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地域文化经济运行模式

徽商获利具有时间与地点的双重性。反思徽商的兴衰风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区域经济外溢的鼎盛时期与时代潮流之间的“时间差”是徽商由兴转衰的根本原因，“改引为票”不可能将徽商推上绝路。当然太平天国战争曾对徽商造成极大的摧残(汪崇篔.徽商是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由电视专题片《徽商》引起的讨论之二［J］.盐业史研究，2007（1）：45-58.)。有学者以捐输(也写作“捐纳”。《清史稿·选举志七》记载“光绪二十一年，新海防例展限，议增武职捐，於拣发外别立一班，俾捐输踊跃。”)、扬州园林及徽州科举业绩等为依据，抨击徽商与朝廷“勾结”，并依靠“政治优势”牟取私利，几乎带有诋毁之意，这实则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以小放大，实际上是以一种确有的孤立事实顶替另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广泛事实，或者是以一种极个别的事实无限放大、以偏概全。

（一）徽州文化的地域界定

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和分割，徽商兴起有它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自唐代宗大历四年（A.D.799）始，徽州领有歙县、黔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共六县，跨新安江上游和阎江、青弋江等，其行政区划一直比较稳定，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版块。隋文帝开皇九年（A.D.589），改新安郡为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A.D.1121）镇压方腊起义后，改歙州为徽州，元为徽州路，明清、民国为徽州府领有“一府六县”，徽州之名至今已沿用了800多年。只是到了民国、现代，几经反复，婺源划归江西省管辖。徽州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文化地理单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和文化符号，横跨两省，大致范围包括今天安徽省的黄山市和江西的婺源县(婺源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上饶市北部，徽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婺源东西分别与衢州、景德镇这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毗邻，南隔铜都上饶德兴市与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相望，北枕国家级旅游胜地黄山市。婺源家有“书乡”、“茶乡”之称，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与生态旅游县，被外界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

徽州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是一个实体文化空间。这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方面来分析：（1）从经济角度看，徽州在传统农业之外还有闻名遐迩的商业。（2）从社会角度看，徽州是一个移民性的宗族社会，传承了唐宋后中原地区消失了的宗族实态。徽商、徽州宗族与新安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能动状态中。宗族文化是新安理学的核心。（3）从文化角度看，徽州理学昌盛，有“东南邹鲁”之美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即是徽州籍人。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唐力行.徽商与徽州民居［J］.中华民居，2008（Z1）：14-20.)。

（二）经商是徽州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以1830—1949年为中心［D］.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刘平，2008：9.)。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的条件。徽商的兴衰离不开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时代，地理环境所起的决定作用远远大于今天。从时间尺度上来说，自然环境的变化速率比较慢，人文环境的变化速率则相当迅速(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J］.安徽史学，2004（5）：84-86，43.)，特别是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往往成为影响地域文化演进的重要转折点。徽商兴起的地理学基础有7条(根据下列文献，冯剑辉文仅总结4条，笔者进一步整理归纳。参见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以1830—1949年为中心［D］.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刘平，2008：13.)：（1）历史地理条件。徽州毗邻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以宋室南迁杭州为代表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在南方崛起创造地域时空基础；（2）自然资源条件。徽商经营行业受徽州地理环境影响，多以徽州物产之余缺为基础和本底（如竹子、木材、“祁红”茶、“屯绿”茶等等）。徽州本土生产的这些自然资源，为徽商与其他地域互通有无提供了差异性的物质供给基础。邹怡的新著《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从当地的山水结构、风俗习惯等自然、人文环境出发，对徽州地区茶叶炒制的工艺流程、茶业机构的分布特点和茶业都市的兴衰历程进行历史地理解读(邹怡著.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农业地理基础。徽州山多田少，“六山三水一分田”，水早频繁，农业生产条件差，因而不得不商贾他乡，求食四方；（4）交通地理条件。徽州境内有一定的水路交通，由屯溪出发，沿新安江东下，在杭州过塘，经过嘉兴、嘉善、松江、黄浦等地，到达上海。徽州交通通江达海，方便经商。新安江等水路从而成为徽商境内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注定在近现代工业化进程中，新的交通工具和铁路兴起，会严重地影响其商业衰败。（5）人口地理条件。近现代徽州工业化进展相当缓慢，无法容纳大量就业人口，而徽商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商业网络则为农村剩余人口营商谋生提供了可能。（6）产业地理条件。逐步开拓长江三角洲大市场，两淮江浙市场，进一步冲击全国的市场（如盐业市场等），乃至海外市场（如俄罗斯的红茶市场、伦敦的绿茶市场等），以市场空间换取产业贸易利润。（7）商业与文化心理条件。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贾而好儒”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太函集》第52卷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词条。)（图7-1）。

周振鹤先生指出：“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这句话很好概括了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商人群体兴起之原因，最后耦合(读音为“ou he”，耦合作为在通信工程等工程中名词术语，在这里指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成为徽州区域文化。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地域文化的长时段因素，人文地理环境是影响地域文化可控性因素，而偶然的历史事件、孤立的历史人物等则以不可控性、不可预知性影响了地域文化的进程。

（三）徽商的社会阶层重构

第一，以商养士，以士促商。

徽商以商养士，以士促商，双向得利，名利双收。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歙县徽商许伯容的儿子“佐举于乡”，某人问他：“公有子且貤封(读音为“yi teng”，指旧时官员以自身所受的封爵名号呈请朝廷移授给亲族尊长。)，公恶用贾？”许伯容矍然（读音为“jue ran”）失容地回答说：“儿出当为国，吾为家以庇焉，欲令内顾分其心邪？”(参见：歙县《许氏世谱·明故乡士良源许公行状》.收入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388.)这句话最为活态的是记录许伯容回答时候惊讶的表情。其中的“庇”，绝非指自己的经商可得到庇护，而充其量是指子孙后代因有祖宗做官并获赐封，可获得尊长照顾晚辈或祖宗保佑子孙的“荫庇”。许伯容的语意是告诉我们：儿子做官是为了朝廷和天下，怎叫他为家里的小事分心？所以他还要做他的生意(汪崇篔.徽商是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由电视专题片《徽商》引起的讨论之二［J］.盐业史研究，2007（1）：45-58.)。这则史料毫不隐晦地表明了徽商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贾而好儒，参与科举，希望挤进统治集团中下层；第二，士商合流，培养子弟做官，实现以官护商，官商相卫。明清时期，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子孙亲戚中的子孙就学考取功名计(李琳琦.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J］.清史研究，2002（2）：87-93.)。汉口紫阳书院就是其中的典型，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由旅居汉口的徽州商人创建，一度成为徽商在汉口“学而优则仕”的最重要学府(不同于此书院的是婺源的紫阳书院最早为元代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知县汪元圭创建于文庙侧，时名晦庵书院。明嘉靖九年（1530年）知县曾作毁县治后保安山之保安寺，改建书院，更名曰萦阳书院，它仍然是徽州科举教育的中心之一。（参见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D］.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邹逸麟，2005：132）。)。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是书院和会馆的完备结合，是徽商以商养士，以士促商的一个文化符号。徽商与其不遗余力地攀援政治势力，终于在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

徽商“振兴文教”对儒学教育情有独钟，以商养士，以士促商，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要地域特点。基于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多方面考虑，他们凭藉巨大的财力优势，回馈乡里，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封建传统道德建设与儒学教育。可以说，徽商的殚思极虑取得了商儒结合、人才辈出的良好效果，不仅产生了一大批科举状元、进士、举人和封建官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从而为别具一格的“徽州文化”形成提供了持续性的人才基础(参见［1］李琳琦.明清徽商与儒学教育［J］.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3）.［2］李琳琦.明清徽商与儒学教育［A］.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例如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平均年龄32岁、平均任职时间为18年，30％以上有高官机会。他以169名双籍进士进一步统计，双籍进士主要流向两淮、两浙盐区。徽州进士整体和家庭背景之间呈现异彩纷呈的关系，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精英循环机制，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与家庭背景之间构建了一种有机联系(宋长琨.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D］.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程歗，2008.)。宋代徽州合计有书院25所，清代则增长到61所。在徽商这个文化酵母的催化下，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发达。一大批徽商子弟进入仕途，科举及第者极多，仅仅休宁一县，自清一代先后产生了14位状元，全国其他县没有能够匹配的。这里试举明清几例：第一，明代歇县人许国于万历年间官拜内阁次辅；第二，清代歇县人曹振铺于道光年间官居内阁首辅，位极人臣。从他们的背景出身来看，两人都是徽州盐商家族出身，徽商家族培植出的官绅势力叱诧风云、权倾朝野，官商良性互动机制从中可见一斑。商人地位上升，从士工农商的“四民社会”之底层跃进至第一层和第二层，演变成士商工农或者商士工农，这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新型士绅。

徽商买办是中外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的产物，他们在中外经济交流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促进了中国商业经济融入国际市场。不少徽商买办更积极投资于近代工商业，投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他们在中国近代化的早期曾经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徽商买办是徽商从传统走向封闭，从历史走向近代转型的重要象征。

近代徽商取代传统士绅，成为徽州社会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坚力量，这非常类似于今天社会学中培育的中产阶级。在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与世界转型中，徽商调转船舵，积极投入各项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变革实践，大力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改变自身形象，同时努力以明里暗里各种方式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努力维护社会仅有之公平与正义。在徽商的影响下，徽州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即使是最为顽固的宗族组织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得不面对日益变化的外部世界，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以1830—1949年为中心［D］.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刘平，2008：127-156.)。这足以证明，徽商培养的新型士绅作为一股反潮流的势力，是近代徽州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推动者。徽商与外部关联孕育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内部孕育的新型士绅阶级，最后成为葬送传统徽商的掘墓人。

（四）徽商的职业伦理与宗族观念解读

第一，徽商以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徽商之被称为“徽骆驼”，这与受儒家教育有密切关联。他们走南闯北，广结善缘，进行“立体”、“全方位”、“多层次”交往，他们能与上自达官显贵、当朝天子，下至野史村夫、贫困赢弱的各个阶层交往(张海鹏.论徽商经营文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27（3）：271-280.)。可谓：上可交天子，下可交布衣。即与士农工学贾均相与往来。在徽商的经营观念中，主要有效益观念、质量观念、名牌观念、信誉观念、法律观念、前途远程观念。这些大多与经商的伦理道德观念密切相关。徽商店堂文化（例如文明店堂，招牌店堂，脸面店堂等）既是为招徕顾客，又是为告诫店内成员，成为徽商经营的窗口与大小事物试金石。比如徽籍“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开设一间闻名遐迩的“胡庆余堂”药店，其店内装饰豪华、建筑构造精致自不待言。这家店堂内悬挂的“戒欺”匾，并书写有八十余字的“跋”（读音为“ha”），甚为独特。这件藏于“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的牌匾写道：“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子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参见［1］余丽芬胡雪岩与经营文化［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82.［2］吴国良，许斌.从传统商业文化化透视系统和谐范式［J］.系统科学学报，2009，（2）：43-46.)。这则胡雪岩的经商名言反映了它以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信条，诚信的商业规则在他后来几十年的商业历程中被奉为圭臬(读音为“gui nie”，原指一种测时间的仪器，这里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胡雪岩的商业诚信也是明清以来徽商立足于东南半壁江上、坐拥举国财富的一个缩影。

第二，徽商的职业伦理观主要是以朱子伦理思想的理欲之辨为核心。

儒（或士）贵商贱、农本商末是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如何平衡徽州人的生存选择与社会传统价值取向之间的内在矛盾，消除徽州人从商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障碍，为徽州人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出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宽松的心理空间？徽州人很聪明，他们通过建立自己新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的职业价值观，并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新的职业伦理成为整个地域群体行为方式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J］.学术月刊，1999，（10）：79-85.)。徽州人思想解放，敢为天下先，敢于打破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商为末等”清规戒律，将商与士提高到同等高度的地位，甚至以商为先。在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改造、变通和融合的基础上产生崇儒重仕，儒商兼为的思想，“士农工商，皆为本业”。明清以来的中国地方社会不再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以诚信为本，发家致富，也是一“高”。商人和商业不再是满是铜臭的代名词！徽商与晋商一样，是明清时期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其积极意义在于这对“士农工商”的清规戒律（即传统“本末观”）构成巨大冲击，并向社会展示另一条脑力劳动致富的路，即经商致富也是正道。

明清徽州职业伦理观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每个进入徽商行业的人都需要践行儒家伦理道德，以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为标杆，正确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各层面的公私关系，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诚信经营、契约理性和商业生活的诸多方面，寻求建立一个理想的儒家社会。商业文化被儒家文化潜移默化地浸润，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适应新的明清商业社会发展转型。徽商以朱子伦理观为内核，同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工商皆本，士贾合一、儒商并重等“新四民观”，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徐国利.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J］.安徽史学，2011，（5）：92-102.)。

第三，徽商成功的背后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在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流行一首徽州旧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男人们很早就出外经商，留下妻儿寡母，生活何其艰难！黟县民歌《妇道人家实可怜》“妇道人家实可怜，说起苦处实难言……妇人在家能帮助，鞋夹脚小也种田”唱出了古徽州女人的真实生活和悲惨境地(史一丰，吴药.彰显地方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以大型歌舞剧《徽韵》艺术特征的研究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7）：220-222.)。我们从这首如此沉重的旧谚里来解析徽州的女性文化地理基础。

徽州多牌坊，当一位徽州女子做出将一生青春“牺牲”之前，便有一位徽州男子先行倒下。至于历史上英年早逝的徽州男子中，有多少人是倒在经商的路上，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则无法统计(汪崇篔.徽商是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由电视专题片《徽商》引起的讨论之二［J］.盐业史研究，2007，（1）：45-58.)。这些湮没在历史烟尘中平凡的徽州男人和背后守活寡的徽州女人，都是何等的悲壮和惨烈！牌坊几乎成了徽州商人成功崛起和兴衰荣誉背后默默牺牲者的象征符号，牌坊记录的徽州女人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群体的留守妇女。徽商成功的背后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这是男权社会遮蔽女性权力的一种独特表现，也是女性地理学在徽州地域一种新的解读。

第四，徽州独特的宗族体制与官方组织共同维持着整个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动态平衡。在明代，随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诉讼案件增多。徽州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案件中宗族族长、里老人、里甲基层组织，县、府等地方政权机关都享有政治调节和审判权力，特别是徽州作为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在民事纠纷中始终贯穿了自下而上逐级处理(卞利.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J］.历史研究，2000，（1）：94-105.)，尽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撕破脸皮，最后到官府诉讼只可能是两败俱伤。这说明，宗族社会更多的是依靠封建伦理道德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完全依靠法制和契约，这和西方商业发展进程中的法制基础是完全不同的。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戏曲艺术为徽州宗族所利用，既作为娱乐方式，又成为教化功名、忠孝、节义之手段。由于徽州宗族演剧之风盛行，徽州独特的人文环境为宗族戏曲艺术提供了生长空间和扎根土壤，这构成徽州宗族生活中有机组成部分(王玉瑜.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演剧［D］.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刘文峰，2006.)。

自弗里德曼在1958年出版《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1966年出版《中国的宗族和社会：福建与广东》之后，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华南宗族研究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科大卫在2009年的新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英］科大卫（David Faure），刘东，卜永坚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中探讨了朝廷的法典条文和民间的礼仪习俗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实际上“官”的和“民”的二元组织系统，其中“官”可以理解为官方的行政系统，其中“民”可以理解为包含了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等形式组织系统。作为一个激烈变革的明清时代，市场机制、科举制度和人口流动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官”、“民”系统维持着整个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动态平衡(王日根.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J］.清史研究，1997（2）：12-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