾问身份出席。但波兰成了半个俄国的属地，亚历山大则成了它的新国王。这个结果没有人满意，而且招致了不满和三次革命。

丹麦作为拿破仑忠诚的盟友。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惩罚。7年前，一支英国舰队驶入卡特加特附近的海域，英国既没有宣战也没向丹麦发出任何军事警告，便对哥本哈根进行大规模炮轰，将丹麦所有的军舰都抢走，以防止它们成为拿破仑进行反攻的武器。维也纳会议则使丹麦受到进一步惩罚。挪威被从丹麦领土上划分出去（1397年签署了《卡尔麦条约》，挪威便一直与丹麦联合），转而交由瑞典的查尔斯十四世，以奖励他在战争中背叛拿破仑的行为。离奇的是，在成为瑞典国王之前，查尔斯是法国的一名叫贝纳道特的将军。后来他以拿破仑的副官长身份抵达了瑞典。当霍伦斯坦——戈多普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去世，而他没有任何子嗣留下，于是热情的瑞典人就推举贝纳道特继承王位，成为他们的新国王。从1815年到1844年他尽职尽责治理好这个他收养的国家（他从没能学会说瑞典语）。他很聪明而且受到瑞典臣民与挪威臣民的尊重。但是，他却无法将两种有着完全不同历史背景与特点的国家融合到一起。因此，人为地将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合起来必将导致失败，且无任何挽救的余地。1905年，通过和平的方式，挪威顺利从瑞典脱离出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而瑞典也同样乐于看到这个结果，统治者十分明智地让它分离出去，并且衷心地祝愿挪威以后的道路“一片光明”。

自从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人一直受到入侵者的蹂躏，因此他们也将希望放在波拿巴将军的身上。然而，皇帝拿破仑却让他们大失所望。期盼独立已久的意大利人民不但没有盼来独立统一，反而使意大利被瓜分成若干个小公国、公爵领地、小共和国和教皇国。整个意大利半岛地区（靠近那不勒斯）数教皇国的情况最为糟糕，在教皇的统治下，人们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维也纳会议上将几个拿破仑时期所建立起的小共和国废除，并且让旧公国在它们的地域上重新恢复建制，还把这些地区分成几部分奖给几个有功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

可怜的西班牙人民发动过民族起义抵抗拿破仑，他们对国王尽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维也纳会议之后，西班牙国王重返其领地，西班牙人民受到严厉的惩罚。残暴的斐迪南七世最后的4年是在拿破仑的监狱中度过的。他在牢里不断地给自己信奉的守护圣像编织外套以打发时间。在他成功回到领地后，为了庆祝，他恢复了在革命期间被废除的残酷的宗教法庭和刑房。他是个让人厌恶的人，不仅他的臣民们十分憎恨他，就连他的4个妻子也同样讨厌他。但是，这位国王有神圣同盟作为强大的后盾，他在本国的合法王位无人可以动摇。西班牙人民尝试各种办法要将邪恶的暴君赶出去，他们还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立宪王国。但是所有的努力，最后都以血腥的屠杀和流血事件结束。

从1807年，葡萄牙王室成员逃亡到位于巴西的殖民地起，葡萄牙就一直处在无人统治的状态。在1808年到1814年爆发的半岛战争期间，惠灵顿的军队一直将这里当做给前线提供补给的后勤基地。从1815年一直到布拉同扎王室重返王位为止，葡萄牙一直是英国的一个行省。巴西殖民地继续由布拉同扎王室统治，并且一名王室成员在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的皇帝。这个美洲大陆的唯一一个帝国在葡萄牙人的统治下维持了很多年，直到1889年这里变成一个共和国国家。

在东欧，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悲惨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他们仍然处在土耳其苏丹的统治下。1804年，在一个名叫布兰克·乔治（卡拉乔戈维奇王朝的奠基人）的塞尔维亚猪倌的带领下，人民发动起义反抗土耳其人，但最终起义被镇压下去，发起人也被他的朋友，塞尔维亚另一个领袖杀害。那个人的名字是米洛歇·奥布伦诺维奇（开创塞尔维亚奥布伦诺维奇王朝的人）。土耳其人仍然无可争议地是巴尔干半岛的主人。

从2000年前失去独立身份以后，希腊人曾先后受到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的奴役。现在，他们将全部希望都放在自己的同胞—卡波德·伊斯特里亚身上。这个科俘人与波兰的查多伊斯基一样，都是沙皇亚历山大最要好最亲密的朋友，或许他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但维也纳会议的巨头们对希腊人的要求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在乎如何让所有“合法”的君主保住自己的王位，无论他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其他宗教。所以，希腊人的希望落空了。

维也纳会议作出的最后一个决定，或许也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德国在经过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后，已经耗尽了全部的财富。不仅如此，它的国内政治也早已是一盘散沙，毫无希望可言。这个国家现在由两三个王国、几个大公国、许多个公爵领地以及上百个侯爵领地、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市和自由村组成，它们的统治者净是一些无能昏庸之辈，就像是只有在歌舞剧里才能见到的滑稽可笑的小丑一样。弗雷德里克大帝建立强大的普鲁士时才改变这一状况。然而这个国家在他死后很快便衰落了。

虽然拿破仑的存在使大多数德意志小国实现了独立的愿望，但是到了1806年，在300多个国家里，只有52个小国仍然维持着统治。很多年轻士兵梦想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新国家。可是没有一个才能卓著的领导者，国家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谈。这个领导的重任究竟会由谁来担当呢？

一共有5个国家处于德语区。其中2个国家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他们分别有各自的国王，且国王的权利由上帝恩赐。然而剩下的3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维滕堡，它们的国王的权利是由拿破仑恩赐的。因为这3个国家曾经都是拿破仑陛下的忠实奴仆，所以在其他德国人看来，它们口中对祖国的热爱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维也纳会议所建立起来的新日耳曼同盟，将原先受前奥地利国王领导的38个主权国家置于现在奥地利皇帝陛下的领导之下。很明显，这种临时性的联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同样地也不能让任何人满意。于是，在法兰克福，这个曾经举办过古老加冕仪式的城市召开了一场日耳曼会议，会议的最终目的是各国讨论出如何进行“共同政策与重大事务”的决议。然而出席会议的38名议员分别代表38种利益，他们会聚一堂商讨问题，无论作出何种决定都需要全体人员一致通过（这项国会决议程序曾经在上个世纪让强大的波兰帝国走向灭亡）。荒唐的表决程序很快让这次著名的日耳曼会议成为欧洲人的笑柄。而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帝国在治国方针上也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我们的中美洲邻居越来越相似。

对于那些为了民族理想牺牲了一切的德国人来讲，这是极大的侮辱。但是维也纳会议代表并不关心“民众”的个人情感。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很快就结束了。

没有人反对吗？答案是肯定的。当人们从一开始对拿破仑的仇恨中渐渐冷静下来，当人们不再热情高涨地大举反拿破仑战争的旗帜，当人们开始认清列强们利用“和平与稳定”的名义犯下种种滔天恶行时，他们开始小声地抱怨。他们甚至公开造反进行威胁。然而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面对世界上最无情、最有效率的警察系统，他们手无寸铁，只能任人摆布。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们坚信，“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导致了拿破仑犯下篡夺王位的罪行”。他们觉得应该将那些“法国思想”的拥护者全部消灭。就像菲利普二世出于良心的召唤烧死新教徒、吊死摩尔人一样。16世纪初期，教皇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统治自己的属民，只要对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产生异议，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视为国家的“异端”，每一个忠于国家的市民都有责任将他拘捕诛杀。而到了19世纪初，欧洲国家的“异端”成了那些置疑国王有权按照自己和首相认为正确的方式进行统治的属民，任何忠诚的市民都有义务到最近的警察局检举“异端”，让他为其置疑行为承担应有的惩罚。

但1815年时的统治者们跟拿破仑派学到了统治效率，因此他们这次进行的反异端行动要比1517年的那次干净利落得多。从1815年到1860年这段时期，是一个政治间谍的“大发展”时期。到处都是国家的间谍。无论是王公贵族居住的宫殿，还是普通民众居住的最低级的旅店，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内阁会议召开期间，他们从钥匙孔里窃听会议的进程：人们到市政公园里散步时，他们从人们的闲谈里挖掘信息。他们严密监控国境，防止任何没有正式护照的偷渡客入境。旅客所有行李都要接受检查，严防任何一本传播“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进入这片皇帝陛下所统治的领土。他们和学生们一起坐在学校的大厅听教授讲课，如果有哪个教授胆敢对现存的社会秩序提出质疑，那么他就会被立即逮捕。他们还跟踪孩子们，保证他们按时去教堂报到，以防他们逃学。

教会在很多工作上都给予政府密探们大力支持。因为教会曾在大革命期间损失惨重。几乎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充实国库，许多教士在大革命中被杀害。不仅如此，1793年10月，当公安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对上帝的礼拜仪式废除时，一些深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影响的年轻人们，高举无神论的旗帜在“理性的祭坛”前热烈庆祝。从那时起，教士便跟随王公贵族们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现在，他们跟在盟军士兵的身后重新回到祖国，开始复仇工作。

1814年，耶稣会也重新回来了，继续它教导年轻的下一代的工作。在反抗教会敌人的斗争中，耶稣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耶稣会的“教区”，给当地人传授天主教福音。但是没过多久，它们就发展成为贸易公司，不断插手干涉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在马奎斯·德·庞博尔，这位葡萄牙最著名的改革家和首相当政期间，耶稣会曾经一度被赶出葡萄牙领土。不过到了1773年，由于欧洲几个主要天主教国家强烈抗议，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便取消了将耶稣会驱逐的法令。现在，它的工作重新恢复，继续开始向商人的孩子们耐心讲解什么是“顺从”以及要“热爱我们的合法君主”的道理，防止某一天玛丽·安东奈特被执行死刑时，无知的孩子们会在行刑台下发出阵阵窃笑声。

像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国家，国内的情形也不乐观。那些1812年被奉为伟大的爱国领袖们，还有那些曾经反对篡位者谋权的诗人与作家们，如今却成了危险的“煽动者”。政府派人搜查他们的住地，审查他们的信件，还要求他们必须定期向警察汇报自己近期的行为表现。普鲁士的教官们将年青一代当做发泄满腔愤怒的出气筒。在有着悠久历史的瓦特堡，当宗教改革三百年纪念来临之际，一群青年学生进行了一场热闹的庆祝仪式，他们的行为虽然有些喧闹，但是对社会与国家而言是完全无害的。然而普鲁士当局竟夸张地把这场庆典当做是革命到来的前兆。后来一名诚实但有些愚钝的神学院学生将一个在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意外杀害，这场风波使得普鲁士的各个大学马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讯，教授们纷纷被逮捕入狱或被解雇。

当然，俄国的反革命行动要比其他国家更荒谬。此时的亚历山大已经不再虔诚狂热，他变得日渐忧郁。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十分有限，在维也纳会议上被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利用，成为他们利益的牺牲品。每当想到这些，他就更加讨厌西方国家，慢慢地他转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而最能够代表俄罗斯真正利益的其实是圣城君士坦丁堡。它是斯拉夫人的第一个老师。随着年龄的增长，亚历山大在工作上也更加勤奋，但他取得的成就也越来越少。当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处理政务时，他的大臣们把整个俄罗斯变成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兵营。

这绝对不是一件幸事。也许，我不应该对这个反革命时期作过多的描述。但是，你们对这个时期有透彻的了解比较好。毕竟，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企图使历史倒退。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注定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