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与西方社会心理学

问责的研究从社会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待人的行为，代表了西方20世纪早中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精神，但却被后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忽视。Tetlock敏锐地指出，以社会认知为主导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过于重视隔离状态下个体内部的认知过程，忽视了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而关于组织行为等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虽然关注宏观的组织和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但缺乏对行为机制的深入研究。他认为问责的研究是沟通个体分析水平和组织分析水平的自然桥梁，从社会功能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问责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社会应变模型（social contingency model）（Tetlock,1992,2002）。

首先，Tetlock从元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判断与决策研究(社会认知研究的核心领域)对人的两种隐喻，即直觉的科学人（或直觉的心理学家）和直觉的经济人（Tetlock,1992）。直觉的科学人追求在认知上把握环境的因果结构，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知觉者是什么样的，他们在认识行为原因过程中表现如何，在形成假设、根据证据检验假设以及遇到与假设相反的证据放弃假设等方面都做得怎么样。依据人们作为直觉科学人的胜任情况，可产生三种可检验的中程理论：①乐观的理论家认为人们使用通俗的形式逻辑和统计程序对行为原因进行推论。②悲观的理论家认为人们是认知的吝啬者（cognitive misers），在社会判断中容易产生多种缺陷。③介于乐观与悲观之间的理论家强调人具有根据情境用复杂认知策略代替简单认知策略的潜力。直觉的经济人生活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的最大化,关注人们作为直觉的经济人是否在理性上是有效的。从这种隐喻出发的研究者，也可以定义相应的中程理论：①乐观主义者看轻人们违反理性抉择原理的频率和严重程度。②悲观主义者强调人们违反理性原则的顽固性，认为人们即使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重复决策仍然会违背理性原则。

不管是作为直觉的心理学家还是作为直觉的经济人，以往的研究结果支持悲观主义者的理论更占优势。例如,作为直觉的心理学家，人们很容易根据没有代表性的信息推断他人的人格，面对新的证据不愿改变自己的假设，对自己判断的正确性过于自信，等等。作为直觉的经济人，人们过于重视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认为应该忽视的信息，不断深度卷入已经失败的决策，容易忽视规范理论认为重要的信息，等等。实际上，两种隐喻都认为人们是依赖各种捷径去理解环境和做决策的受限的信息加工者，认知的节省往往增加了错误和偏差。虽然两种隐喻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在过分追求信息加工抽象法则的同时忽视了人们在决策时的社会背景，在很多实验室研究对认知过程的考察中，被试很少感到对他人负有责任，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行为产生的人际后果。

鉴于此，Tetlock提出了直觉的政治人隐喻（Tetlock,1992），旨在识别人们在应对日常决策的社会情境特征时采取的行为策略。核心问题是：作为“政客”，人们在抚慰对他们进行问责的“选民”方面做得如何？人们使用何种认知和社会策略来应对问责要求？直觉的政治人隐喻也可导引出不同的理论：①把人看作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阴谋家，不择手段地追求胜利。②把人看作糟糕的印象管理者，由于各种认知偏差而误估行为的社会影响。③介于两者中间的社会应变理论，假设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希望得到关键“选民”的赞赏和尊敬。

社会应变理论认为人们在应对问责时的策略时好时坏，其效果取决于：①认知的易得性和知觉到的社会身份维度的可用性，和②该身份诉求的可行性、代价和收益，两个方面自变量的影响。Tetlock提出了三种主要的应对策略（Tetlock,1992）：①接受启发（the acceptability heuristic），一种社会背景中的认知吝啬的表现，主要发生在观众观点已知的条件下，如不假思索地采取从众行为。②事前自我批判，在决策之前把行为可能受到的质疑纳入到一种复杂的、深入的思考过程，通常包含着认知的努力，涉及系统的信息加工以及对观点的权衡。这种策略主要发生在观众观点未知的条件下。③合理化启发（the rationalization heuristic）,当决策后接受问责时，人们往往通过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来防御，此时容易增加对错误决策的进一步卷入。三种策略大致与问责作用的三个方面相当，但这里更强调应对问责的策略而不是问责产生的结果。

以社会应变理论为基础，Lerner和Tetlock从影响（减少、增加或无影响）认知偏差的角度整理了问责的作用之后，得出的最主要结论是，问责引起事前自我批判的思考，进而可以减少各种认知偏差，如归因的对应偏见、过分自信、一种情境下的无关事件影响另一种情境下的决策，等等，他们综述的与此相关的实证研究足有三十种之多（Lerner & Tetlock,1999）。最后，社会应变模型从社会功能的角度重新讨论了认知偏差的含义，认为有些在理性上当作偏差看待的认知过程，在道德和社会意义上却是一种适应行为。这种分析很有见地，是社会应变理论提出伊始的主要立论点，但却更多地停留在事后解释的层面上，并没有将其纳入他们理论的核心。其核心是将问责与减少认知偏差联系起来，后来的研究者（如De Dreu）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讨问责的作用。因此，社会应变理论有一个矛盾的内核，它一方面批评社会认知的研究忽视社会背景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陷入信息加工与认知偏差的经典模式之中。也许，对Tetlock来说，是否保持一个理性的认知者的形象正是西方人面对问责时的典型表现，这一点可以从他反复谈到的“避免自己在别人面前显得太愚蠢的愿望” （p.264）看出来（Lerner & Tetlock,1999）。

实际上，与其他热门题目相比，问责及Tetlock的观点（尤其社会功能主义的部分）本身并没有得到西方社会心理学界足够的重视。但是，对认知发生的情境和社会背景的重视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社会心理学家的共识。时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主席的Reis（2008）指出：“社会心理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却在科学的阵营中有边缘化的趋势……行为经济学、政治科学、行为遗传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医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迅速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囊括人际的视角（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s）……他们正在理直气壮地（或者说异乎寻常地）重新使用曾经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和现象。”（p.325）因此，他呼吁社会心理学家应重视对认知和行为发生的情境和社会背景的研究：①要从分析情境的客观特征开始，以往大多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情境，在本质上都是个体建构或知觉的情境，应首先考察在不同个体进行不同建构之前的那个共同情境到底是什么。②情境应该用可供性（affordance）进行概念化,即情境蕴含着一定的行为潜能，不同的人则在此潜能集内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行为。③情境的核心是人际的，人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这应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情境的最重要的焦点。

Smith和Semin用“情境化社会认知”（situated social cognition）为框架分析了当前社会认知研究的发展趋势（Smith & Semin,2007）。认知革命影响下产生的社会认知研究一度关注发生在个人头脑里的社会判断和行为的心理表征和过程，相关理论认为这些心理表征是抽象的和稳定的，他们独立于背景，并可自动激发。然而，最近的证据表明个体的社会认知是一种适应当前社会目标、情绪、沟通背景和身体状态等情境的结果，即为“情境化的社会认知”。并且，情境与社会认知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前者看作后者的调节变量，认为后者第一性，前者只是第二性的。例如，研究者发现，通过内隐的方法测量刻板印象，避免被试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反应，此时，刻板印象仍然受到情境的影响，说明刻板印象的情境敏感性不仅是个体因为担心社会不赞许而有意识的改变自己反应的过程，情境效应是内在于社会认知的基础过程，同样具有第一性。与Tetlock和Reis的观点不同，情境化社会认知的观点是借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情境化认知”（situated cognition） 观点而来，因此，它所强调的情境不仅指社会情境，还包含了个体情绪和身体状态等更多的情境变量。这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知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体现出社会心理学对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的重视不可思议地落后于其他学科，原本就重视行为发生的情境背景的社会心理学对情境的重视却反过来受到其他学科的启发。

结合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和现状，我们认为对问责的进一步研究可以成为多方对话的结合点，也是解决社会心理学诸多问题的适宜的切入点，理由如下：①问责作为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契合了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具有相当的概括性。②问责的研究加以调整即符合Reis对情境研究的三点要求。首先，问责本身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重要的和定义清晰的情境变量，操作方法已被多次成功使用。其次，Tetlock关于问责作用的总结可以看作是对Reis所说“情境可供性”的一个很好的诠释。再次，接受问责者和实施问责者必然处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如果考察接受问责者在面对不同的问责实施者时的不同表现，人际的视角将自然纳入到问责的研究中。③关于问责的社会应变理论结合了个体和组织两种分析水平，使相关研究既可作为基础研究为管理科学、政治科学等学科服务，也可在与社会认知的情境化发展方向相协调的同时，保持社会心理学自身的特色。然而，正如前述，当前问责的研究及理论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必须加以发展才能更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