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化管理主要工作是什么

所谓镇域内城市化区域是指在郊区某些地方由于市内居民集中外迁、动迁、征地或工业企业集聚等原因造成了的较大地域范围和较多非农业人口存在，而且这样的地域面积有数平方千米、人口有数万人之多，我们往往将郊区这块地域称为城市化片区。在大都市郊区和快速城市化条件下，镇域内城市化区域的产生具有其必然性。但是，如何治理这一镇域内的城市化区域问题存在争议，也存在不同的探索路径。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新区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镇管社区”体制和街居体制两种不同的模式。

1.传统街居体制

就城市化大片区域和人口集聚地区如何构建其管理体制，这里我们用不同的两个地方实践事例来分析。

一个是浦东新区的东明路街道。20世纪90年代，上海动迁改造需要将市内的部分地区人口迁出城区，浦东这块还未完全开发的郊区成为承接市区人口的理想地区。浦东三林镇（原三林乡）地处城乡结合部，与市区的距离不远，在这里规划安置10万人口，大致相当于城区一个街道的人口量。大量人口迁至郊区的三林，问题随之而来。迁移到此的都是原市民，他们同农村户籍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同，为此专门成立了东明路街道。这是一个在镇域内成立的街道。街道的机构、人员、资源等按照市区街道来配备设置。

另一个是北京昌平区的东小口镇。东小口镇位于城乡结合部，在北京动迁之后，这里集聚了大量的户籍人口，而且存在大片的城市化区域。2011年底，北京市发改委牵头制定的“东小口综合配套改革实施方案”上报并获得批复。东小口镇建制改为“一镇三街道”即这个镇将原来地域内城市化的地区新建成三个街道，同时其余的地区仍然保留建制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东小口辖区人口37.9万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仅4.2万人，外来人口20多万，另外还有13万非本地的北京户籍人口。街镇的成立一般以户籍人口为基础，这样4个街镇的北京市户籍人口共计17万多人，也就是每个街镇有4万左右的人口。而街道配置是按照政策规定的“街道设置30个公务员、50个事业编制岗位”。^[35]这样来看，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实现街道管理。

这是两个不同时期成立的街居，随着时间的发展，街居体制已经难以满足改革的要求。因而，浦东新区在原来尝试基础上，成立的是社区体制。

2.新时期镇管理下的社区体制

浦东新区既有街居体制的例子，也存在社区体制的探索。1995年前后，原浦东新区严桥镇开始探索“镇管社区”模式，至今已20余年。按照近年上海市和浦东新区文件，“镇管社区”基本架构为“两委一中心”即社区党委（总支）、社区委员会和社区中心。

社区党委（总支）是在镇党委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是社区领导核心，领导所属居民区（村）党组织，管理、服务、协调社区党委党组织；负责统筹社区自由、凝聚各方力量、协调社区事物、加强社区管理、推进社区建设、指导社区自治等。领导班子根据社区规模设7—11人，可以由镇派遣的干部、部分居民区（村）委党组织书记和社区单位负责人担任。

社区委员会是社区议事机构，为社区共商共治的平台，通过社区会议制度，参与协商社区事务，发挥监督评议作用，促进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策划。社区委员会成员由社区单位代表和居民村民代表推选产生，人数约为社区居民村民总数的千分之一。

社区中心是社区工作平台，是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延伸，承担社区党委（总支）安排、社区委员会提出的社区建设和综合管理的具体工作。

图3-1　“镇管社区”体制架构

“镇管社区”体制涉及镇与社区的关系。镇党委是社区党委（总支）上级党组织，社区党委（总支）在镇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镇政府是社区的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阶段工作任务和重点，将政务等和与之相匹配的资源分类交付社区中心，由社区中心具体实施统筹服务和管理。社区在镇党委、政府领导下履行以下职责：领导所属居民区（村）党组织，协调、服务驻区单位党组织，加强区域党建工作；推进社区共治、指导居委自治；教育和管理干部队伍；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贯彻、落实镇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居民区（村）党组织直属于社区党委（总支），居民村民委员会在其领导下，接受镇和社区职能部门指导，组织引导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3.社区体制的必然性

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资源的区域，在基层管理体制方面往往实行不同的模式。街居体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最普遍的基层体制。社区体制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才出现的。社区体制的必然性可以通过社区体制与街居体制的比较来分析。

一是社区体制有利于节约资源。街居体制按照国家对于街道办事处设置的机构和编制配置资源，行政性部门享受国家资源和补贴。由于行政设置和人员编制较多，很大一部分资源作为工资薪酬发放给了街居工作人员。而社区体制作为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及其治理方式的自治共治，可以大大节约编制，从而节约大量的公共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用来给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因而，街居体制和社区体制在资源利用和节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是社区制有利于治理方式的灵活性、多元化。街居属于行政体制，其往往强调社会管理即政府的职能，而社区体制强调社会治理，强调社区自治共治。街居体制强调政府的负责，以行政方式来推进社会治理，居委会是政府的一条腿，实行对上不对下。而社区体制以社区内的组织为主要社会治理主体，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社区治理。因而社区体制在解决公共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更加多样灵活，有利于化解当前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

三是社区体制有利于管理效率提升。管理效率是当前我们探讨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主要考虑的方面。街居体制的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效率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基础上的，如有限的、便于控制的、便于监督的范围和空间。但是，现代社会是流动性社会和个体化社会。从流动性来看，社会成员不是自始至终生活在一个地域范围，而是经常流动。这种流动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难，如果采取更多的方式来限制，比如需要流动人口提供各种证明来确保他的资料和情况真实，必然造成管理效率低下。社区体制采取的是自治与共治的方式，社区居民就是管理者，他们对社区情况了解，因而对于流动性人口的管理必然效率高。同时个体化社会需要是多元的，对于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一味采取行政的方式不一定能产生好的效果，会积累社会问题和矛盾，降低管理效率。而社区体制是以社会治理的方式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他们利用这个平台和机制进行协商、谈判、对话，彼此妥协来达成利益最大化，增强解决问题的效果。

社区体制是社会治理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街居体制从效率、资源和成本等方面都难以与社区体制相比，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基层社会从行政管理的方式到社会治理的自治共治方式的转变是未来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基层社区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