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假设，“维也纳会议后各国采取了这样或那样一系列措施，不然19世纪的欧洲历史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毫无意义的。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人都刚刚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将近20年连续不断的恐怖战乱。而他们聚集到维也纳的目的是确保欧洲的“长治久安”，在他们看来，这才是人民真正需要与渴望的。我们将他们视为“反动人士”。而他们却始终相信普通百姓是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于是他们按照他们认为最能使欧洲长治久安的方法将欧洲地图重新安排。尽管他们最终没有成功，但他们的初衷却并非出于什么邪恶的目的。从总体上看，他们毕业于一些老套的外交学校，做事风格也很老派，总是想回到自己青年时过的那种安定宁静的生活，认为那是一种幸福。因此他们日夜渴望着能够回到过去，继续以前的“美好时光”。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深入民心，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坚定不可动摇的地位。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幸，但是这并不是什么罪恶的事。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不仅仅在欧洲的范围内，同时它的影响也波及了美洲，教会了美洲人民一件事：人民大众绝对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拿破仑从没有尊重过任何事、任何人，因此他对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始终表现出冷酷无情。然而在大革命开始的早期，曾经有一些革命领袖向民众大肆宣扬一种新思想，即“民族既不受政治地域划分的限制，也不受圆颅骨或者阔鼻梁的外貌限制。民族来自每个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处”。所以在他们教导法国孩子们法兰西是何等伟大的时候，他们也不断地劝慰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没过多久，这些卢梭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对原始人拥有优越天性深信不已的人们便开始挖掘过去，在封建城堡的残骸下，终于发现了他们最古老的伟大民族祖先的痕迹。而他们也将自己视为愧对这些伟大祖先们的弱小的子孙后代。
19世纪上半期是重大考古发现的时期。各国的历史学家忙于重新编纂出版中世纪的纲领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书。通常的结果是每个国家对祖国的阵阵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这种感情的产生很多时候是由于歪曲了历史事实。不过在各国现实的政治领域当中，重要的并不是事件真实与否或事情的真相，而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一切都是确实存在并真实发生过的。而这一点在大多数国家中都有很好的体现，通常上至国王下至臣民都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的祖先是伟大且无可比拟的。
但是维也纳会议却忽略掉大众的情感。会上的重量级人物们从各自王朝的利益出发，力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个基础上将欧洲版图重新划分。此外，他们还将“民族感情”以及其他对欧洲和平造成威胁的“法国革命思想”一起列为禁止谈论的话题。
不过历史对每一次会议都施与同样的嘲弄和讽刺。因为某个原因（这有可能是一直没能吸引学者注意的历史发展规律），“民族”这一情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来阻挡这一历史潮流，都势必会像梅特涅想要阻止人们自由地进行思考一样，以失败告终。
稀奇的是，民族独立之火是在遥远的南美洲点燃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位于南美大陆的西属殖民地得以经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后来拿破仑将西班牙国王关入监狱，成为了阶下囚，1808年，拿破仑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的新国王，但是南美殖民地人民拒绝承认这一任命的合法性，决定继续效忠于原西班牙国王。
事实上，南美殖民地就是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所到达的海地岛，这里在法国大革命中深受影响。1791年，法国国民公会突然大发兄弟情谊，以博爱友善的姿态宣布赋予海地的黑人同胞们和白人统治者同样的权利。然而，法国人就像当初他们突发奇想作出决定时一样快。没过多久，他们又宣布将之前的承诺全部收回，这件事直接引发了海地黑人领袖杜桑维尔和拿破仑的胞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持续多年的残酷战争。1801年，勒克莱尔邀请杜桑维尔见面，共同商议和约的条件。见面前，法国人曾郑重向他作出承诺，绝对不会伤害对方。杜桑维尔相信了白人的承诺，但结果却是在和谈当日被带上了一艘法国军舰，不久便死于法国的监狱中。最终，海地的黑人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的共和国。就这样，南美洲第一个伟大的爱国领袖发出要求解放、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西班牙的统治的号召时，海地人民们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
西蒙·玻利瓦尔于1783年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出生，在西班牙接受教育。他曾经去过巴黎，并且亲眼目睹了当时革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后来他在美国短期居住了一段时间，接着回到了家乡。当时，国内对其宗主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不断有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反抗斗争爆发。1811年，委内瑞拉宣布独立。玻利瓦尔成为革命领袖之一。然而，不到2个月，起义便被镇压了，玻利瓦尔逃离了故乡。
在之后的5年里，玻利瓦尔领导大家继续似乎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为此他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财产。但是，如果没有海地总统的支持，他还是不可能获得最后一次远征的胜利。起义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很明显地，此时的西班牙是绝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镇压所有殖民地的起义活动的，它唯有请求得到神圣同盟的帮助。
这种情况让英国十分担忧。英国船队已经取代荷兰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贸易海运代理商。他们希望从南美洲独立革命的热潮中狠捞一笔。英国人非常希望美国能够插手进行干涉。然而美国参议院并没打算插手，不仅如此，在美国国内，就连众议院中也有很多人反对美国干预西班牙的事务。
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内阁出现了巨大的人事变动。原先由辉格党人组成的内阁被解散，改由托利党人重新组阁。乔治·坎宁不仅精明干练，还善于一系列外交手腕，由他出任英国新一任国务大臣。他还向美国暗示，只要美国政府同意出面干涉“神圣同盟”，阻止他们继续实施镇压西属南美殖民地起义的行动，那么英国将倾其全部海上力量给美国以支持。这样一来，美国终于作出回应。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在国会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宣言：“欧洲神圣同盟在西半球范围内进行的任何殖民企图，美国都会将其视为对本国和平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同时，他还向神圣同盟发出了进一步的警告：“神圣同盟的一系列举动将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善行为的具体表现”。宣言发表四周之后，英国国内各大报纸都刊登了“门罗主义”宣言全文，美国的这一举动使神圣同盟的成员国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在帮助西班牙夺回殖民地和与美国为敌之间作出选择。
面对如此形势，梅特涅犹豫了。就他个人来说，他倒不在乎开罪美国，事实上他很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美国从1812年在美英战争中失败后，美国的陆海军力量就一直不被欧洲各国重视），但是坎宁此时的态度对他不利，所以他不得不在这件事上考虑清楚。于是，计划中的这次远征行动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而南美洲和墨西哥最终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此时的欧洲大陆，各种不安因素带来的骚动迅猛而激烈。1820年，法国军队受神圣同盟的派遣以和平警察的身份进驻西班牙。意大利的“烧炭党”（由烧炭工人组织的秘密会社）为了意大利的统一而大肆进行宣传，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反抗那不勒斯的统治者斐迪南的起义。这次，神圣同盟又将奥地利军队派往意大利，同样是执行“维护和平”的使命。
俄罗斯那边也发生了状况。亚历山大沙皇去世，之后，在圣彼得堡爆发了一场革命。一次短暂却血腥的大暴动，即“十二月党人起义”（因为发生在12月）。最后一大群优秀的俄罗斯爱国青年遭到残酷的屠杀或者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发动起义的目的仅仅是对亚历山大晚年的腐败统治不满，希望能在俄罗斯建立一个新的立宪政府。
但是糟糕的还在后面。从艾克斯·拉·夏佩伊到特波洛，再到莱巴赫，最后到了维罗纳，梅特涅不断求助于在这些地方先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各国的代表们全都到达这些气候怡人的海滨度假胜地去开会。奥地利首相常来这里避暑。他们总是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会全力支持派兵镇压起义，但是每个人又不敢保证镇压行动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民众的情绪开始变得起伏不定，尤其是在法国，人民的躁动与不安定因素正不断积累，国王的处境越发危险。
然而，麻烦却是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历史上，这个地区一直都是蛮族入侵西欧的前沿阵地。起义开始于摩尔达维亚。这个地方原来归属于古罗马达契亚行省，后来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从罗马帝国中脱离。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地方就和亚特兰蒂斯州一样成为“失落的国土”。当地人视自己为罗马人，并且仍然说着古罗马的语言，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易普息兰蒂的年轻希腊王子发起了一场人民起义，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他对自己的追随者们说，这场战争中他们会得到俄国的支持。然而梅特涅的速递信使奔往圣彼得堡面见沙皇。奥地利首相关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言论最终将沙皇说服，拒绝帮助罗马尼亚人。于是失去支持的易普息兰蒂不得不逃往奥地利，之后被奥地利囚禁在监狱里长达7年之久。
同时，1821年希腊爆发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暴乱。从1815年开始，希腊一个秘密的爱国组织便一直为发动起义筹划。他们在摩里亚（古伯罗奔尼撒）突然举起民族独立的旗帜，将驻扎在当地的土耳其军队赶了出去。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手段进行了还击。他们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囚禁在监狱里，并于1821年的复活节当天，吊死了这位在许多希腊人和俄罗斯人心中的教皇和其他几位东正教的主教。以牙还牙，希腊人又将居住在摩里亚首府特里波利的所有穆斯林全部杀害。接着土耳其人也作出回应，突袭了希俄斯岛，将岛上2.5万名东正教教徒杀害，还将4.5万希腊人掳走，把他们当做奴隶贩卖到亚洲和埃及各地。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皇室呼吁希望能够得到援助。然而梅特涅却反复说他们是“自食其果”（这里我没有特意使用双关语，只是将首相殿下对俄国沙皇所说的话直接引用在这里，他说“应该任由暴乱的火焰在文明的范围之外自生自灭”）。于是欧洲各国将通往希腊的边境一一关闭，都不允许本国的志愿者去往希腊实施救助，尽管希腊人民是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而战。埃及答应了土耳其的要求，派出一支军队在摩里亚登陆。之后不久，古雅典要塞特里波利的上空又一次飘起土耳其的国旗。埃及军队进驻此地后，仍然按照“土耳其的方式”管理当地，维持着社会治安，而梅特涅也始终关注着战情的发展，默默等待这次“使欧洲和平重新被打乱的行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终有一天成为过去。
英国人又一次打乱了梅特涅的计划。英格兰最伟大的地方并不是它广阔的殖民地或它的财富又或者它的无敌舰队，而是它具有英雄气概的独立市民。英国人遵纪守法，因为他们认为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一个标志性区别就在于是否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但是，他们却始终认为别人无权干涉他们的思想自由。因此当他们认为政府在某件事情的处理上有不对的地方时，他们就会站起来说“不”。而受指责的政府也会尊重他们，同时还会尽力保护他的安全，以免他们受到大众的伤害。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那些思想卓越、有勇有谋，且在各方面都超越大众的杰出个人通常也会成为民众迫害的对象。只要有富有正义感的事业，无论正义的一方多么势单力孤，无论它多么遥远，都会有一群英国人忠诚地支持这项事业。英国民众和在其他国家生活的人民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整天都忙着手头的事情，没有时间去做不切实际的“冒险”。但是，每当他们奇怪的邻居们不顾一切地为了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悲惨人民而努力斗争的时候，他们便会对他们抱以极大的崇敬和爱慕之情。如果这个邻居非常不幸地在他乡战死，他们会给他举办一场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并且会教导自己的儿女们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身上的勇气和骑士精神。
甚至神圣同盟的密探们也对这种国民性格无可奈何。1824年，拜伦勋爵架帆前往南方地区营救希腊人民。这个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经用自己的诗歌虏获全欧洲青年男女的心。3个月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死在希腊最后一块营地迈索隆吉的噩耗便传遍了全欧洲。他的死将所有欧洲人的激情和想象力唤醒。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群众都自发组织团体，向希腊人伸出援手。美国革命中的英雄拉菲特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为拯救希腊人在法国的大街小巷奔波游走，呼吁人们援助希腊。巴伐利亚国王也派遣了一支几百名士兵的队伍前往希腊。不断有船只将钱财、物品和战争补给运到迈索隆吉，支援起义中的人们，让他们不用再挨饿。
在英国，曾打乱神圣同盟企图干涉南美革命计划的约翰·坎宁成了首相。这次，他又发现了一个打败梅特涅的良机。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已在地中海上时刻待命。这两个国家已不敢再镇压希腊爱国者高涨的起义热情。自从十字军东征以后，法国便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基督教的忠实拥护者，因此它也紧随英俄之后，派出舰队在希腊附近的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军舰在纳瓦里诺湾向土耳其舰队发动联合袭击，此次袭击使土耳其舰队全军覆没。此前在欧洲，没有任何一场战役胜利的消息会得到全体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在本国饱受压迫的西欧人民和俄国人民通过这场对希腊人民起义的援助，将他们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充分表现出来，同时他们被压抑的内心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829年，经过希腊人民和欧洲人民的不懈努力，希腊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正式宣布独立，梅特涅第二次破坏欧洲“和平稳定”的政策也宣告破产了。
要想用短短一章的篇幅向你们逐一阐述各国发生的民族独立斗争是绝对不可能的。已经有很多和这个主题有关的优秀书籍出版。我之所以会在这里详细描述希腊人民发动的这场起义，是因为在维也纳会议后，列强们费尽心机建立起一个“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阵营，而这次起义是对这个反动阵营的第一次成功的突围。尽管压迫和剥削继续在各国存在，尽管梅特涅等人还拥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将这一切终结的日子即将到来。
法国的波旁王朝忽视对文明社会的战争应该遵守的规则和法律，继续推行让人难以忍受的警察统治。1842年，路易十八去世，可怜的法国人民在“和平生活”的旗号下饱受了9年的折磨。事实证明了一件事，屈辱下的“和平”生活要比帝国时代所经历的十年战争时期还要痛苦。终于，路易从这个国家消失了，接下来由他的兄弟查理十世继承王位。
路易属于著名的波旁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不学无术，而且他们心胸狭窄，复仇心理极强。某个清早，哈姆传来了他的兄弟被处以绞刑的消息。当时的那一幕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时时刻刻告诉他一个事实：如果一个君主不能正确认清眼前的形势，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相反查理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记得，也不想去了解，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就已经欠下了高达5000万法郎的债款。他刚刚从哥哥手中继承王位，便立刻建立起一个“受教士统治、为教士所有、利益供教士享有”的新政府，惠灵顿公爵曾这样评论这个新政府。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由此可见查理的昏庸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不夸张地说，就连那些最遵纪守法尊重社会秩序的人也对他的统治方式不满。后来一些自由派报刊开始登载批评政府的言论，查理试图将这些不利的批评压制下去，宣布将支持媒体的国会解散，从那之后，他在位的时日便所剩无几了。
1830年7月27日的晚上，在巴黎市内爆发了一场革命。30日，法国国王从首都前往海岸，准备坐船逃难到英国。这场上演了15年的闻名于世的闹剧便以皇室狼狈逃亡这样的结局收场了。从此，波旁家族被彻底赶下台，无缘法国王位。因为这个家族已经愚蠢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个时候，法国原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共和制政府，然而梅特涅是绝对不允许法国这样做的。
形势已相当危险。从法国迸出的星点起义火花越过边境将另一个民族矛盾激化的火药桶点燃。新产生的尼德兰王国注定要失败。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的一个叔叔的后裔）尽管工作努力并且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却不够机敏，不懂得变通，无法让两个对彼此不满的民族和睦相处，更不用说融合到一起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有一大批天主传教士逃难到比利时，威廉是一个新教徒，因此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过来缓解当前的局势，向难民施予援手，都会立即受到臣民的指责，人民们满腔愤怒地称他的行为是一次“争取天主教自由”的新计划。8月25日，在布鲁塞尔爆发了一场群众暴动，人民奋起反抗荷兰当局的统治。2个月之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即科堡的利奥波德被推举成为比利时国王。两个原本就不应该合并在一起的国家从此分开，各自进行自己的统治。自从它们分开之后，倒是相处得十分融洽，像一对友好的邻居，互帮互助彼此迁就。
在当时，欧洲仅有几条路线很短的铁路，因此消息的传播速度还相当慢。但是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波兰时，立刻使波兰人民和俄国统治者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冲突和摩擦，最终引发了一场持续了1年的残酷战争。最后波兰人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接着他们又按照著名的俄国方式，“在维斯图拉河沿岸地区重新建立起新秩序”。1825年，尼古拉斯一世从他哥哥亚历山大手中接过王位，成为新一任俄国沙皇，他始终相信自己所在的家族有权利统治波兰，并且这个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数不清的波兰难民在来到西欧之后经历了很多磨难，他们亲身体会到了神圣同盟所约定的“兄弟情谊”在沙皇眼中绝不仅仅是一份国际公文。
意大利国内也同样不得安宁。拿破仑的妻子帕尔玛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彻底失败后她便离弃了他。这位女公爵被自己的国家赶了出去。然而在教皇国家，群众热情高涨地想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共和国。但是当奥地利军队进驻罗马城之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梅特涅重新回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府邸——普拉茨宫，秘密警察也重新开始对人民进行监控，“和平”又一次处在统治者们的严密保护之中。直到18年后，人们才再次发起一场革命，这次革命与之前相比更加成功也更为彻底，它使整个欧洲摆脱了维也纳会议的枷锁，从它遗留下来的危害中解放出来。
法国，欧洲革命的领头人，又一次表现出变革的征兆。路易·菲利普从查理十世手中继承了王位。他是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奥尔良公爵是雅各宾党的拥护者，当初要处死他的表兄即法国国王时，他投下了赞同票。在法国大革命初期，他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平等的菲利普”这个称号就是从那时得来的。但是后来，罗伯斯庇尔决定清洗革命阵营中的所有“叛徒”（和罗伯斯庇尔意见不同的人）时，奥尔良公爵被处死，而他的儿子也被迫从革命军队中逃走。从此，年轻的路易·菲利普开始了海外逃亡的生活，他曾在瑞士做过教师，还在美国的“远西”地区进行过几年的探索。拿破仑彻底失败后，他重新回到巴黎。和那些愚蠢的波旁王室表兄们相比，他相当有头脑。他生活十分节约简朴，喜欢胳膊下面夹着一把红色的雨伞，在巴黎的各个公园里散步。他和世界上其他慈爱的父亲一样，总是有一大群孩子跟在他的身后，嬉笑打闹。不过此时的法国已经不再需要国王的统治了，只是路易·菲利普并不知道这一点。直到1848年2月24日早上，一群人叫嚷着冲到杜伊勒里宫，将菲利普陛下从王位上赶了下来，并宣布从此法兰西将成为一个共和国。
当消息传到维也纳时，梅特涅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不过是重新上演1793年的闹剧”。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神圣同盟又一次派兵进驻巴黎，将这场讨厌的“革命会演”终结掉。但是两星期后，在奥地利首都也爆发了一场革命起义。梅特涅为了躲群情激昂的起义者趁乱悄悄地从普拉茨宫的后门溜走了。奥地利皇帝斐迪南面对强大的民众攻势，不得不答应赋予他的臣民们一部新宪法。宪法里所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过去的33年里，梅特涅试图用尽一切手段去阻止和消灭的革命性纲领与原则。
这一次革命让整个欧洲都为之震动。匈牙利人民也宣布独立，在路易斯·科苏特的带领下，同哈布斯堡王朝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争。由于双实力悬殊，最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下令他的军队翻越喀尔巴阡山，将起义全部镇压下去，至此，持续了一年多的战争以匈牙利国王统治得以保全宣告结束。革命结束之后，哈布斯堡王室新增设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专门审判革命中的起义者。很多在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匈牙利爱国者都在这里接受审判，最终被杀害。
意大利这边，西西里岛将波旁王朝的国王赶下台，宣布脱离那不勒斯独立。在教皇国，首相罗西遭暗杀，教皇匆匆逃往国外。第二年，一支法国军队在教皇的带领下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到1870年法国军队一直待在罗马严防罗马陛下受到其子民们的伤害。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将这支队伍紧急召回，支援本土军队与普鲁士作战，最终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在半岛的北部地区，受到撒丁国王阿尔伯特支持的米兰和威尼斯也开始反抗奥地利的统治。但是，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在老拉德茨基的带领下向波河平原逼近，在库拉多扎和诺瓦拉将撒丁军队击败。失败后的阿尔伯特不得不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几年后伊曼纽尔成为这个统一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1848年，德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人们呼吁统一国内政治，重新组建一个议会制政府。巴伐利亚国王把钱财和精力浪费在一个伪装成西班牙舞者的爱尔兰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叫做洛拉·蒙特茨，现被安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最终一群被激怒的大学生将他驱逐出去。普鲁士神圣尊贵的国王陛下不得不站在街道中央，对着战争牺牲者的灵柩脱帽默哀，以表达对这些不幸去世的抗议者的哀悼，同时他还被迫向民众作出承诺，将成立一个立宪制政府。1849年3月，5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聚集在法兰克福，国会大会首次召开，与会代表们一致同意由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担任德国的皇帝，作为统一后德意志的最高统治者。
但是局势发生了变化。无能的费迪南德宣布退位，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约瑟夫继承王位。一支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依然忠于他们的统治者。刽子手们忙得不亦乐乎。哈布斯堡家族凭借着其与生俱来的阴险狡诈，再一次在国内站稳脚跟，并迅速地巩固了他们东西欧的霸主地位。他们在处理外交与国际关系事务上游刃有余，利用其他日耳曼国家对普鲁士的嫉妒心理，百般阻挠德意志帝国皇帝选举，最后普鲁士国王没能顺利当选。在经历了一连串惨痛的失败之后，哈布斯堡家族从中学会了忍耐，懂得了静待时机。一群自由主义者，缺乏任何政治经验，四处发表演讲，为自己的慷慨激昂而陶醉，然而这个时候的奥地利人却已经在暗中布防，计划要将革命者一举歼灭。最终，他们突然宣布将法兰克福国会解散，恢复原来的日耳曼联盟，这个没有实质意义的联盟的重建正是维也纳会议巨头们最希望看到的，也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强加给整个德意志国家的。
这个国会的成员大都是一些不现实的爱国者。有一位普鲁士乡绅不动声色，只是静静地观察着吵闹的人们。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他讨厌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他明白（其实凡是实际讲求行动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长篇大论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对于祖国的热爱，他有着与众不同的方式。俾斯麦从一个老式的外交学院毕业。在外交上，他能轻易地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中，而其他方面如散步、喝酒、骑马等，也都样样强于别人。
俾斯麦坚信，如果德意志想要在欧洲强国中立足，就必须从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转变为一个统一的日耳曼国家。由于俾斯麦本人有着深厚的封建式忠君思想，因此他支持由霍亨索伦家族担任这个新国家的统治者，并愿意为其服务。至于那个难有作为的哈布斯堡家族，并不在他效忠的范围内。为了这个目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奥地利影响全部清除。但是，这项清除工作并不容易，他开始着手为这次艰难的手术做必要的准备。
这个时候，意大利已经解决了国内问题，从奥地利的残暴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在加福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共同努力下，意大利实现了祖国统一。加福尔是一位建筑工程师，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扮演着政治领航员的角色。马志尼为了躲避奥地利的警察奔波于欧洲各个国家。他是一个公众煽动者。至于加里波第，他则与一群身穿红色衬衣的骑士们用实际革命行动将意大利人内心奔放的想象力与形象感全部激发出来。
马志尼与加里波第都支持共和制政府。然而加福尔却主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政府。由于其他两人都对加福尔的政治洞察力与决策能力深深信服，于是甘愿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让热爱的祖国获得更大幸福的壮志雄心，他们接受了加福尔更具现实意义的主张。
如同俾斯麦拥护他所效忠的霍亨索伦家族一样，加福尔更愿意对意大利的撒丁王族效忠。在撒丁陛下成为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领导者之前，他曾经以极大的耐心和高明的政治手腕，对其进行一步步的诱导，直到最后他有能力担当起这个重任。此时，欧洲的其他国家局势动荡不安，这样的局势推动了加福尔的伟大计划的实现。其中，对意大利统一作出最多贡献的国家就数它最信任的（通常它也是意大利最不能轻信的）老邻居法国了。
1852年10月，这个总是充满骚动不安的国家的局势再次有了变动，当政共和政府突然垮台，而这个结果也早在预料之内。拿破仑三世，前荷兰国王路易斯·波拿巴的儿子，那位伟大叔叔（拿破仑）的小侄子，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法兰西帝国，还将自己封为“拥有上帝的恩许，被人民拥戴的”皇帝。
这个年轻人曾经在德国读书，因此他说的法语总带着明显且刺耳的条顿腔（就好像第一个拿破仑一样，说法语时始终带着浓厚的意大利口音）。他用尽拿破仑的声望和传统，以此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得罪了很多人，能否顺利登上王位戴上准备已久的王冠，他的心中也不禁有些怀疑。他已经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部臣的友谊。这是考虑的重要方面。至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在面对法国国王时总会流露出极其高傲的姿态，让满脸堆笑阿谀奉承的法国皇帝无地自容。他们整日思考着如何才能想出一些更有创意的新方法，向他们这位暴发户“兄弟”表达他们内心的鄙夷与蔑视。
因此，拿破仑三世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消除敌意，无论他是通过赐予恩惠还是向他们施与威胁。他深知，在法国人心中还留有对“荣誉”的渴望。为了保全自己的王位他决定放手一搏，压上自己的王位连同整个帝国的命运。他以俄国攻击土耳其为借口发起克里米亚战争。法国和英国都支持土耳其苏丹，协助土耳其军队抵抗俄国的沙皇。法国为这次冒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对于俄国、英国和法国来说，没有一个从这场战争中赢得了足够的荣耀和尊严。
尽管如此，克里米亚战争还是在另一件事情上起了推动作用。它给撒丁国王一个自愿站在胜利者一方的机会。战争结束之后，加福尔足够的理由向英法两国索要回报。
加福尔充分利用当前国际局势，让撒丁王国得到了更多欧洲国家的重视，紧接着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于1859年6月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挑起一场战争。他用萨伏伊地区和意大利治下的尼斯城当做交换条件，得到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法意两国联军先后在马戈塔和索尔费里诺这两个地方与奥地利军队交战，并且都取得了胜利。短短的时间内，原先属于奥地利的省份和公国都被划入意大利国土，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一部分。佛罗伦萨被定为这个新意大利的首都。1870年，由于法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战争爆发，驻守在罗马的法国军队被紧急召回。他们刚刚撤离这里，意大利人便跟着抵达，这座古老的历史名城随后敞开大门准备迎接撒丁王族，他们在旧奎里纳宫里住了下来。这座行宫是古时的一位教皇在康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基础上修建起来的。
但是，教皇渡过台伯河，藏身于梵蒂冈的行宫之中。1377年，流放于阿维尼翁的教皇重新回到祖国，之后这个地方便成了他的继任者们的长期居住地。对于意大利人公开占领其所属领地的蛮横行为，教皇不断发出抗议，同时还向那些忠实的天主教徒们发放倡议书，希望能博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很少有人回应他，并且回应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因为如果教皇脱离了国家事务，那么他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解决人们的精神问题。从欧洲各国政治的纷争中解脱出来，使教皇在民众中重新获得尊严，很明显这对教会事业的发展很有帮助。从那之后，罗马天主教会转型成为了一股新的国际力量，在推动国际社会以及信仰进步方面发挥着作用。并且与其他大多数新教相比，它在处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上更加果断明智。
意大利半岛最终获得了独立，没有成为奥地利的一个省份，维也纳会议的企图就此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德国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历史证明，德国的问题是最难处理的。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量精力充沛、向往自由的德国人迁移到了海外。这些年轻移民到达美国、巴西和亚洲、非洲等新兴殖民地。他们在本国没有完成的事业将由另外一批与他们不同的德国人接手，而他们也会将剩下的事业进行到底。
日耳曼联盟解散之后，自由主义者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尝试也接连失败，随后在法兰克福一场新会议召开。会议中，普鲁士的代表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冯·奥托·俾斯麦。现在，他已经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充分信任。这是他展开一系列计划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至于普鲁士议会和国内民众的意见他完全不在乎。自由主义者的惨败经历还历历在目，他清楚地明白如果想就此摆脱奥地利对德意志的干涉，唯有发动一场战争。于是，他暗自开始普鲁士的军队的建设。他的铁血政策将州议会全体成员激怒，他们拒绝了俾斯麦要求国会向他提供必要资金的请求，然而这样的拒绝俾斯麦根本不放在眼里。他绕过议会，按照自己原先的意图行事，普鲁士皮尔斯家族和国王为他提供金钱支持，他积极着手扩充军队准备与奥地利开战。之后，他又四处奔波想要找出一项民族事业，将所有德意志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发出来。最终，这个事业被他找到了。
德国的北部地区有两个小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施泰因。这两个国家从中世纪开始就是不断制造麻烦的是非之地。在这两个国家里，都有一定数量的丹麦人和德国人，这个地区并不属于丹麦的领土范围，但是一直处于丹麦国王的统治之下。这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纷争。我并非有意在这里重新将这个已经被遗忘的问题提出来，在最近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中，这一地区的纷争似乎已经被彻底地解决了。然而在那个时候，荷尔施泰因的德国人不满丹麦人对他们实施的虐待，而住在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则努力要维护丹麦本国的传统。于是整个欧洲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当德国“被抛弃的同胞”向国内的男声合唱团与体操协会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时，当内阁大臣们还没搞清楚当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普鲁士的军队已经蓄势待发，将要“收复全部失去的国土”了。奥地利—日耳曼联盟的统领者，不允许普鲁士在这样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单方面采取行动。驻扎在哈布斯堡的军队也加入进来，与普鲁士军队一同与丹麦展开激战，攻入丹麦的国土，打退丹麦人勇敢的抵抗，占领了这两个地方。丹麦人向欧洲人救助，但是欧洲人无暇管理，可怜的丹麦人只能听天由命。
之后，俾斯麦开始进行他统一德意志计划中的第二个步骤。他借着战后分配利益的机会和奥地利发生争执。哈布斯堡家族一头进入陷阱。俾斯麦和他的将领们率领一支全新的普鲁士军队攻入波西米亚地区，在短短6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将奥地利最后一支队伍在萨多瓦和柯尼格拉茨两场战役中歼灭。从此，维也纳的大门被彻底打开。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俾斯麦不想做得太过火。他知道今后想要活跃于欧洲的政治舞台的话需要一些朋友。他主动向战败的哈布斯堡家族提出和解，并列出一套不伤害对方尊严的议和方案，让他们放弃联盟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协助过奥地利的德意志小国，俾斯麦对它们没有丝毫情面，将它们全都划入普鲁士的领土。由此，出现了一个由德意志北方大部分小国组成的新组织，北日耳曼联盟。而获胜的普鲁士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非正式领袖。
俾斯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实现了这一连串扩张与吞并。对此，英国人并不关心，法国人却很不满。拿破仑三世对人民的统治已不再稳固，逐渐松动。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国付出高昂代价，但却空手而归。
1863年，拿破仑三世又一次决定采取冒险行动。这回他想让墨西哥人民接受一个名叫马克西米安的奥地利大公成为他们的皇帝，然而美国内战最终以北方取得胜利时，拿破仑努力想要实现的计划到此全部成为泡影。因为华盛顿政府要求法国军队从墨西哥撤走，墨西哥人民终于有了一个铲除敌人的机会，最终那个被强塞给墨西哥人民的外国皇帝被执行枪决。
拿破仑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给他的统治增添一抹荣耀和光彩。北日耳曼联盟用不了几年便有可能对法兰西造成极大的威胁。法国皇帝觉得与德国进行一场激战有利于他的王朝统治。于是他开始找借口，而此时正在经受革命洗礼的西班牙，刚好给他了一个机会。
那时西班牙王位仍处于空缺状态。一开始，王位已经答应由信奉天主教的霍亨索伦家族旁系的一支来继承。但法国反对这个决定，霍亨索伦家族也主动放弃了王位。但是拿破仑三世开始出现重病的征兆，而他也常常听信他的妻子欧仁妮·德·蒙蒂纳的建议。欧仁妮的父亲是一位西班牙绅士，她的祖父威廉·基尔克帕特里克是一位美国领事，长期驻守以盛产葡萄闻名的马拉加。虽然欧仁妮天资聪颖，但她也和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宗教顾问们言听计从，而这些宗教信徒们十分憎恶普鲁士的新教徒国王。“要勇敢。”皇后劝慰她的丈夫说道，但是她只说了一半，这句著名的普鲁士格言的后半句被她省略掉了。它本来的意思是想告诫那些怀有雄心壮志的英雄们，“要勇敢，但是绝对不能鲁莽”。拿破仑三世出于对本国军队实力的信心，便给普鲁士国王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保证，“普鲁士国王本人绝对不会再允许任何一位霍亨索伦王族成员参与西班牙王位的竞选”。因为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拒绝了王位继承权，所以这个要求完全是多此一举，不过俾斯麦还是如他所愿答应了法国政府的要求。然而拿破仑三世还是不放心。
1870年的一天，威廉国王到埃姆斯游泳。一位法国外交官要求觐见国王，并且重提这个话题。威廉国王愉快地回答了外交官，说今天风和日丽，关于西班牙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之后再没有讨论这个话题。作为例行公事，对话被整理成一份报告，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俾斯麦，此时他正全权负责所有外交事务。为了给普鲁士和法国的新闻界提供报道之便，俾斯麦将这次谈话的内容进行了编辑。有很多人站出来指责他的做法。但是俾斯麦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历史上，无论在哪个国家，任何文明社会的政府都有权将对外发表的官方消息进行修改和剪辑。当这条经过“编辑加工”的谈话记录在报刊上发表以后，柏林的群众认为在他们值得敬爱的留着一捋白胡子的国王面前，那个又矮又自负的法国外交官简直就是在无理取闹，而身处巴黎的人们同样也满腔义愤，在他们看来，他们这位外交使节不辱国体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却受到那个普鲁士王室走狗的侮辱。
于是，普法两国开战。不到两个月，德国人便将拿破仑三世及他手下大部分军队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摧毁了，建立起的第三共和国做好战斗准备，誓要与德国侵略者殊死搏斗，保卫首都巴黎。法国将士们在巴黎坚守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就在这座城市被攻破的10天以前，在位于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由路易十四，这个德国人最痛恨的敌人建造的行宫，普鲁士国王正式宣布登基，成为德意志的皇帝。枪炮声响彻整个巴黎上空，它向饥饿的巴黎人民郑重宣告，那个由弱小国家组成的松散的条顿国家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日耳曼帝国。
一直围绕着德国的问题最终通过这种粗暴而且草率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维也纳会议召开56年之后，即1871年底，维也纳会议上精心安排的全部政治阴谋被一一清除。梅特涅、亚历山大和塔莱朗想要将长久的和平安定带到整个欧洲，然而他们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却在以后的日子里引发了欧洲数之不尽的纷争和战乱。在十八世纪泛滥的“神圣兄弟情谊”之后，是一个异常激烈的时代，我们称它为民族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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