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初期的工人，他们的生活

在过去，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独立劳动者来完成，他们待在自家门前的小作坊里，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具，可以随自己的心意管教作坊的学徒。通常，他们可以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来经营，前提是不违反行会的规定。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每天必须工作很长的时间。尽管如此，他们却是自己的主人。如果某天早上，他们醒来时发现今天的天气很好，适合去池塘里钓鱼，那么他们便会出去钓鱼。没有人可以对他们说“不”。

然而，机器的出现和应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其实在本质上，机器就是一件被放大若干倍的工具。一辆载着你的速度为1英里/分钟的火车其实就是一双速度很快的腿，一台能够将厚厚的铁板砸平的气锤就是一副力气很大的铁拳。

虽然我们能将这些大型机械比作简单的工具，但是我们每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能拥有一双好腿、一副好拳，可一辆火车或是气锤或是棉花厂这样的设施却非常贵重，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通常情况下，一群人共同出资，合伙购买大型设备，然后按照他们的投资比例来分配铁路或棉纺厂所赚取的利润。

因此，机器被不断改进和完善，直到能够应用于实际生产并且通过机器的使用使工厂赢利时，生产这些大型工具的厂商便开始四处寻找买主，这些买主可以直接用现金支付。

在中世纪初期，财富的唯一代表形式就是土地，因此有钱人通常是王公贵族。不过尽管这样，我之前已经讲过，由于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商品经济，仍然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制度，用奶牛换取马匹、用鸡蛋交换蜂蜜，因此即使贵族们拥有大量金银，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处。后来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东方与西方间重新恢复了贸易，欧洲城市里享有自由的居民们在贸易中获得大量财富，开始对贵族和骑士构成威胁。

法国大革命将贵族聚敛的财富彻底摧毁，增加了中产阶级（“布尔乔亚”）的财富。在大革命之后动荡不安的几年里，一些中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世界财富。国民工会没收了教会的全部土地，并将其一一拍卖。拍卖过程中，一些投机商人向政府机构贿赂，贿赂金额高得吓人。这些商人最终将几千平方英里的昂贵土地据为己有。后来拿破仑发动一系列战争，他们在那段时期利用自己已有的资本大量购买粮食和军火，然后抬高价格，从中牟取暴利。等到了大机器时代，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普通生活需要，他们的钱足让够让他们创建工厂，雇佣工人们来操纵机器。

工厂的建立改变了几十万人的生活状况。在很短的时间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以几倍的速度增长。曾经人口密集、被市民们视为真正的“家”的市中心，现如今却满是简陋破旧的建筑。每天，工人们在工厂里工作11到13个小时，下班之后他们便回到这里休息，清晨，汽笛响起，他们又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工厂开工。

到城里淘金的消息迅速在城市周围的农村广泛流传。于是，在乡下务农、过惯无拘无束生活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很快他们便在密不透风又到处都布满油污的恶劣环境中备受煎熬，身体迅速垮掉。最后他们往往死在贫民窟或是医院里。

当然，从过去的个人劳动到工厂的大批量生产，这个转变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受到了很多阻挠和反对。既然一个人操纵一台机器便可以完成100个人的工作，那么因此而剩下的99个人就必定会失业。这些人对机器的出现心生怨恨，因此他们常常作出袭击工厂、烧毁机器这样的行为。不过，保险公司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厂主们给自己的工厂投保，损失发生后便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得到充分的弥补。

不久，更加先进的机器被引进到工厂里，同时工厂四周还砌了一圈高墙，工人们无法再进行暴乱。在这个到处都是蒸汽和钢铁的崭新世界，那些在旧时代里发挥作用的行会此时已没有生存的余地。它们消失了，于是工人们开始尝试组织建立一个全新的工会。但是厂主们靠着富可敌国的资金支持，可以向各个国家的政客们施加压力，进而影响各国的政策。他们通过立法机关的力量，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工人们组织工会，还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说它妨碍了工人们的“行动自由”。

你可别认为颁布这些法律的国会议员们都是些别有用心的奸佞之辈。相反，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自由”的忠实信徒。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在谈论“自由”，甚至有时候，人们会因为他们的邻居不够“热爱自由”而将他们杀害。“自由”是人类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人类一直以来所向往的追求，既然如此就不应该让工会来决定工人的工作时间和报酬。工人们必须要保持随时“能够不受限制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应该有同样的“自由”经营工厂。那个社会工业生产受国家全权控制的“重商主义”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时下现行的全新的“自由经济”理念认为，国家不应干预商业的发展，应该让商业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来运行。

18世纪下半叶，人们无论对知识还是国家政治都产生怀疑，并且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新观念也逐渐取代了旧有的经济观念。在法国的革命爆发之初，路易十六手下的财政大臣蒂尔戈德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与失败之后，重新诠释了“自由经济”的意义。他生活的国家里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法律制度，且官僚作风猖獗，对于这个国家存在的弊病他深谙不已。“政府取消对商业的监管，”蒂尔戈德如是写道，“只有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才能让经济顺利地进行下去。”没过多久，他的“自由经济”理论便广为流传，并受到当时欧洲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支持。

几乎与它同时期，英国人亚当·斯密正埋首于那部巨作《国富论》，向全世界又一次发出呼吁，要求维护经济的“自由”以及“进行贸易的自然权利”。30年后，拿破仑革命失败，维也纳会议上，欧洲的反动势力齐聚一堂，那个曾经在政治上遭到统治者否定的自由，如今却在经济生活中实现，并强行加在了欧洲民众的身上。

我在本章的开篇已经提到，机器的广泛应用使一个国家受益匪浅，使它迅速积累社会财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机器所带来的财富甚至多到可以让英国无须向他国借款就能承担起全部反对拿破仑战争的巨额支出。资本家们（那些用现金购买机器的人）在战争中所赚到的利润多到难以想象。但是这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和欲望，他们将兴趣转到了政治上。他们甚至想试着和那些王公贵族们较量一下，而迄今为止大多数欧洲的土地都控制在后者手中。

在英国，国会议员的选举仍然依照1265年颁布的皇家法令进行，很多新兴的工业中心代表竟然没有成为议会的一员。1832年，资本家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最终通过了一套修正法案，提出一套新的选举制度，工厂主阶级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增强了在政府立法机构中的影响力。但是，资本家们的行为也在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中引起强烈的不满，因为工人们根本无法参与到政府管理中去。后来工人们发动了一场争取议会选举权的运动。他们拟出一份文件，写出自己的要求，这份文件就是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大宪章”。这份宪章的内容一直都备受争议，直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这场争论都没有停止。英国政府害怕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新的雅各宾党革命爆发，到时候又会不断发生流血事件，于是决定将年过八旬的惠灵顿公爵急召回来作为军队的总指挥，同时向各地召集志愿军。伦敦全市出于封锁状态，做好一切事前准备等待革命的到来。

最终，因为领导者的决策失利，宪章运动在发起壮大前就自行夭折了，英国并没有发生革命和流血事件。由那些有钱的工厂主组成的新兴阶级（我不喜欢鼓吹新社会秩序的信徒们滥用的“资产阶级”一词）逐步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大片农田和牧场正不断地被扩大的大城市工业规模侵蚀，成了一片片阴暗且拥挤的贫民窟。在欧洲，几乎每个城市都处在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类似于贫民窟这样的凄凉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