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研究的文化背景及意义

如前所述，权力是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古老而重要的研究课题，用实证的方法（尤其实验室实验法）研究权力的心理则主要是近二十年来社会心理学领域发生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全面考察权力（大与小）对个体在各种情境中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把权力与刻板印象、自动与控制加工、抽象认知、接近与抑制行为、目标导向等基本认知和行为过程联系起来，极大的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权力的认识。然而，由于受到社会认知将个体置于与社会情境隔绝的环境之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及西方学者对权力的认识受自身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并不具有普遍性，未必适合其他文化（这里主要指中国文化），因此，有必要对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进行适当的反省和审视。最近，西方学者Fiske和Berdahl（2007）就指出：“当前（西方）的权力研究重点关注权力如何影响个体的知觉、情绪和行为，并强调作为‘独立’和‘自由’体现的权力……然而，权力应是社会情境中的权力，具有社会性和情境性，而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个体属性或倾向（p.688）。”实际上，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无时不处于社会情境中的权力很难用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两种含义来诠释，它更包含着对他人的“责任”含义。两相比较，这种对待权力的差异也是历来极受到东西方学者关注的个人主义（西方）与集体主义（中国）文化差异的反映之一。

早在1980年，Hofstede指出，各种文化在个人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以及阳刚化等4个层面存在差异。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相对应），也是权力距离比较大的文化（与权力距离小的文化相对应），这两点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最重要的两个方面（Bond,1986）。不管是跨文化研究还是本土研究，对集体主义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及争议（Markus & Kitayama,1991; Oyserman,Koon,& Kemmelmeier,2002; Brewer & Chen,2007），但结合文化对权力（距离）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实际上，集体主义与权力距离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权力距离给集体主义文化提供了人与人相互依赖的章法（如身份和地位的差异），而集体主义文化又为弥补单纯的上下权力距离大产生的问题提供了可能（如责任文化为减少权力腐败提供了理论可能，参见俞国良,韦庆旺,2009）。然而，像大多数心理学构念一样，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作为学术构念，是西方学者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为依托提出来并加以研究的，因此具有特定的含义，即使与其相对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重要的意义，也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文化。

最近，杨中芳（2001,2008,2009）提出一套“中庸实践思维”的框架来解释中国人的人格与社会心理，此框架从中国传统的思维体系中获取灵感，认为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人存在质的不同，力图超越跨文化研究用统一的维度（往往具有文化偏差）强行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的局限，挑战西方现有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我们认为，这一“中庸实践思维”同样可以用来指导权力的研究。原因有二：首先，文化对人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强调做人，中庸即为指导中国人做人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Yang,2006）。然而，普通人做人做得不好对他人影响不大，但位高权重者如果做人做得不好，将对他人和社会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庸实践思维对权力大的人更重要，在权力大的人身上表现应更明显。其次，像其他领域一样，用中庸指导权力研究，可以很好地弥补西方学者研究之不足。当前西方关于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特别强调权力对思维方式、目标行为、自我控制和行为取向的影响，而中庸实践思维也是探讨中国文化下个体如何思维，如何选择行动策略的问题。因此，用中庸指导权力研究，可以与西方学者的研究进行很好的对话。

基于以上原因和考虑，我们首先在前文综述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权力研究的问题和争议点，总结出权力研究的根本问题；然后论述如何将中庸实践思维用于指导中国人的权力研究；最后指出中庸指导下的权力研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现实意义。