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文化遗产研究综述与切入点

学术引子

［晋］郭缘生·《述征记》曾经有一句名言：“太行山首始于河内，北至幽州，凡有八陉，是山凡中断皆曰陉。”下文以此切入，从线路文化遗产之概念变迁入手，探讨首都经济圈内部（晋—京津冀）的空间联系与文化变迁。

以线路文化遗产为工具，可以从全新角度认识我国的文化遗产，发掘其学术意义。本书以“太行八陉”为研究对象，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剖析了太行八陉的线路文化遗产特质。以此为基础，从太行八陉看历史上山西与河北、北京的空间联系：第一，南北侧重不同：唐代“安史之乱”之前，空间联系以南四陉为主；宋朝“靖康之乱”之后，空间联系以北四陉为主。第二，东西侧重不同：以北京为中心形成的交通网络；东西功能迥异。并且以“井陉”为实例，分析了它的地理区位。重新审视包括太行八陉在内的众多线路文化遗产，充分发掘它的点线和面的辩证联系、交通意义和旅游文化意义、太行八陉对于首都经济圈内部区域经济合作的启示等。

“线路遗产”的概念，引入我国时日不多。从检索的期刊网文献资料来看，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大多是2005年后诞生的，且多为对线路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具体对象涉及秦直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等耳熟能详的线路文化空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国内对线路文化遗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表6-1）。

①［1］李小波.三峡文物考古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与廊道遗产的时空构建［J］.旅游科学，2006，（1）：12-17.［2］李小波，陈喜波.城市景观的本土化解读与旅游意义［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94-203.

②李伟，俞孔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J］.城市问题，2005，（4）：7-12.

③唐踔.“文化线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J］.江海纵横，2011，（6）：42-45.

④阮仪三.王建波.京杭大运河的申遗现状、价值和保护［J］.中国名城，2009，（9）：8-15.

⑤刘小方.文化线路辨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5）：622-625.

⑥喇明英，徐学书.四川茶马古道路网系统及其文化与旅游价值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11，（4）：158-161.

⑦赵兵兵，陈伯超.辽宁滴清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遗产廊道”保护模式的应用［J］.华中建筑，2011，（5）：156-158.

以上研究表明，国内对线路文化遗产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成熟的旅游景观，从线路文化遗产的角度加以分析；用线路文化遗产的方法研究一个新的对象缺少历史的纵深和现实的张力。因此，以线路文化遗产为工具，从全新的角度认识我国的文化遗产，我们所需的工作还有很多。

以京杭大运河为例。京杭大运河自隋唐以来作为沟通南北的重要水路，至近代疏于管理疏通，逐渐废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水北调”工程开展后，作为“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焕发了光彩。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牵头承担的《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主要针对大运河遗产特有的线性、连续、超大规模分布（3827km2）、同时370项遗产构成要素形体大小差异极大（大至158189ha，小至0.0001ha），遗产分布时空复杂，他们构建了梯次结构的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体系。保护、运营、维护各行业统筹协调，河道疏浚，碧波荡漾，使历史遗留的线路文化遗产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展示。

以茶马古道为例。茶马古道曾是我国西南乃至周边各国的繁华商路，后逐渐被现代交通道路和工具所取代。“文革”后对茶马古道的文化历史意义的再认识，使人们的关注焦点再一次聚焦于此。茶马古道线路附近南传藏传、汉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并存，多个民族和谐共处，自然奇观、人类活动遗迹、古代民族风俗还有众多缠绵徘恻的马邦故事流散其中，积淀成为“历史之道”，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时代痕迹。例如滇藏茶马古道（包括沿线的大理、丽江、中甸、盐井、察隅、拉萨等）已成为云南、西藏最为重要的旅游节点，民族文化得到有效保护，经济也随之发展。

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山》中记载有“陉者，山中断绝者也”。太行八陉作为太行上中八处东西向河流切穿山体形成的横向山谷，后来形成古代晋—冀—豫三省穿越太行山相互往来的8条咽喉要道，连接山西黄土高原和华北冲击平原，是三省边界的重要军事关隘所在地。太行八陉同丝绸之路和京杭大运河一样，是我国线路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图6-1，表6-2）。太行八陉作为京晋冀三地交界的重要地理坐标和交通要道，分布在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情况复杂的太行山脉中，特点不同，功能各异。

第一，太行八陉的自然地理特点。

太行山脉从河南济源往北延续，一直到北京，呈东北走向，主脉加上余脉长达千余里，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最高峰为北段小五台山主峰东台顶（海拔2882米）。《吕氏春秋》以会稽、泰、王屋、首、太华、岐、太行、羊肠、孟门为“九山”，其中属于太行山脉的有太行、王屋、孟门、羊肠4座名山。太行山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山脉，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大约从七千万年前的白垩纪（Cretaceous Period）开始，在燕山造山运动（Yan-Shan orogeny）的作用下，“古太行”是由华北西部的古陆地地层逐渐隆起形成的。而开始于200—3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Himalay-an orogeny）再次抬升和加高了太行山脉，塑造了太行山的基本走向、地形地貌、高度落差等。目前太行山抬高地质运动仍在缓慢进行。当然，从地质时期隆起开始，它也不断经受流水切割、冲刷以及风力的磨平作用等地质运动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地壳板块间的互相推顶和相互挤压使太行山内部产生大量褶皱，形成众多被称为“太行八陉”的险峻异常的峡谷，这也为人类翻越不同的自然地理板块和障碍提供了可能。

根据资料(［1］无名氏.太行八陉［J］.森林与人类，2006，（9）：35-36.（2］［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9.［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4］杜秀荣编：河北省地图册（新版）［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6］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7］［晋］郭缘生.述征记.转引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上下册）·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3.)综合整理而成。

第二，太行八陉的人文地理特点。

太行山绵亘蜿蜒，层峦叠嶂，地势复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行八陉”作为京、晋、冀的交通要道最早在南北朝郭缘生的《述征记》中有所记载。后世史家多次引用和解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太行八陉”只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书本上，只是在民间有一定流传；至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顾炎武（公元1613年—1682年）等对太行八陉进行了详细的地理考察和研究。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把八陉归为“重险”。书中记载的历史上沿陉线的道路、村落、商旅、碑刻、寺庙等均比较明确，是研究我国线路文化遗产的重要范本。

综上资料可知，太行八陉的共同特征是地理位置险要，多为天然形成或人工稍加开凿之交通要道，或为军事要塞，或为今公路、铁路、油气管道的道路雏形，古往今来发挥着重要的空间连接和缓冲作用。除了太行山本身的自然、人文特点外，京、晋、冀三地交汇的特殊地理区位，更显其重要性。自古至今，军事谋略家多在太行八陉上加关设隘、凿山拓路，以通有无。和平时期，布米交易；战争年代，金戈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