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的经济文化空间

第一，徽商重视原始资本积累与资本的空间回流，埋下了必然衰败的种子。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形成独特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陈立旭.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5，（3）：3-12.)。这种内在的报酬递增、自我强化机制和发展轨迹一旦建立以后，科举及第、徽商资本回乡等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表达都会加强这一轨迹。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在剥夺小生产者土地的同时，迅速积累起巨额资本，而徽商积累的资本却大量消耗在捐助族人增置族产上，造成资本积累的回流，从而在客观上加固了文化扩散地的小农经济。他们积累的巨额资本按照宗族制下多子分继财产的做法被切割。这种由积累而切割的反复循环模式限制了资本的进一步增长，因而也就限制了徽商进一步竟争的能力(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J］.历史研究，1986，3（2）：691-707.)。这也必然导致徽商越来越走向封闭和衰败，从根本上无法继续进行资本的再次增殖和再投资。这种内向型的资本回流空间回流模式，一旦遭遇商场的巨大起伏，他们很难进退自如，只有不断削弱其原始本金，乃至文化输出地的“祖产”，这种路径依赖埋下了最后必然衰败、走向没落的种子。

第二，在内外交困中徽州商帮历经兴衰的时空转折。

徽州商帮与山西帮和广东帮、宁波帮比较，随着“盐木典茶”的衰败、“丝棉粮食”受夹击，清中期以后，其地位直线下降(范金民.徽州商帮衰落记（上）［N］中国经营报，2011-9-5（D08）.)。徽州商帮的兴衰除自身的深层原因之外，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行业的原因，还有时代变迁的原因，同时受到清廷内外政策的影响，受制于与官府和官员的关系(范金民.徽州商帮衰落记（下）［N］.中国经营报，2011-9-26（D08）.)。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内因，例如伴随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盐商一败涂地成为必然。咸丰年间的天平天国战乱又给了徽商直接的沉重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在战争于毁于一旦，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在急剧变革的金代工业革命东传时机，徽商不能紧跟时代步伐，坚守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没有迅速完成角色转换与适应时代发展，没有实现从封建商人向资本家的嬗变(钱广福.晚清徽商衰落原因浅探［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7）：155-156.)。今天已经很难把握到底哪种因素是其衰亡的主要因素与贡献率。

雄起于明清商界数百年的徽商，一度叱诧风云，大红大紫，大起大落，甚至影响和左右了朝廷的经济金融格局，他们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在淮盐运销办法的改变中不能因时而变，在内外交困中逐渐衰败，他们在晚清民国东南沿海开埠、殖民化过程中饱受挤压，举步维艰，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更新的社会力量所取代，也迎来了其他新的经济生命力量。

第三，徽商没能复活的文化空间传统比较。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以求“利”开始、以求“名”终结，与此形成由“名亦利”、“利亦名”而复归为“名”至高无上的文化心理空间。这两种心态的交替与反复，反映了徽州商人在传统面前的软弱和退缩，虽然他们曾经对传统进行过有限的“抗争”，但最终不得不完全融入到传统中去，他们不能成为新型的商人，而只能是封建社会的附庸(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J］.学术月刊，1999，（10）：79-85.)。这里特以三种典型的地域商业文化进行比较：经历民国动荡、大陆解放等巨大的社会断裂之后，特别是经过建国后30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徽州和山西的民间商业文化与传统相比，徽商与晋商都走向了终结。但是浙江义乌以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技艺以及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为代表的小商小贩活动却复活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工”与“商”结合的百工手艺人、小商小贩，可以独辟蹊径，冲破计划经济种种限制，充分利用制度的夹缝，游走于中国大地，走乡串户。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使浙江人能够离开自己的故土、自主谋生。只要他们具有弹棉花、修鞋、修补器皿、做裁缝等一定的手工技艺，在异乡就能生存下来(陈立旭.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5，（3）：3-12.)。他们从点到面，构成区域性新型商贩网络，最后形成商业垄断，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为此可以判别，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区域文化传统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背景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则不具有这种亲和性，这正是浙商、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在当代延续或不延续的主要原因。这一点非常值得今天的学术界反思，即区域经济的兴衰总会有它特定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