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单位制”解体，浦东基层为应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中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探索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在分析浦东基层社会治理背景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浦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几个问题。本研究共计九章，除第一章导论和最后一章总结外，其余章节内容为研究的主体部分。
第一章导论主要是分析了浦东基层社会治理展开的背景和基础条件。国际上社会治理运动兴起影响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浦东。随着“单位”的瓦解，社会治理向多元化方向转变，但是多元化治理格局远未形成，浦东快速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中形成的多种问题，这些方面都需要社会治理发展。浦东基层政府和人民开拓创新、敢闯敢试，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为浦东和谐有序发展做出了贡献。
接下来的部分是关于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问题，将在第二、三章中加以阐述。
第二章是关于街道社区化治理探索。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派出机关，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主体。为了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街道职能发生了一定变迁。街道社区化治理是对传统街居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浦东通过街道社区化体制和社区治理方式来解决转型发展中的复杂社会问题和矛盾。在推进街道社区化治理过程中搭建多种社区共治平台，探索在街道范围内推进社区自治共治的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社区网格化管理是自2005年伊始浦东新区试点并积极推进的社区治理精细化方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重要基础。
第三章是关于浦东镇域内社区化治理探索。镇域内社区化治理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镇域内成片城市化区域，浦东新区构建了“镇管社区”模式。这一模式在1995年前后由原严桥镇探索并提出，25年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已在整个上海市郊区的大型居住社区推广。“镇管社区”形成了“一委两中心”体制架构，节约了社会公共资源，有力推进了镇域内城市化区域的社会治理难题。二是浦东郊区农村社区化治理探索。就这部分内容来看，农村社区的法治化建设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一个重点推进方向，浦东新区合庆镇“1＋1＋X”自治模式正在全区推广。当前，浦东农村社区变迁中的“睦邻运动”也成为当前去“关系社会”转型中一个重点建设的内容，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第三部分分析浦东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探索浦东基层社会不同领域治理方式的创新，内容涵盖第四、五、六、七章。
第四章是关于浦东社会组织发展创新与积极推进协同治理的探索。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一方面作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具有协同功能。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在国家社会组织发展政策推动下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社会组织是分类管理，其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浦东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开放，因而其社会组织政策主要是在双重登记管理体制下展开的。25年来浦东新区大力推进现代社会组织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功能，创造了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多项“第一”。
第五章是关于浦东基层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和浦东推进外来人口参与式治理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的大城市。外来人口增加一方面给予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以更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更加紧张并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造成压力，这也是当前基层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焦点之一，因而成为城市社会服务和管理的重点对象。随着我国公民权利发展，在推进公民权利基础上开展外来人口参与式治理成为解决城市复杂社会问题和矛盾的重要方式。
第六章是关于浦东基层慈善事业发展和推进基层情感治理的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具有风险性、不确定性。在市场竞争中，社会必然会存在部分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如何给予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帮助，实现社会公平和谐发展是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基础问题。公益事业发展是衡量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公益事业提供的社会救助和关照是针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情感治理方式，因而公益事业是现代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浦东公益事业同其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相称，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推进公益事业发展。情感治理是从企业管理中引入的，这同我们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送温暖”等方式具有一致性的关系，也就是说给予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帮助体现了情感治理的方式。这些情感治理方式的实施有利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基层公益事业发展。
第七章是关于浦东社会秩序稳定治理的探讨。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我国基层社会出现了社会问题和矛盾增多的现象，特别表现为“单位制”解体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这些“社会人”直接面对基层政府，导致了基层信访居高不下。信访成为我国基层社会的晴雨表。浦东基层在推进信访工作中产生了许多创新机制和经验，近年来信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解决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和矛盾时，调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我国，由于传统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对于一般矛盾的解决往往诉诸于调解。调解主要有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三种调解方式中，人民调解发挥更加基础和更重要的作用，有力化解了基层社会问题和矛盾。浦东人民调解工作中形成了一些创新方式，如人民调解社会化、规范化，进一步增加了调解的功能。浦东社会转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浦东基层政府不断创新思路和方式，有力化解了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不安定因素，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四部分即第八章分析了浦东特殊区域即浦东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社会治理路径创新。浦东是经济开发区体制与行政体制合一的地区，其内部还有四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世博园区、旅游文化度假区、临港产业区以及航空港、洋山港等，这些地区是浦东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为浦东经济发展提供了最核心的作用，然而其周边地区的发展问题和与周边接壤地区的社会秩序、环境等方面的治理问题成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列车工程”、“功能区域”、“一轴三带”和“生产力布局调整”等实际上都是经济开发区与周边联动发展的战略。2014年浦东新区张江镇与张江高科技园区推进“管镇联动”开创了“发挥优势、分工合作”的新的发展战略来解决经济开发区与周边街镇联动发展的新模式。陆家嘴金融城推进的公共空间共治模式、金桥经济开发区推进的工会协同治理模式等是从内部来解决主要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开发区社会治理路径的这些探索都具有开创性价值，对构建和谐有序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推进经济开发区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部分即第九章将本研究归纳为七个方面的结论。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浦东如何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精细化和现代化。
【注释】
[1]蔡定剑主编：《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2]蔡定剑主编：《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3]王周户：《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序》第1页。
[4]Gilchrist，A..“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UK-Possibilities and Paradoxes”，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No.1，Vol.38，2003.
[5]［英］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吕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6]黄建洪：《自主性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引导性议题》，《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8]［英］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8页。
[9]黄海玲、李艳萍：《试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社会自主性发展》，《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0]李瑜青：《市民社会理念与社会自主性发展》，《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1]黄建洪：《自主性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引导性议题》，《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2]［英］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吕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175页。
[13]1956年开始，中国开始反思“苏联模式”，到1960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时，中国急于摆脱苏联的影响，企业管理方面主要是要摆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苏联“一长制”管理模式，探索自己的管理模式。1960年3月《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技术个性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被冠以它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和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左”倾思想最盛行的年代，这个“宪法”带有那个时期的特色，要求“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但是真正的精神实质和关键内容在于前三项：加强党的领导，就是要在工厂企业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利于工厂秩序的恢复；“两参一改三结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就使得工厂里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成立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和监督工厂规则和领导，工人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一线职工结合，强调群众对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重要作用。1961年9月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从两者的关系来看，“鞍钢宪法”主要是对我国工业化道路探索形成的宏观指导原则、管理原则和企业的领导原则；“工业七十条”主要是企业管理中的具体措施。因而后者可以看成是前者的具体化，两者具有继承的关系。但是由于后者更强调对企业秩序的恢复和企业生产的制度化，没有将“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反映进去，因而也对前者“唱反调”，反映了“大跃进”和“大跃进”后不同阶段党对工业企业管理模式探索的不同认识水平。“鞍钢宪法”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方面的内容。见戴茂林《鞍钢宪法：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一环》，《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9期。
[14]李瑜青：《市民社会理念与社会自主性发展》，《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5]叶紫：《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提高了1.01个百分点》，载城市化网http://www.ciudsrc.com，2015年3月1日。
[16]张青国：《法团主义视角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建构》，《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7]徐勇：《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18]文军、桂家友：《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公民权利的发展：基于经济结构视角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9]王锡锌：《公众参与和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20]黄建洪：《自主性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引导性议题》，《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1]［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22]文军：《个体化社会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3]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开发时代》2014年第6期；胡鞍钢、王洪川：《人民社会是“中国梦”最大动力》，《学术前沿》2013年第7期上；白小平：《社会法的社会语境：人民社会的政治观念——兼与公法、私法社会语境的比较》，《北方法学》2015年第2期。
[24]作为一种学术争鸣，“人民社会”概念一经提出，就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如陈伟：《危险的“人民社会”想象——与王绍光教授商榷》，《天府新论》2014年第3期；陈伟：《市民社会的理念——再论王绍光的“人民社会”构想》，《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25]李瑜青：《市民社会理念与社会自主性发展》，《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26]《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7页。
[27]俞可平主编：《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8]杨雪冬：《论治理的制度基础》，《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9]杨雪冬：《“治理”的九种用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2期。
[30]［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页。
[32]周晓丽、党秀云：《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机制、理念及其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33]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
[34]张国清：《社会治理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82页。
[35]侯琦、魏子扬：《合作治理：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36]张国清：《社会治理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
[3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3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3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40]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7页。
[41]［法］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第2期。
[4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4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44]［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45]张康之：《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自治》，《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46]［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2页。
[47]文军：《个体化社会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48]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49]李路路：《“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0]刘卓兵：《从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看单位制解体与社会关系重构》，《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1]安德鲁·G.沃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52]刘卓兵：《从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看单位制解体与社会关系重构》，《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3]张荣：《单位制基础的消解》，《社科纵横》2009年第8期。
[54]张建国：《单位制与共同体：一种可拾的美德》，《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55]刘平：《单位制的演变与信访制度改革——以信访制度改革的S市经验为例》，《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56]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1页。
[57]李宁宁、苗国、姚俊：《后单位制时代社会支持的断裂与再造——以近期社会极端事件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5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5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4页。
[6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6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62]宋晓梧主编：《社会法治转型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6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64]徐敏：《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解放日报》2014年3月9日。
[65]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66]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67]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68]［美］莱斯特·M.萨拉蒙、赫尔穆特·安海尔：《公民社会部门》，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69]［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70]［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71]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72]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73]孙凯民、黄河、陈亚男：《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结构中的NGO缺失及其培育》，《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74]李习彬：《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体系》，《党政干部学刊》2003年第10期。
[75]郭风英：《“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76]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载上海基层党建网：http://shanghai.zgdzllw.com，2015年1月6日。
[77]谢国平：《浦东的开发不只是单纯的项目开发，而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浦东开发》2013年第4期。
[7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79]张静、关信平主编：《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80]《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5日。
[8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82]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8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页。
[84]《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245页。
[85]文军：《个体化社会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86]《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
[8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8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89]［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90]［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0页。
[9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5页。
[92]张康之：《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变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93]张康之：《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94]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95]谢国平：《浦东的开发不只是单纯的项目开发，而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浦东开发》2013年第4期。
[96]徐全勇：《综合配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97]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98]曹莹：《社会治理创新录之一：陆家嘴：智慧平台助力志愿服务》，《浦东开发》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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