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地震后接济灾民最基本、最急迫的物资，保持一定的粮食仓储量是政府最重要的救灾政策之一。故这里所提到的粮食问题，主要指仓储的存量问题，也涉及一定时间、空间的粮食生产力。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以前，云南谷仓多废弃，积谷也少。“民国元年（1912年）六月，云南军都督府临时省议会议决《保存积谷简章》二十三条，通令公布遵循……是为民国滇省仓储有法规之始。自此各属尚多能奉行。嗣以护国、靖国诸役，历年用兵，耗费甚巨，继则盗匪蜂起，劫略至烈，遂至荡然无余。”[9]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经过整理仓政，制定了《地方仓储管理规则》。民国十九年（1930年），根据中央要求，云南分原仓制为县仓、市仓、区仓、乡仓、镇仓、义仓6种，县仓、市仓的功能与原仓、平仓相同，主要是供平粜散放，区仓、乡仓、镇仓和义仓的功能既有平粜散放的作用，又有借贷救济的目的。
民国十七年（1928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仓政没有解决云南的粮食储备问题，因为此时期云南仓储的根本问题，不是粮仓建设问题，而是积谷问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云南省政府查清全省仓储，结果是“新旧合计仅得谷一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京石四斗四升一合，包谷二百一十八京石一斗七升六合，荞五百三十九京石七斗九升四方合，谷款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四元二角一分”[10]。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以后，政府对仓政又进行了整顿，以后各年积谷逐渐增加，使积谷实数达至积谷标准的一半左右（见表2-2）。
表2-2 民国云南部分年份积谷统计表[11]
造成云南粮食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食生产力低下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云南是一个山区省份，适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有限。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统计显示，云南“本省全部面积，计一百一十一万方里，每里以五百四十亩计之，约有五亿五千九百四十万亩。只以山岳高耸，岗峦起伏，耕地总量仅居少数。据国府统计局报告：云南全省耕地面积为二千七百十二万五千亩，则耕地面积合山林川泽计之，不过占全面积百分之四而强”[12]。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云南全省完成耕地清丈计划，实测到全省耕地面积共计28522505亩9分8厘5毫。至于这些耕地的产量，历史资料仅提供了部分年份的主要农产品的大概数目，现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产量作为这个时期粮食产量的参考数字[13]进行分析（见表2-3）。
表2-3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云南全省主要农产品统计表[14]
从表2-3可知，云南全省一年的稻谷和主要杂粮总收入是76647284石，而出产这些粮食的当年耕地数是27760985亩，那么平均每亩耕地产粮约为2.8石，这是个比较小的亩产量。不过仅凭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云南粮食的丰歉，粮食的多少是相对于人口而言的，所以还有必要弄清参与粮食分配的人口数量。而民国时期云南人口的平均数在1000万以上（见表2-4）。
表2-4 民国时期云南省人口变化统计表[15]
如果大胆地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粮食生产数76637284石作为这个时期云南平均年粮食产量，又保守地将1000万作为云南人口的年平均值，也不考虑粮食的其他用途，可知每年每人理论上可获得近7.7石粮食（包括所有杂粮在内），以一石60公斤计，每人年粮食收入是462公斤，按1∶0.7的比例将这些粮食脱壳，则每人年粮食收入是323.2公斤，但这仅仅是一个理论数字，如果考虑到粮食的实际使用和分配过程，每人年粮食收入数字就会小得多。
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清朝及民国时期采取节约用粮、调粮入滇等措施。但是，向外省调粮这种做法并不经常采用，原因是成本太高，“向省外购运粮食，因交通不便，运价昂贵，有时运来1石大米的运价比购价高1倍多”[16]。故政府只会在发生大范围的灾荒或为了保证军米的情况下，才会临时向省外购米。
20世纪50年代以前，粮食短缺是云南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特别是遇到大灾之年，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和严峻。这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大理地震救灾的资料中可以得到证明。大理地震后，查到重灾区凤仪县“积谷一项，仓空六年，诉讼尚未了结，实无颗粒可拨”[17]。省政府命令邻近县份向重灾区大理、凤仪县调米，有记录的数据是，邓川为大理垫购了20石米，蒙化县为大理重灾区购到50石米，其他各县筹米情况不详，大概所筹粮食不会太多，许多具体办赈人员深感当时粮款“杯水车薪”“无补万一”“难救燃眉”，“目睹哀鸿，拯救无计，极为焦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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