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的道德情感概述

一、自我意识情感及其产生机制

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指出，害羞、内疚与羞耻等情感伴随着意识的出现而产生，它们反映了人类对自身问题的关注。与人类的基本情感不同，自我意识情感在本质上属于复合情感的范畴，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价自我或被他人评价时产生的情感，因此，它是将自我卷入或参与到情感中并相应地增强或伤害自我的一种特殊的情感类型，如自豪、羞愧、内疚、尴尬、后悔、妒忌等。

作为人类情绪的高级表现形式，自我意识情感有着有别于其他类型情感的独特性。

首先，自我意识情感以个体的社会认知尤其是自我认知为基础。有研究发现，当15个月大的儿童被别人夸奖或成为别人注意的目标时，他们会产生显露性尴尬情绪。3岁前后，儿童会根据内化的一系列的标准、规则和目标进行基本的自我评估，并由此激发出正性自我意识评估情绪（如自豪）和负性自我意识评估情绪（如羞耻、内疚或评估性尴尬）。儿童通过激活自我表征，从而进行自我觉察与自我评估，或内化或转换他人的评价，继而产生自我意识情感。自我表征、自我觉察越具体、复杂，自我评估或内化他人的评价越客观、准确，相应的自我意识情感就会丰富、深刻。

其次，自我意识情感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与基本情感不同，自我意识情感服务于社会性需要，促进特定社会目标的达成。尤其是个体在觉察、评估自我内在的特定目标、期望和行为时，会将其与社会标准进行对照，如若吻合，所相应产生的情感（如自豪、崇高等）就将激励个体继续这种符合社会准则的认知与行为；如若违背，其相应产生的情感（如内疚、羞愧等）将帮助个体识别和改正错误，约束个体后续行为。可见，个体的自我意识情感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对个人道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幸福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自我意识情感具有复杂的表情识别系统。人类基本情感往往具有确定的面部表情表达方式，而自我意识情感则难以通过简单的面部表情表达和识别，其表达不仅含有面部的情绪信息，还要有身体的动作、头部的运动、胳膊的姿势等等。另外，正是因为自我意识情感的自我呈现特征和道德属性，人们会有意识地整饰这些情感的流露，从而使得这些情感往往难以通过显性的表情动作来识别。

情感的产生源于自然选择，并服务于生存目标和社会目标。当个体面临情绪诱发事件时，首先激活的是个体对该事件的生存目标关联评估。如事件与个体的生存目标（如安全与健康）有关，引发的是基本情感，如高兴、悲伤、愤怒、恐惧等。当事件与个体的生存目标无关时，人们转而聚焦自我并激活自我表征，并使得个体做出反思性自我评价。在所激活的自我表征中，既包括了现实自我、应该自我和理想自我，也包括了过去自我、当前自我和未来自我，以及学业自我、社交自我、物质自我、情绪自我等内容，个体借这些被激活的自我表征以评价诱发事件对个体的自我同一性是否有意义，即身份目标关联性评价。如若诱发事件与身份目标无关，则不会产生社会性情感；如若关系到个体同一性目标的实现，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判断事件与目标一致与否。如若一致，引发的是积极的自我意识情感，反之，则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识情感。完成身份目标一致性评价之后，人们还将继续判断事件的起因，尤其是判断自己和事件的发生有无关系，自己是否需要对事件负责。很显然，买彩票中了大奖往往归因于运气，虽然能引发快乐的基本情绪，但不会引发自我评价的过程，也就无法产生自我意识情感。当个体通过努力赢得了运动比赛的冠军，他不但会感到快乐，而且会感到自豪，因为运动成绩是对自己能力水平的认可。对成功、成就的内部归因倾向于产生自豪等积极的自我意识情感，而对失败、挫折的内部归因倾向于产生内疚、羞愧等消极的自我意识情感。

特雷西和罗宾斯（Tracy&Lobins，2004）在其自我意识情感加工模型中认为，稳定性和整体性是归因过程中的另外两个重要维度。当个体将事件归为内部原因时，也人们会继续考虑事件是由个体稳定的、不可改变的因素（如能力）引起的，还是由某种不稳定的因素（努力）所引起的，同时，人们还将考虑事件是由整体性的自我（如智力）还是自我的某个特定因素（如应试技能）所引起的。尽管稳定性和整体性是两个独立的归因维度，但从实际生活来看，这两个维度往往高度相关。一般来说，稳定性高的内部因素往往是具有整体性的，而稳定性低的因素往往具有特殊性。例如，羞耻、自大等自我意识情感往往是个体将情感事件归因于自己稳定而又具整体性的内部特征（如无能、聪慧等）而引发的，而内疚、自豪等自我意识情感则是由于个体将情感事件归因于某些不稳定且具有特定性和局部性的内部因素（如是否努力）所引发的。当然，有些自我意识情感并不需要更多的归因或不依赖于更多的认识评价。例如尴尬，它只要在个体的公共自我被激活，且个体进行内部归因时就能被引发。因此，当出现失态（如说错话）、认知障碍（如忘记重要的事物）、身体的失控（如打嗝、跌倒）、隐私暴露（如被人看到裸体或者见到别人裸体）、人际关系不当（如遇到不想见的人或交流无法进行时的沉默）等。

图3‐1　特雷西和罗宾斯的自我意识情感加工模型^[1]

二、自我意识情感的功能

自我意识情感具有自我动机功能和道德功能。

自我动机是旨在使自我觉察、表征及评价处于特定状态，并维护和调节自我的驱力，表现在自我增强、自我验证和自我扩展等方面。自我增强是指个体以一种有利于对自己做正面评价的方式收集和解释有关自我的信息，从而维护和提升自尊，自我验证是指人们倾向于喜欢并寻求与其现存观念相符的反馈，自我扩展是通过增加个人资源达成目标增加自我信念来扩展自我概念。

自我意识情感首先使人们觉察到自我的存在状况并予以维护。如羞耻、自豪等自我意识情感，可能就是个体感受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而社会性焦虑和尴尬则涉及人们关注其他人如何看待与评价自己，当人们想要给他人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但又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到时，社会性焦虑就产生了，当人们认为自己给他人形成了不那么完美的印象时，尴尬就出现了。从另一个侧面说，社会性焦虑实际上也是个体维护和提升自我的一种内在手段，表现了个体“本应如何”的自我期望和“本不应如此”的自我维护。

自我意识情感还能使个体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调节功能，对他人的认知与行为具有控制功能。个体在进行社会行为时，自我意识情感能够帮助个体识别其内在的特定目标、期望或标准与社会规则的一致性。不一致时导致的内疚、羞耻、尴尬、社会性焦虑等可以促使自我做出调节，或消除尴尬，或承认错误，或做出道歉，或进行补偿；一致时所导致的自豪又可以促使自我做出同方向的强化，继续努力以追求自我价值或维护人际关系。自我意识情感的外在表达其实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号，能有效调节社会交往中出现的危机，例如，内疚、后悔、羞愧、自责的表达可以减少他人的不满与敌意，从而减少社会侵犯，维持和谐关系，而尴尬及其表达可能会促使个体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消除尴尬，以赢得别人的赞成和认可，自豪的体验也能通过使个体继续追求自我价值而增强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

自我意识情感具有道德功能。自我意识情绪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感（Turner&Stets，2006），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人们对道德自我的证实和证伪都会产生自我意识情感，道德自我认同在个体认同层级中的地位越高，这种证伪所唤醒的情感就越强烈（俞国良、赵军燕，2009）。当个体的行为及其倾向违背了道德自我认同标准，或个体不能证实道德自我的时候，会产生内疚、羞耻等情感，个体会通过道歉或其他补偿行为修复道德自我；反之，当个体行为及其倾向和个体道德认同标准一致时，个体会产生自豪等积极自我、崇高等自我意识情感和其他积极情感，并通过继续正确行为来证实道德自我。因此，道德自我和自我意识情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个体的社会适应和人际交往的水平，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具体地说，自我意识情感具有道德反馈功能和道德动机功能。一方面，自我意识的情感体验作为一种结果为个体是否被社会道德标准所接收提供了重要的即时反馈，促使个体审视道德上的理想自我，从而调整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个体会通过这种反馈和根据以往的情感经验，决定采取何种行为。例如，内疚会使个体产生利他动机，抑制侵犯以及反社会行为冲动的表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惩罚、弥补和强化；羞耻会使个体自我根据社会标准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选择和道德价值取向。这些不断强化的自我意识情感体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进人们的道德敏感性，并转化为道德责任感，指导人们的行为。一些追踪调查的研究（Tangney& Dearing，2002）结果也证明，五年级儿童中具有羞耻倾向的个体可以预测其八年后的药物滥用、自杀等危险性行为，而内疚倾向则可以预测其八年后从事社团服务等亲社会行为。

三、自我意识情感的发展

个体的自我意识情感是伴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然而在自我意识发展过程和机制的理解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递进模型

伊扎德（Izard，1977）认为，自我意识情感是在初级情绪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初级情绪的某些特征，却高于初级情绪，需要得到一些认知技能的支持，比如，个体必须内化一系列标准、规则和目标，还必须将自我与这些标准、规则和目标作比较，以决定自己的成功与否。Lew is等人（1984）根据认知能力的发展提出了自我意识情感发展的递进模型^[2]，把儿童情绪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最初的6个月内，婴儿因满足产生快乐，因兴趣产生惊奇，因特定压力产生悲伤、愤怒、恐惧等等初级情绪；第二阶段，即到1岁半左右，产生自我参照行为，其过程先是出现自我与他人的区别认知，并随后出现客体永久性认知，并在18个月达到稳定水平。这些认知技能的产生和巩固为第三阶段，即自我意识情感的产生做好了准备，而第三阶段（大约24个月左右）出现的自我意识情绪情感，如尴尬、羞愧、内疚、自豪等，正是儿童随着儿童自我参照的认知能力的发展而逐渐丰富、细化。

（二）动态网状模型

21世纪之后，一些学者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情感发展的动态网状模型，认为个体情绪情感的发展不是阶段性的，而是动态的，类似于网状地向前发展。该理论认为自我意识情感是评价、情感和行为成分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结果，三个成分系统中任何一个系统发生改变，都将可能导致自我意识情感状态的改变。因此，任何一种情绪的发展，都不是阶梯式的、单一的顺序，而是遵循不断细分的规律，网状式地向前发展。例如，就自豪感来说，并不需要儿童的认知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婴儿可能很早就产生过自豪的状态，只是他们还没意识到或不会表达，换言之，自豪感的产生并不是以自豪的理解和表达为前提的。而随着儿童社会化的进程，儿童自身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发展，因而各种自我意识情感也就能不断细分、深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使得他们的自我意识情感向着不同的方向，或者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因此，自我意识情感的发展是生物、个人和文化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递进模型可以理解为对自我意识情感发展的阶段性和认知依赖性的强调，动态网状模型则主张自我意识情感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倾向于其生物与社会的多重建构；前者更多地说明了自我意识情感的发生，后者则更多地解释了自我意识情感的发展。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多数实证研究更关注童年期及其之后的自我意识情感发展，并将自我意识情感认知能力纳入自我意识情感的范畴，突出对情感发展关键期的把握。例如，国内陈琳等人（2007）研究了小学儿童对基本情绪、自我意识情感和复杂冲突情感等三类情感的情绪状态识别、情感原因认知、情绪外在行为表现认知以及对情感后继调节方式的认知发展特点，研究证明了小学阶段是儿童自我意识情绪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总体上，小学儿童对消极自我意识情感的认知发展滞后于积极自我意识情感的认知。宋尚桂、佟月华（2009）探讨了小学儿童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儿童自我意识情绪识别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四、六年级之间，说明小学四至六年级是儿童自我意识情绪识别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中学阶段，韩玺英（2008）的研究发现，13～17岁青少年遵循着整体年龄发展的趋势，但在15岁时出现了自我意识情感理解能力反增长的趋势，而在羞愧、内疚等不同的自我意识情感，男女生的理解能力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中学生最常出现自豪、内疚、羞愧、尴尬等自我意识情绪的情境分别是学业成就情境、同伴关系的责任情境、品行情境和人际失误情境；樊召峰（2007）对羞愧和内疚的研究表明^[3]，中学生内疚感和羞耻感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九年级是两者从相同到分化的关键期。薛文霞（2008）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不同性别、年龄的中学生在各种自我意识情感的发展上确实存在差异。国外研究者（Orth et al．，2010）考察了从青少年到老年期自我意识情感的毕生发展状况，年龄跨度从13岁到89岁，结果显示，羞耻水平从青春期到中年逐渐下降，在50岁左右达到最低点，之后在老年阶段反增；而内疚水平从青春期到老年一直上升，在70岁左右达到一个稳定水平。国内外的这些研究相互呼应，可说明不同自我意识情感的发展的确存在年龄差异。

四、自我意识情感的文化比较

无论是何种文化背景中的自我意识情感，都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即它们都需要自我意识和稳定的自我表达，都有着相对一致的个体发展阶段，都建立在人际互动的基础上，都意味着个体将外部评价转化为稳定的内部评价。然而，正如社会直觉论者海特（Haidt，2003）所言，“道德情感是被区域价值观以及意义所塑造的进化的、文化脚本的泛人类产物”，而自我意识情感在文化差异上的意义正是它“依赖于社会生活中的两个最文化性的变量：自我是被解释为因变量还是自变量，社会结构是等级主义还是平等主义”。^[4]

（一）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进入了跨文化心理学者的视野。豪福斯塔德（Hofstede，1991）认为，个人主义指的是人际间关系不甚紧密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只是被期待关照他或她本人，以及他们个人的小家庭；相反，集体主义则是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从一出生就被纳入强有力的、关系紧密的内团体。这个内团体以各成员的忠诚为前提条件，终其一生对他们施以保护。在以西方社会为主的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人在任何社会情境中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单元，个人目标无疑具有优先权，个体的独特性、自主性以及个体之间的平等无疑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个人主义文化制度下的人们倾向于强调个体与群体或他人的不同之处，将焦点集中于个体本身，强调自我实现，关注自我潜力的挖掘，归因方式倾向于自我归因，自我评价上多表现为自视清高、过分乐观的自我中心偏见。在以东方社会为主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尤其是在儒、释、道三教交融并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传统中国文化中，深含着“自我克制”“自我抑制”“自我舍弃”“自我消解”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性”，人们关注群体，在情感上依赖于组织或机构，强调和睦共处，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对等级性有着高度的认同，人们尊敬权威，强调谦逊、忠诚、服从和克制，更多关注与环境、客观物的协变关系，贬视那些与集体目标无关甚至可能阻碍集体目标实现的独特的个性特征，这种对个人特征的贬视导致了自我批评的性格特征及逃避失败的动力。

文化差异影响着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从自我意识情感的诱发事件来看，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由“自我道德”事件引发的羞耻、内疚更为显著，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体验内疚时与“家庭”“人际关系”型事件有更多的关联，由社会荣誉和自我和谐事件引发的自豪体验则更为典型（冯晓杭，2009）。例如，一位中国儿童按照妈妈的要求“把糖果和小朋友一起分享”，儿童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这样的评价：“我做了妈妈希望我做的事情，我很骄傲。”中国儿童会为自己的行为满足他人的期望而感到自豪。在自我意识情感持续时间上，集体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往往有更持续的内疚体验，其最典型的故事版本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便说的“我真傻”。从自我意识情感的体验场景来看，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相比，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体验羞愧、内疚和自豪会涉及更多的“有人在场”情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自我意识情感的发生和体验程度更多地依赖于群体的评价。在体验程度上，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羞耻、内疚、自豪等自我意识情感上的体验程度会更高，这种体验程度可能与童年时间父母的评价以及社会的反馈有关，例如，美国的父母更多对儿童的表现进行积极的评价和表扬，而中国的父母则喜欢对已经做得很出色的孩子说“还可以”或“还要努力”，这种反馈可能减弱了儿童对自己的积极评价，降低了儿童自豪感的体验程度。另外，两种文化背景下个体在情感表达上存在差异，松本等人（M atsumoto et al．，2009）对奥运会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的微观面部表情研究发现，在单独的环境下，来自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运动员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如自豪，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运动员则试图掩饰自己的情绪。

（二）独立性自我与互赖性自我

文化影响自我的发展。在个人取向的社会中，自我独立于群体并拥有自主性；在集体取向的社会中，自我是群体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的自我结构也可以被理解为解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论描述。马库斯等人（Markus et al．，1991）提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两种核心的自我结构形式（见图3‐2）^[5]，即独立性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赖性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并认为这两种自我与人们的认知、情感和动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图3‐2　自我结构模型（引自Markus&Kitayama，1991）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自我的理解有着显然的不同。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是独立性自我，其自我的核心是指以自己的特性与他人相互区别的、自主的实体，而所谓自己的特性，一般是指个体的能力、态度、价值观、动机和人格特质，如图A的独立性自我中心椭圆中的“×”，代表着有意义的自我表征，是“去背景化的自我”（decentextualizedself），这些特性必然影响和导致个体的某些与众不同的行为。这种自我强调个体内在特征的完整性和唯一性，在此基础上表现出他人的区别性与独立性，激励和推动个体去实现自我，发展独特的自我潜能，表达个体特殊的需要和权利，展示个体与众多不同的能力。在这种文化中，他人只是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而比较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个体自己的内在特性。东方文化中自我是互赖性自我，个体的自我及其特点在于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如图B中心椭圆中的“×”虽然同样代表有意义的自我表征，然而这些表征处于自我与某些特别他人的联系之中，强调的是个体与他人的联系与依赖，所以，个体行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有意义。互赖性自我对自己的确定不是根据唯一性，而是根据自己与他人有关的那些特性。国内学者杨宜音（1999）也认为，西方人的自我只有“个己”，而中国人的自我不但包含“个己”，而且还包含些具有特别意义的其他人（自己人）。

基于马库斯等人的自我文化理论，张智丰等人（2009）考察了羞耻感在中美两国文化下的差异，发现中国被试的羞耻记忆出现更多人际关系的内容，其更多报告羞耻事件发生在童年和青春期，更多涉及学校和老师的评价。诺伊曼等人（Neumann et al．，2009）研究表明，以互赖性自我结构为主的个体，如来自中国大学生的被试，对他人的成就能够感受到较多的自豪感，相比较而言，以独立性自我为主的德国大学生，更多是对自己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就体验到更多的自豪感。冯晓杭（2009）也以中美大学生为被试，考察独立性自我与互赖性自我对自我意识情感体验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我结构变量能够显著预测自我意识情感；独立性自我对自我意识情感如内疚、自豪具有较好的预测力，互赖性自我对自我意识情感的预测力不显著；独立性自我在文化对内疚的影响过程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可以预测，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结构影响着自我意识情感的体验和感受、表达与分享还有许多可挖掘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