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1925年美国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地理景观的形态》一书的发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逊、科斯科罗夫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普遍的“空间转向”之后学术互动的产物。(侯斌英.绘制文化空间的新地图［J］.中国图书评论，2007，（2）：114-115.)
文化地理学发展至今，对于文化地理学是否可以用文化地图、认知地图，或者说通过空间完全表述出来这个问题，都有许多争辩。赞同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个：①Aase指出，空间是人造就的，地理学的任务是建立在探求空间社会性生产的过程，地理学研究应该从有限的空间类型中解放出来，要敢于将象征符号作为一种研究的有效数据，来解释宇宙观以及其他社会方式对于空间的构建作用(Aase T H.Symbolic space：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in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Human Geography，1994，76（1）：51-58.)；②Backhaus认为地理学的空间是具有象征性的，并将象征性解释为是与人类思维紧密联系的映射关系，象征的过程就在于将意义从即时的社会情境中解放出来，通过空间的承载，成为一种“文化实体”，空间与景观的象征构建就是鲜活的人类生活与环境不断作用的结果(Backhaus G.Introduction I：The problematic of gr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ymbolie landscape//Backhaus G，Murungi J.Symbolic Landscape.Dordrecht：Springer Netherlands，2009：3-21.)；③Duncan S.A.Bell分析城市记忆空间建构时，提出了记忆最初是由个人情感和社会环境共同形成的(Bell D.Mythscapes：Memory，Mythology，and National ldentity［J］.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03，54（1）：63-81.)，段义孚、爱德华·瑞夫及其他相关学者也强调经由人的居住、记忆累积的过程，经过意向、观念及符号等意义的给予，经由“真实的”动人事件，空间实质特征被动员并转型为“地方”，(（美）艾兰·普瑞德.结构历程和地方一地方感和感觉结构的形成过程［A］.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C］.台北：明文书局，2002.81-103.)所以集体记忆是构建地方感的重要方式，更具有认知空间上的时空属性；④林奇通过认知地图的方法对波士顿、新泽西和洛杉矶3个城市的居民对各自城市的意象进行分析，发现认知地图是根据人类客观世界的内部表征及其存储在记忆中的空间属性所反映出的空间关系表现符号，(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地理学名词（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89.)所以通过认知地图可以获取城市居民对于城市景观记忆的结构特征；⑤李凡认为，在如今科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GIS技术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还是很广泛的，而GIS跟绘制文化地图更是有着莫大关系，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利用GIS技术更能产生有效帮助，无论是物质文化景观还是非物质文化景观(李凡.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1）：21-26.)；⑥陆玉麒也认同GIS技术对于研究人文地理学有很大的作用，还认为人文地理学应该分为均质区域和功能区域，这样才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点状、线状和面状三大要素(陆玉麒.人文地理空间分析的方法论体系［A］.地理学核心问题与主线——中国地理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建所五十年庆典论文摘要集［C］.2011：3-4.)。
不赞同人类表层知识系统都可以绘制文化地图观点的如下：①有学者认为，即使承认全部或大多数的空间实体都可以被定义为意义的承载体，也应当看到，很大一部分空间所承载的含义早已高度被内化，因此他并不具备明显的研究价值(朱竑，钱俊希，封丹.空间象征性意义的研究进展与启示［J］.地理科学进展，2010，（6）：643-648.)；②另外有学者认为，推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既有时间的因素，也有空间的因素。时间的因素体现为变，例如汉代文化不同于先秦文化，空间因素体现为相对不变，比如长江两千年前是长江，两千年后依然是长江(王越男.文化发展中的“空间”因素［J］.中国图书评论，1992，（1）：70-72.)；③还有学者认为，属性、空间、时间互相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社会学尽管发生了空间转向，但仍然认为，空间究竟是什么、有何作用，一定要有助于回答社会是什么以及人是什么的问题才有意义，空间不过是承载社会问题的容器和分析社会问题的路径选择而已，因此社会学的空间理论是视社会优位而不是空间优位的理论。(李蕾蕾.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J］.地理研究，2004，（1）：125-134.)
城市地理学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或“分析层次”上开展研究，大大消除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可以阐明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地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表9-3）。
本表格内容根据麦克·帕西诺：《21世纪的城市地理学：一个研究议程》，《城市与区城规划研究》2010年4月，88-117页整理。
犯罪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任务是通过研究犯罪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发生、变化的规律，为控制和预防犯罪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与此同时，为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持。犯罪活动就总体而言不仅有时间特征，还有空间特征。(王超.晋城市城区刑事案件犯罪地理学分析［D］.山西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王国梁，2012：1.)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一定的犯罪主体在特定的空间区域和时间范围内实施的，是犯罪主体与一定空间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探讨揭示一定的空间区域环境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发现、揭露预防和打击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兆瑞.犯罪罪地理学构想［J］.河南公安学刊，1993，（1）：53-56.)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犯罪现象的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犯罪地理学正是研究犯罪现象的空间发生、发展和分异规律以进行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科学。(祝晓光.犯罪地理学初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3）：113-117.)特别地，王发曾学者提到了城市犯罪的“空间盲区”。盲区是指那些不易被公共防控系统或个体防控行为所觉察的，有可能诱发犯罪的社会、心理与空间因素。(［日］伊藤藤滋，夏金池译.城市与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25-48.)“空间”既是分析城市犯罪特征的一个视角、影响城市犯罪的一个因素，也是构成犯罪事件的一个要素、实施犯罪防控犯罪的一条途径。通过近年的研究发现，运用GIS技术和回归分析方法，可以分析国外城市各类犯罪的空间分布规律；通过对犯罪行为主体的空间认知特点的研究构建预防犯罪的社会体系。(王发曾.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的综合治理研究［J］.地理研究，2010，（1）：57-67.)尤其是随着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的广泛应用，犯罪地图制作、犯罪热点监测、犯罪相关因子探析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所以，从空间角度研究犯罪问题是犯罪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犯罪地理学专长所在。(刘大千，修春亮.国内外犯罪罪地理学研究进展评析［J］.人文地理，2012，（2）：38-44.)目前犯罪地理学发展中日益体现实证主义、激进地理学思想、国际整合理论、引入GIS等新趋势。21世纪的犯罪地理学至少有犯罪行为空间的选择规律、犯罪场、犯罪市场、自然环境与犯罪、人口地理特征与犯罪空间分布、社区犯罪、犯罪地图标识与犯罪区域模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犯罪的空间差异性、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与犯罪特征、犯罪区划与空间规划、城乡结合部的犯罪特征、犯罪区域控制与对策等12个热点课题(孙峰华，魏晓.犯罪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J］.人文地理，2004，19（5）：60-63.)。
何炳松认为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紧密相联，历史教学要以“历史”为中心渗透其他学科知识。历史教学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基础、以文学方式进行可以激发学生兴趣(何继润.浅论何炳松历史教学的学科渗透思想［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5，8（5）：49-51.)。胡阿祥（2009）认为人类历史时期的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关注空间的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在于：研究不同时代社会发展所处的具体地理条件，阐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所处的地理场所，赋予历史过程以空间位置，明确历史事件的地理特征。但是在地理的架构之外，体现历史的灵魂。如何在地理所搭建的舞台里，构建具有时间、地点、情节、人物等要素的“故事”，并且找出问题意识，关照现实，确是值得历史地理学者思考的问题。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的变迁及这些变迁对于人的生产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设施的影响，以及人的生产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设施对于自然地理的影响，并因此影响而促成的变迁。这样互相的影响往复不绝，时时都能体现变迁。历史地理学研究这些本来的现象及其变迁的过程，更重要的则是探求这些变迁的规律。人能掌握这样的规律，将会更好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史念海.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2）：15-44.)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演变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多方面的作用，以及人类与自然共同作用下的环境变迁的表现与规律。(吴松弟.继承与创新：近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及未来走向［J］.江西社会科学，2012，（4）：5-13.)历史地理学以“时空交织”为基本原则，研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在内的地理环境在历史时期的变迁时序和空间格局，注重揭示自然和社会人文因子影响环境变迁的驱动力机制(朱士光.历史地理学中的“时空交织”观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2-20.)。例如历史学分析和地理学分析相结合正是费孝通先生小城镇研究的主要特色所在，而这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取向。费孝通自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是其家学传统、功能主义的学术线路、重视历史背景的学术态度以及历史地理学的影响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吴宏岐，郝红暖.费孝通城乡社会研究的历史地理学视野［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4）：138-143.)。历史地理学研究区域区别于“狭义”历史学研究与解释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地域思维，追寻各个地域形成的历史过程，观照其共同传统，解释地域之间的差异，研究不同地域的冲突与文化融合。重视地理空间的差异与地域历史的过程，比之单纯从文献中寻找区域差异，是另外一种思路，具有空间的深度、历史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历史地理学的“关键词”，可以认为是“复原”（各别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复原）、“变迁”（不同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分布”（特定时期自然地理要素与人文地理要素的分布）、“差异”（选定时期自然地理面貌与人文地理面貌在各别类型地域之间的差异）(胡阿祥.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J］.学海，2009，（1）：11-19.)。
段伟先生对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发文章的统计分析表明，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段上，西方学者对近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较之古代更为重视，有些学者甚至以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地理现象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与对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相比，关于近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资料更为丰富，研究工作则更为精细(段伟.三十年的发展与成就——简论（历史地理杂志》的贡献［A］.收入郭声波，吴宏岐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583-594.)。这已经与中国大陆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连接对象、时间纵深无异。其实也可从侧面理解为西方的历史地理学如同中国的古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现代地理学的集合。正是基于此，历史地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跨学科的、融汇各学科精华的经世济民之显学。西方的历史地理学不只具有平行发展的双重属性，更是相互交叉与渗透，体现了理智、道德和政治的和谐统一(［俄］伊琳娜·科诺瓦洛娃撰，邢缓缓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10，（7）：24-26.)。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区域历史地理、区域史、景观史的重新叙述，必须重视每一时代和每一文化区域的居民在其所知觉的环境下重新组织空间的过程(参见［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绝对空间叙述形式——《历史地理学导论》选载之九［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3）：159-187.引文见第167页。)。
侯仁之先生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称为“历史地理学巨擘”，他对我国地理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把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发展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启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之先河、开始了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首都规划建设的比较研究和率先开展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申报工作。他是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朱祖希.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试论侯仁之先生对地理科学的贡献［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1）：30-33.)。建国以来前三十五年（1949—1984）内，历史地理学科的影响较大的基本建设有《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篇》三项(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5）：54-60.)。建国以来前后三十年（1984—2013）内，对西安、北京、上海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研制，历史地理参与气候变化、环境变迁综合研究等表现出较多亮点。下面主要阐述几个分支贡献：
历史民族地理：历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务包括确定历史时期的民族分布图、分析历史时期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自然和社会因素、研究民族分布及变迁引发的历史地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问题(郑维宽.构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体系的开拓之作——评安介生著《历史民族地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18（4）：141-144.)。
历史文化地理：张伟然（2005）认为，可以将“文化水平”和“文化面貌”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前者可以设定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分析，如文化人物、文化成果、文化设施等等；后者则主要讨论其区域分异，诸如方言、宗教、风俗之类。这两个问题原本就具有不同的目标，因而资料获取、处理手段及问题的展开方式也就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张伟然.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J］.江汉论坛，2005，（1）：99-100.)。
历史流域地理：姚鲁烽（1991）通过对永定河流域内全新世地层、考古遗址和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表明在距今约10000—9500年、7700—7500年、5200—4600年、3200—3000年、1900—1700年前以及公元1801—1896年间，永定河流域曾出现过六次暴雨洪水频繁发生的时期(姚鲁烽.全新世以来永定河洪水的发生规律［J］.地理研究，1991，10（3）：59-67.)。近年来，太原师范学院王尚义等人专门从理论上总结流域历史地理的框架与研究流程，具有一定开创意义。
历史行政地理：1983年秋天，周振鹤在谭其骧教授指导下以《西汉政区地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成为1978年我国回复研究生招考制度以来首批文科博士之一。方言地理与移民史和历史行政地理十分密切，游汝杰、周振鹤（1984）探讨了浙江方言分区。(游汝杰，周振鹤.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2）：67-76.)周运中（2010）从上古、汉唐、宋元、明清等时段对苏皖进行历史地理变迁研究，涉及文化分区、宗教信仰、地理影响等(周运中.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D］.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周振鹤，2010.)。学术界期待更多的历史行政地理实证研究。
历史民俗地理：顾颉刚“写的《古史辨》我都认真读过，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来看文化变迁”(费孝通.费孝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98.)。历史民俗地理是民俗学与历史地理的有效嫁接与融合，持体现民俗事物的时令进程与变化规律。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空间范围的拓展，应该重视两点：（1）一方面应具有全球观念，以全球史观为指导参照，研究全球历史地理问题，关照区域现实，培育并强化全球的时空观念，重视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与中外历史地理比较研究，在全球历史背景下研究全球变化跨国研究、跨国家（地区）跨民族的时空研究、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全球时空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为我国历史地理学拓展出有效路径等问题；（2）另一方面应保持区域意识，探讨历史地理问题的区域性表现及其历史变迁过程，并寻求全球性与区域性的内在统一(毛曦.全球史观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6-51.)。诚如张伟然教授所阐述的那样，尽管受资料制约，历史地理研究需要将文化史和文化地理两种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展示时间变化，呈现空间差异，阐释“地方”情怀和人地互动。例如研究蝗虫自然灾害属于传统的自然地理的内容，但陈正祥却通过绘制“中国蝗神庙的分布图”，对某种文化景观、某种文化现象（宗教迷信）进行探索，使文化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内在联系起来，使历史与现实生活有了某种关联(周尚意.赵世瑜.文明的足下——谈文化地理学兼评《中国文化地理》［J］.读书，1985，（7）：24-34.)。（图9-1）
福祉地理学是在时空尺度之下研究福祉，主要研究不同时空下福祉的地区差异问题。(［美］德尼·古莱著，高铦，温平，李继红译.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在福祉地理学中，空间维度一是表示为福祉水平的空间差异、规律和原因；二是关注福祉与空间的关系，探求福祉的空间性。(王圣云.多维转向与福祉地理学研究框架重构［J］.地理科学进展，2011，（6）：739-745.)福祉地理学以研究福祉的空间非均衡性及空间的福祉含义等为核心，有助于重新思考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科学评价个人福祉状况以及测评与调控区域福祉差异等现实问题。(王圣云，沈玉芳.从福利地理学到福祉地理学：研究范式重构［J］.世界地理研究，2011，（2）：162-168.)目前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衡量地区空间的福利指数，比如用人均GDP去衡量一个地区的福祉水平是片面的，以GDP或GN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口、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尽管收入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获取福祉的手段，但经济变量或收入仅仅是衡量区域发展或福祉水平的一维向量空间。(王圣云.区城发展不平衡的福祉空间地理学透视［D］.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沈玉芳，2009：5.)（表9-4）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绿色GDP、人类发展综合指数、人类幸福指数等概念，将有效拓展地理理化内容。
根据(王圣云，沈玉芳.福祉地理学研究新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0，（8）：899-905.)整理表格内容
行为与感应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在地理环境中的行为过程，行为空间、区位选择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刘国旭.行为地理学视角下的古代游记初探［A］.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C］.2007：7-8.)比如北京城市里分布有很多庙坛，每一个庙坛都根据其祭祀目的，通过设计树木、建筑的造型来形成一种达到祭祀目的的气氛。天坛作为明、清两朝皇帝祭天和祈祷丰年之所，皇帝登坛“祭天”时，经过二重墙门，依次穿过茂密的柏树林，庄严肃穆，如处“天上”之意境。皇穹宇和圆丘相连，弯弯圆圆，四周是低矮蓝色墙头，以蓝寓天，以黄表贵，使这里与外界世俗空间隔离。(陈传康.北京的感应和行为地理研究［J］.经济地理，1982，（4）：292-299.)显然天坛的建造过程十分注重地理的空间联系，二重墙门、柏树林等要素就是“点”，穿越这些景观后的感觉就是“线”，而整个天坛就是一个“面”共同构成天坛的立体感应空间。
GPS、GIS等技术应用延伸到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例如GIS技术的研发开始渗透到整理区划信息中，利用MaplnfoProfessional7.0软件的内置转换工具将地图数据进行格式转换，使其可读可识别可转化，设置行政区划地理信息系统。(仰燕兰.基于SQL数据库的行政区划地里信息的识别研究［J］.科技通报，2011，（5）：677-681.)有许多学者在行政区划方面做了相当详细的研究，而且加深了我们对行政区划的认识：（1）李丽雅等(李丽雅，刘君德，史卫东.特大城市郊区农场属地化与行玫区划调整研究——以上海为例［J］.经济地理，2005，（1）：88-91.)在研究特大城市属地化的共性问题时，认为特大城市与一般的区域及城市相比，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以及表现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都有其特殊性；从属地化的空间动力来看，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工业化较发达，经济发展模式从集聚增长转向了空间扩散阶段。（2）刘君德(刘君德.上海行政区划的特征与问题分析［J］.上海城市规划，2000，（2）：2-6.)认为中国的城市政区空间结构形态模式大体有两种，一为同心圆式（中心城区——郊区——县区），二为放射状结构。（3）宋迎昌认为(钟少颖，宋迎昌.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特征和发展对策［J］.中州学刊，2012，（3）：54-59.)中国城镇化发展在水平、速度、空间格局等方面区域差异显著，与此同时，东、中、东北、西北、西南五大区域自身的地理、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完全不同，区域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着重考虑行政地理环境因素。（4）华林甫(华林甫.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J］.江汉论坛，2005，（1）：101-102.)从一个新的角度阐明问题，他认为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进行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无缝对接，进行纵贯古今的规律性探索。（5）李艳萍(李艳萍.基于地理学视角下山西省行政地名的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理学硕士论文，导师：贾文酼，2012：3.)谈到了地名与行政区划的关系，认为地名不仅代表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指明它的类型，而且能动地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
文化地理学注重描述和解释文化的空间差异和分布规律，而这个研究对建筑地理学的研究同样适用，这种独特的视角对于我们更多地从地域空间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人类的建筑活动是极为重要的。(刘大平，李晓霁.中国建筑史与文化地理学研究［J］.建筑学报，2005，（6）：68-70.)下面表9-5就以宝石村为例介绍聚落组织特征，在点、线、面等维度解构建筑及其所处地理环境，将建筑看作地理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剖析建筑的发生学、符号学、人地关系意义。
本表格根据(陈柳.通山县乡土建筑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以宝石村为例［D］.华中科技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李晓峰，2004：36-39.)整理。
金融地理学始于1950年代，但从19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现在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有学者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客体是金融机构，金融地理学应该把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金融机构与环境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李小建.金融地理学理论视角及中国金融地理研究［J］.经济地理，2006，（5）：721-730.)在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有不少中外学者提出广泛意见：①一种观点认为“地理已死”，地理区位在金融业中不再至关重要，或者远不如以往重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间的作用。②有人认为金融全球一体化并没有削弱国家边界和行政力量的影响，因此有关地理已经终结的观点过于狭隘。(武巍，刘卫东，刘毅.西方金融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其启示［J］.地理科学进展，2005，（4）：19-27.)③Beaverstock和Doel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空间体系结构，指出危机的空间性。(Bevaerstoek，J.V.and Doel，M.A.”Unfolding the Spatial Architecture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the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of Global Investment Bank”［J］.Geoforum32（2001）pp.15-32.)④Maurseth利用空间回归法分析法介绍了欧洲经济的收敛性，同时凸显了地理因素的作用。(Maurseth，P.B”Convergence，Geography and Technology”［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12（2001）246-276.)
地理学是从地域和景观的角度去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所以经济地理学就是以人地关系为主线，研究经济、特别是生产活动的关系；与之类似的空间经济学泛指用三维空间向度研究经济的学科，它本身是一个松散的学科群。(杨吾扬.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与区域科学［J］.地理学报，1992，（6）：561-569.)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指出(Mark Blang.经济理论的回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96.)18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先驱例如斯图亚特，曾经对与距离和地域这两个现象有关的空间模式论述颇多，这一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经济学文献中很少出现。空间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活动的区位理论在19世纪兴起并达到成熟，但是却几乎完全隔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从20世纪初开始，韦伯等对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关注不断地取得突破性进展，促使空间维度从主流经济学视野之外走向视野之内，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为空间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机遇。新经济地理学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基本假定，对空间维度产生独特建构，利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严谨而务实的模型表达等使其融入主流经济学，较好的分析、解释和预测了区域经济现象。
乡村聚落是指一定规模与从事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人群，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中居住的现象、过程与形态(周国华，贺艳华，唐承丽等.论新时期农村聚居模式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0，（2）：516-525.)。乡村聚落的地域分异与格局演化往往能揭示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人地互动的足迹(蔡运龙，陆大道，周一星等.地理科学的中国进展与国际趋势［J］.地理学报，2004，（6）：803-810.)，村落的足迹反映了村落的历史变迁，为研究村落记忆提供了有效任务途径。但是，相对于城市地理的研究，国内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空间分布的研究多局限于山地丘陵地区，村落研究地点过于偏远和民族地区，较大时空尺度聚落演化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马晓冬，李全林，沈一.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地理学报，2012，（4）：516-525.)。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是多样化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其区域经济文化差异性明显，乡村聚落空间变迁加剧了地域差异和地区民展进行。(陈玉福，刘彦随，龙花楼，等.苏南地区农村发展进程及其动力机制：以苏州市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0，（1）：23-128.)
建筑（聚落）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赋予建筑文化体系特征，当一种变量因子与其它因子关系发生变化并起主导驱动力时候，建筑文化区域支系特征便显现出来(陆泓，陆浩.华夏建筑文化地理学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9（3）：83-88.)。（1）在宏观角度，刘沛林等（2010）认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判别从心理要素、生态要素、美学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时序要素等6个方面入手，将全国聚落景观划分为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和76个景观亚区(刘沛林，刘春腊，邓运员，等.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J］.地理学报，2010，65（12）：1496-1506.)。刘大平（2005）将文化地理学引入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地理研究中，以文化区域形成与演化、文化扩散、文化景观、文化综合等视角探索并重构了新的中国建筑史(刘大平，李晓霁.中国建筑史与文化地理学研究［J］.建筑学报，2005，（6）：68-70.)。（2）在微观角度，云南省思茅地区孟连傣族拉枯族低族自治县的娜允古城是一个成功案例研究。它目前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傣族历史文化古城，其中孟连宣抚司署是中国目前仅存的傣族古典礼制建筑。娜允古城可谓世界提供历史悠久、已经消亡的傣族土司文化最真实的特殊见证，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潜质(陆涨，王筱春，朱彤.娜允傣族古城、建筑文化地理研究［J］.建筑师，2005，（3）：56-61.)。朱竑（1998）从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段分析香港文化的发展，揭示了香港文化的本源性、多源性、自由性、商业性和多变性特征，并进行了香港文化分区(朱竑，司徒尚纪.香港文化地理初探［J］.岭南文史，1998，（1）：4-8.)。姚亦锋（2009）顺延山峦与河流脉络，探寻南京3条山脉、2条河流和3个湖泊的山脉河流系统，此系统是提取南京古都文化景观格局时空变化和演替规律的基础，可以认定和寻求南京历史城市地理关键内核，更好地规划保护南京古都景观(姚亦锋.南京古都景观核心和生态文化研究［J］.地理学报，2009，64（6）：677-686.)。类似例子还有丽江古城、凤凰古城申遗、湘西永顺县土司老城考古发掘与景观重建等，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解析一座古城或地域建筑群体，会有立体学术风格。
聚落地理学有“记忆”与“表征”两个重要概念。①记忆是指对既有的信息或知识进行文本再创造的叙事过程与结果。记忆分为集体与个体记忆，片断性、即时性、重构性和跨时空性，是记忆的重要特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3.)。②表征是指信息或知识在心理活动中的表现和记载的方式。记忆是表征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对于空间的表征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发和强化。以上安村为例，上安的历史名人首属清代乾隆年间的牛天畀，因他曾经官至总兵，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牛总兵”。村里至今有不少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故事。现代对牛总兵传统记忆的实现依赖于特定的村落空间，空间与记忆二者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共同造就了一个村落独享的、既有形又无形的文化财产。(陈映婕，张虎生.村落记忆与空间表征［J］.山西师大学报，2009，（1）：48-52.)
考古地理学就是不同程度地对考古遗存中的地理环境信息加以分辨、提取和解析，重建考古遗存反映的社会场景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变化规律(高蒙河.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实践［J］.中原文物，2002，（6）：7-15.)。如冯小妮对宁绍地区距今7000—3000年间的遗址进行的考古地理学考察，在提取高分辨率年代序列的基础上，绘制出多幅遗址群分布地图，初步恢复性重建了百越先人在宁绍平原活动的聚落群景观，并尝试性地对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以时空为框架研究宁绍平原的考古遗址。(冯小妮，高蒙河.宁绍地区早期遗址群的考古地理学分析［A］.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309-317.)
旅游地是集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服务设施于一体的特殊地域空间。旅游区常以旅游中心城市或主要风景区为轴心，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旅游网络，而旅游城市、旅游景点和风景区是各类型旅游地的具体形式。(龚胜生，何小芊.旅游地文化变迁与整合的文化地理学透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3）：450-454.)可将文化研究与地理研究有效结合，从自然、经济和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角度研究旅游资源、市场、客流、出游潜力等。朱苏加等（2009）概括了旅游研究的文化地理趋向、再评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进展，剖析了文化地理学的方法论。文化地理学在旅游研究中能够发挥的（旅游经历、工业再造、个人与大众文化消费、供给者与消费者、文化循回）等隐喻作用(朱苏加，李晓楠，杜丽娟，路紫.现代文化地理学对旅游研究的隐喻作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9，25（4）：72-74.)。可以预见，旅游地理学将更多关注旅游的空间流动、资源供给、市场需求变化、旅游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旅游业与其它事业融合等。
对于空间与媒介的关系，有不少前人给了我们很多研究经验。较早对空间中的媒介做出论述的是加拿大学者伊尼斯，他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将媒介分为偏向时间的和偏向空间的媒介；而后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指出不同的群体在媒介空间中生存状态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城市的“火光”只能照射到一个有限的范围，致使城市某些地方似乎“消失”了，正如构建空间的媒介一样，在媒介没有触及的地方，某些人群面目不清，某些景观残缺不全，给人们以不完整的视觉体验。(邵培仁，杨丽萍.转向空间：媒介地理中的空间与景观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3）：69-77.)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类创造的符号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麦克·金.亚洲电视节目的国际化［A］.张风铸，等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365.)，“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使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含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德］思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65.)。而“媒介空间”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约翰·哈特雷提出的，通过“符号空间”的指导，“媒介空间”存在于“符号空间”，因为媒介传播本质上就是符号传播，媒介的整个宇宙既是实际的又是虚幻的，它存在于所有媒介形式、种类、趣味层次、语言形式和所有国家中。(John·Hanley.Uses of Television.London：Routledge Press，1999：218.)邵培仁学者还指出，“媒介集群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生存和坐落于特定区域或环境内的各种媒介实体所形成的集合体”，各种不同的媒介会在特定地域里形成特定的媒介文化，有自己的传播特色和优势。(邵培仁.论中国媒介的地理集聚与能量积聚［J］.大学新闻，2006，（3）.)谈起这个，使人联想到电视金鹰奖易主一事，对于区域传媒而言，地理环境是基本条件，意识形态是内在条件，政策制度是驱动因素，而人是核心力量。比如说湖南地处内陆，没有地理优势，湖南模式就是依靠地方政策支持和意识文化的力量；而杭州地处长三角地区，湘江模式就是传媒业与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合力的结果。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传播特点，《大众电视》这本杂志举办金鹰奖时，得到湖南媒体的大力支持与宣传，最终易主给湖南广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王臻.从区域传媒文化地理角度看电视金鹰奖易主——兼论湘浙两地的媒体经营策略［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7，（2）：17-20.)（表96）
本表格根据(邵培仁，潘祥辉.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1）：131-136.)整理。
厉震林在研究伶人与地理的关系时，也对整个世界的人才发展过程与地理环境的联系做了一个整体梳理：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类的特性产生于气候；柏拉图也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着相互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觉得地理位置、气候、土壤都会影响民族的特性和社会性质；伊本·哈尔顿也曾大力宣称地理环境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大作用；J博丹在其著作《论共和国》中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与社会进步；孟德斯鸠曾系统地论述了地理条件、气候影响各个民族人民的生活和习惯以及影响各国经济乃至政治制度的思想；英国历史学者H.T.巴克尔认为食物、气候、土壤和“自然界总貌”，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拉采尔也认为地理环境从多个方面控制人类；亨丁顿研究了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厉震林.中国伶人出生籍贯与移植的文化地理分析［J］.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8，（4）：8-12.)谈起人才地理，可以举鄂东人才的例子。鄂东于晚清到民国半个世纪间涌现出黎元洪、李四光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文化名人，实在是一个文化地理奇迹，地理环境、人才素养是影响学术成长的重要因素，鄂东地区人才辈出，与其特定的地理方位和政教风俗颇有干系。一种新的学术的发生，一位大师级人物的产生，从背景上看，往往有两个原因：一，从时间维度讲，他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二，从空间维度讲，恰好从东面沿海登陆、向内地推进的近代文化，也即西方文化。于是鄂东地区就产生了一大批人物。(冯天瑜.略谈鄂东大师级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J］.鄂州大学学报，2004，（3）：42-43.)（表9-7）
本表格根据(肖昕茹.人才地理学研究综述［J］.人才开发，2008，（8）：8-9.)整理。
体育与地理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山川湖泊、平原旷野都为体育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体育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空间环境成为联系体育与地理的纽带，体育和地理一样都是一门空间科学，地理中的空间和区位概念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体育地理往往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讨论体育的原型，还需要以体育的空间组织和体育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为基础（表9-8）。(田至美.体育文化的地理学解释［J］.人文地理，2002，（5）：55-59.)在时间上，体育文化的起源、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等级扩散和面状传播，以及在空间上空间组织的形成、优化，都构成了体育地理的概念体系。(Rooney J.Sporn from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A］.D.W.Ball and J.Loy（eds.）sport and social Order［C］.Addison Wesley，1975.56.)以中华武术为例，它是一种通过身体合理的空间结构的运动，中华武术扬名海内外就是基于地理性的传播，以文化起源点为中心的面状连续空间的传播实现的，但地域环境的差异造成武术文化的传播差异，就像“南拳北腿”，所以地域性也是武术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陈振勇.武术文化继承与发展：地域武术文化发展展望［J］.体育与科学，2008，（2）：33-36.)同时，文化差异也是导致我国运动员艺术表现力成绩差距的主要原因，人类的艺术表现力是在区域文化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要使体育进步，必须先解决中西文化差异问题。(史兵，沈涛.艺术表现力的文化差异：基于体育地理学的范式［J］.体育文化导刊，2005，（11）：44-47.)
本表格由(焦洁.北宋东京城体育娱乐文化空间分布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张西平，2009：41-42.)内容整理。
地理学对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涉及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界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方法等议题。每个领域的争议都不少，地理学家在这些领域中强调了空间作为文化、经济活动的载体，上述领域都十分重要，能够为相关城市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建议。(赵继敏，刘卫东.文化创意产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9，（4）：503-510.)不仅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化产业的诞生都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才有可能，而且文化产业使得社会生活方式的结构和建构的历史都发生了变化。(胡惠林.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地理学问题［N］.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5-17.)城市更新、绅士化过程、工业废弃地和遗址等与文化艺术产业和艺术家的空间过程联系密切，应该涉及产业集群阐释体系一些批判性的新文化地理学将占据一定空间范围的创意集群和文化艺术园区，当成分析的对象空间。(李蕾蕾，彭素英.文化与创意产业集群的研究谱系和前沿：走向文化生态隐喻？［J］.人文地理，2008，23（2）：33-38.)文化创意产业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有形的历史文化空间则形成创意过程的催化剂。以南锣鼓巷为例，酒吧和咖啡店在南锣鼓巷不仅是容纳创意活动的场所，通过创意成果转化为可感触的产品和服务，他们自身也成为重要的创意产物，一位酒吧老板甚至认为他的店面就像画廊和博物馆等空间一样，有益于创意成果的保存、展现及再现。(张纯，王敬甯，陈平，等.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以北京市南锣鼓巷为例［J］.地理研究，2008，27（2）：439-448.)
再以北京798为例，798艺术区既有自身的结构和特征，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同时也受到来自国内政治的、文化的、艺术市场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国外对798艺术区的评价很高，西方认为废弃的工业厂房通过转型成为艺术区，不但可以带动周边经济，还是特殊意义的空间得以保留，798艺术区也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的演绎，它是一个具有教育功能和艺术欣赏功能的民间成果，对中国文化的突破有着巨大影响。(刘明亮.北京798艺术区：市场语境下的田野考察与追踪［D］.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方李莉，2010：30-40.)当代艺术、建筑空间、文化产业与历史文脉及城市生活环境的有机结合使798艺术区演化成为一个极具活力文化模式，美国芝加哥地理学派曾对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过描述刻画，将“空间”作为一种“对象”来进行的研究比较匮乏，从时空角度研究798，是因为时空特性对于生活、社会过程的意义远于自然现象。(周岚.憯越与合谋：798异托邦的空间实践研究［D］.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沈关宝，2009：4-5.)
文学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独特的地理作家与地域文学风格。例如，明末清初在燕赵大地崛起了独特的河朔诗歌流派，这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形成的文化现象。独特的山水风物孕育了其诗歌情怀，浓烈的燕赵情怀确立了其生命基调，特殊的时空熔铸了其“愤激—和平”诗学倾向(蔺九章.论文化地理学视阈中的河朔诗派［J］.广西社会科学，2010，（12）：115-118.)。类似的例子很多，李阳（2012）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分析南阳作家群的形成，可以清晰看出，文化地理是孕育南阳作家的现实基础，文化地理影响南阳作家的审美倾向，文化地理影响南阳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学素材、文艺源泉、艺术风格）(李阳.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当代南阳作家群研究［D］.河南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导师：耿占春，2012.)。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且以新的切入点进行展开，许多文献都立足于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视点，从作品里寻找突破口，所以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指向是很常见的问题。(谭芳.地理空间视野下的文学地理学［J］.世界文学评论，2009，（2）：67-68.)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无论哪一种方法，都要有地理的思维，都要有地理意识或空间意识。(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J］.江西社会科学，2012，（1）：5-13.)邹建军学者认为“文学地理学”就是从地理的角度去思考一些外在的文学现象，分析古今中外“文学地理”问题，对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构建，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倾向，比如说古希腊文学中，神与神之间、人与神之间的故事展开的环境，就是与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城［J］.世界文学评论，2009，（1）：41-46.)梅新林教授是率先完成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学者，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中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方面，文学研究同样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际的需要。(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N］.文艺报，2006-6-1（6）.)（表9-9）
对于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段义孚倾向于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地理学的写作应该更多地具有文学性；文学作品是地理学家（阐明对某一环境的文化感知）的一种重要的素材；文学提供人们是如何体验他们的世界的一种空间透视(Than，Yi-Fu.Literature and Geography：Implications to Geographical Research，in David Ley and Marmyn S.Samuels（eds.），Humanistic Geography：Prospect and Prohlems，Maaroufa Press，1978，ppl94-205.)。英国著名文化地理学者麦克·克朗（Mike Crang）曾论述“体现在地理景观中的政治权力”，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可通过‘纪念性的地理景观’和‘重写历史’这两种手段推动‘空间民族化’，从而强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英］麦克·克朗著，杨淑华、朱慧敏译.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6-49.)。梅新林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试图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提出“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深入揭示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系统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两大理论支柱(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而曾大兴著作则从三个维度解构文学地理，宏观角度探讨文学地理学理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气候与文学关系、文学景观内涵，中观层面进行某种文学体裁的流域比较，微观层面则深入剖析地域文学（例如他深入研究了岭南文学地理）(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50.)。周晓琳、刘玉平的大作《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地理、作家、文本三者的关系为研究枢纽，从文化地理视域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型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特征，是近年来颇受好评的一部文学地理学著作(杨红旗.文学地理学的格局拓展与理路开创——读《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25（7）：52-55.)。三者对于文学地理的理解差异很明显。笔者在回想梅著和曾著之不同，其实他们都是相对的，都有其合理成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地理学范式：一个走向“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一个走向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解构。文学地理学不是简单地回应文学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简单回应非常容易和地理学思潮中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文化决定论（文化景观论）、协调论、生态论等思潮结合起来，甚至沦为地理学思潮在文学上的映射和附庸。不可否认的两三个事实是，地理环境天然对文学作品本身、文学作者、文风文论等产生本底性影响，使之刻画深深的地域印记；同时，用文学指标解构的文学对于地理环境（特别对于其中的人文环境）还有反作用和互动影响。再者，要用流动而不是静态的指标分布方式解读文学地理，流动中产生的鲜活文学生命和讨论话语才是解析文学地理的更好工具。笔者认为，如果地理学出身的文学地理学者和文学出身的文学地理学者，能够携起手来，沟通和探讨，想必文学和地理环境之间关系解读，文学地理学的范式构建，会是另外一种繁荣的学术景观。
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也可看成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区域”具体是指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内聚力的地理空间，音乐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薛艺兵借用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界近年来常用的“声音景观”一词来探讨音乐地理学中文化区划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他指出音乐地理学研究应该突破以往静态音乐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新视角，去审视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变化的“声音景观”。(薛艺兵.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地理学方法新探［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1）：83-88.)蔡际洲（2005）认为音乐地理主要按照时间顺序，从中国古代音乐家的地理分布、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地理分布两个方面着手(蔡际洲.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中国音乐家研究［J］.中国音乐学，2005，（2）：105-112.)。音乐文化地理学的建设要体现音乐分区和梯度特征，戏曲声腔的地方性（如果把戏曲声腔看作广义的音乐一部分）、山歌与高原（或）山地的关系、田歌与稻作区的关系、牧歌与草原的关系(申秀英.论中国音乐文化地理学的建设［J］.湖南社会科学，2005，（3）：165-168.)。研究音乐本身的同时兼及其地理空间分布的学术成果可谓凤毛麟角(蔡际洲.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思考［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9，（4）：13-17.)，1962年杨匡民先生发表的《湖北民间歌曲音调特点区分示意图》是目前所知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最早成果；还有学者提到(乔建中.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3-9.)应该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按照地理的分区、音乐的体裁、声腔、曲种等为系统，并逐一绘制出他们的空间分布“地图”。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一项包含着丰富社会意义的重要文化活动，虽然目前对于饮食与地理学结合的研究很少，但每个不同地区都有自己饮食的特色，如：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天津狗不理包子、成都小吃等等已经成为当地的旅游特色。(王茵.美食记忆里刻下牡丹江字号［N］.牡丹江日报，2009-7-17（5）.)有学者探讨了城市饮食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通过对广州的城区各类餐馆布局的调查分析发现，广州饮食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呈现出如下特征：①餐馆数量由中心商务区逐渐向外围递减；②粤菜馆居主导地位，由中心商务区向边远区成纺锤形分布；③湘、川菜馆成两极型分布。该学者探讨形成此特征的原因与本地文化和外地文化的冲撞以及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有关。(蔡晓梅，司徒尚纪.中国地理学视角的饮食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6，（5）：83-88.)
曹志耘给方言地理学定义为：“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曹志耘.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方言学报，2003，（1）：171-183.)同样有学者认为，方言地理学不仅仅是解释语言分布状况，还应该利用分布状况，探索语言演变的机制。(李永新.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论文，导师：鲍厚星，2009.)语言地理学同时为地图地名学、语言资源普查、语言交际学、语言文化学等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益处（表9-10）。
本表格根据(牛汝辰.“地图地名学”浅谈［J］.地图，1988，（1）：61-62.)整理。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宗教一直是最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国内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多限于历史地理的追溯，但国外宗教地理延续了基督教神学的研究传统，主要是对宗教现象与信仰习俗的空间关系、景观特征、地理位置等进行描述解释。(薛熙明，朱竑.国外宗教地理研究回顾与进展［J］.人文地理，2010，（3）：109-113.)（表9-11）从宗教角度理解上帝最好的恩赐，本书主要是讨论文化地理，秉承文化多元和宗教多元，每个人的信仰不一定要相同，不适合讨论那些过多的宗教学问题。
本表格根据文献(陈宁宁，朱竑.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2，（2）：201-209.)整理。
服饰文化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张瑛（2002）分析了彝族服饰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开创服饰文化地理之先河。中国西南地区彝族先民在明代男子以“椎髻，摘髯，带竹笠，着短衣，披毡，跣足或着履”，女子以“复杂的发式和头饰，披毡，衣黑，着短衣，着长裙或齐膝裙，带耳饰”为服饰文化地理特征；在清代男子以“椎髻，剃须缠头，披毡戴笠，短衣”，女子以“短衣配百褶长裙或短裙（根据社会等级），服色尚青”为服饰文化地理特征。总之，交通闭塞山区彝族多继承传统服饰特征，交通相对方便的坝区因各种民族影响和渗透容易产生文化变异(张瑛.明清西南地区彝族服饰文化地理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0（5）：17-20.)。
书法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书法景观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共同作用的文化统一体。吴慧平，司徒尚纪（2002）探讨了书法景观的概念、分类，认为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可视性、可悟性因素和氛围）是塑造书法景观的驱动力(吴慧平，司徒尚纪.书法景观的文化地理浅释［J］.地理科学，2002，22（6）：757-762.)。南京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地理学科依据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基础，呈现出明显城市取向和旅游研究与规划导向，张捷教授、顾朝林教授（现调入清华大学）、张京祥教授、甑峰教授等在书法文化景观、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等方面形成特色方向，初步具备与国际对话的潜力，是中国文化地理走向国际，与世界接轨的潜在方向(张敏，张捷，姚磊.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13，33（1）：23-28.)。
戏曲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夏玢（2006）从文化生态、文化扩散、文化整合、文化景观、文化分区等文化地理视角研究黄梅戏(［1］夏玢，黄成林.黄梅戏文化区的演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726-729.［2］夏玢.黄梅戏文化地理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硕士论文，导师：黄成林，2006.)，以1952年、1984年和2005年三个时点数据分析黄梅戏文化区的演变，可以清晰解构黄梅戏文化区核心区恒定不变，边缘区先“扩展”后“萎缩”的脉络。柴国珍（2008）则分析了山西戏曲剧种文化地理的空间分布、文化分区等，认为方言、人口、宗教三个文化因子对戏曲剧种的文化分区有决定性影响(柴国珍.山西戏曲剧种文化地理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导师：霍有明，2008.)。
色彩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吴元芳（2005）从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角度分析色彩文化的影响因素。色彩分布有空间差异和时间流变的双重特点，体现色彩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只有建立在人地关系和谐理论基础上的色彩环境营造才更加体现美学和科学价值(吴元芳.色彩文化地理透视［J］.福建地理，2005，20（3）：28-32.)。
风水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大致自隋朝起，我国风水主导思想是疏天文而重地理，形法学派注重将风水与地理结合分析，而一直延续至今。风水文化中认为“坐北朝南、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最理想的“风水宝地”，注重地理空间的最优选择，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空间尺度来分析地理位置的优劣，它所选的地理环境是多重空间尺度的地理环境的综合，体现了多维度的地理空间思想。(陈永林.风水文化中的地理印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9，（8）：97-98.)风水还注重气场，即一个地方的景观如何。例如一个地方是否适宜于建房，适宜度多大，不能只考虑某一个或几个主要环境要素，而必须从地势起伏和中小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以至于交通状况，房屋紧邻关系等方面权衡利弊凶吉。(张爱国，马志正.从地理学的角度看风水文化中的合理内核［J］.山西师大学报，1997，（4）：71-74.)究竟，风水是迷信还是学科呢，风水与地理学又有什么联系呢？
黄江和郭建光学者认为，风水的直观释意为“风调水（雨）顺”，古今中外的园林设计，从本质上说都是探讨“天地人”关系的，虽然风水学掺杂了许多玄学和神秘不可知的元素，但是风水不外乎是在选址方面对地质、地文、水文、日照、风向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有要求，做出优劣评价和选择，从而达到趋吉避凶、创造宜居环境的目的而已。(黄江，郭建光.住宅小区中园林植物选择与风水［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网络版），2008，6（4）：1-5.)同样地，基于全国首家风水文化博物馆的建成，雷琛烨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导游在介绍博物馆的时候，说博物馆建在山的南面、水的北边，十分符合风水宝地的要求，博物馆顾问、风水建筑专家高友谦说，这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有山靠可以抵挡很多自然灾害，而前有水则能保持地温，这在风水环境中是很重要的研究，泰州中国传统建筑风水博物馆切实体现优秀中国传统建筑风水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将风水寓于科普，填补了国内外相关学术和旅游资源的空白。(雷琛烨.科学审视风水打造城市旅游新亮点——全国首家建筑风水文化博物馆在泰州落成［N］.中国旅游报，2011-1-5（12）.)杜新宇说，理性、客观、现实地区分和考察风水中的民间信仰与迷信，是重要而无法回避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杜新宇.风水“申遗”或当缓行［N］.中国民族报，2010-6-8（3）.)人文地理学与风水学关系如此密切，是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的。堪舆学的现代复兴需要大量地理学知识作为支柱的，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下，研究“天人感应”，为环境区位选择、规划、设计、布局奠定了基础，利用堪舆学的原理，对人工建造物进行空间布局规划，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孙峰华.基于易学与堪舆学的人地关系和谐论思辨［J］.地理学报，2012，（2）：266-282.)
现代地图学自20世纪初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地理学分化出来，自此以来，地图生产、研究、应用活动形成新的经验，对新领域概括与总结，是对传统地图学理论、技术的深化。(罗广祥，田永端，高凤亮，等.现代地图学特点及学科体系［J］.西安工程学院学报，2002，（3）：55-58.)地图制图的目的就是使地理信息可视化，地图就是把地理信息以直观的形式输出和表达出来，是一种视觉语言符号的集合，所以地图的绘制对地理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地理学的综合性、系统性必须得到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的分化显得必然。学科的分化使地理学研究对象更加具体，只有正确认识和分析所要表达的对象，才能选择科学的表示方法，使地图的设计更加恰当、更加精确。(韩雪培，李满春，徐建刚.地理信息可视化中的二元方法论［J］.地理研究，2008，（5）：1087-1096.)例如，现在有先进的GIS技术和空间信息是关于地球表面或地理空间的描述，是对地理对象的位置、形状、属性、空间关系等方面的综合表达，尺度可小到几平方米，大到整个地球表面(江宝得，陈占龙.对地理信息系统学科中若干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J］.软件导刊，2008，（4）：96-98.)，可见地图的绘制对于地理学的每一分支的壮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从地图的出现到如今地图学的成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把对自然环境的认知转化成可视化的地图，用地图表现地球表层各种自然与社会的现象空间信息的同时，形成了知识体系完备和研究意义明确的地理信息科学。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地图学自身也发展分支出许多学科，20世纪中叶以后，航空摄影、卫星遥感、计算机技术不断更新，地理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比如：生物学与心理学家为搞清生物如何表达对外部感知的问题，推动了认知地图、概念地图的理论研究。(杨谦.主观地图分析研究——以意向地图形成与应用分析为例［D］.长安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吴金华，2007：4.)目前，很多人都认识到智能地图是以人的生活信息为基础对人们生活环境的智能化再现，借助对生活和感知的空间的理解，通过科学提取地理信息绘制的地图得到一个对环境价值的再现(佚名.地图制图学一般问题［J］.测绘文摘，2004，（1）：35-62.)。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各种人文现象与人类活动发生发展过程、动态演化特征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科学。(吴传钧.人地关系与经济布局［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28-33.)而人文地理学底下有许多分支，比如上面论述的各种专门分支的地理学。所以，要认定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是否就是绘制文化地图，就要看其分支——各种专门地理学的研究，是否可以绘制文化地图并以图像等综合表达该领域地理问题。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可以绘制文化地图，并且在文化地理学转型以来，重视文化本身和身份认同，各专家学者都有从地理空间角度或者通过绘制知识地图来重新认识自我，定位人类价值取向，寻求人地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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